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生命“拐点”

一个平日里身体强健的人，突然因出现“状况”而被疑为肿瘤转移病人的时候，一个对工作非常热爱且执着的人，突然被“告知”将远离工作静静休养的时候，一个刚知“天命”、热爱生活且有着众多亲朋好友的人，突然需要“强制思考”未来的人生之路还有多长的时候．这个人会怎么想、怎么做？     

“修宪”、“制宪”、“行宪”之争与台湾“宪政秩序”塑造中的“国家认同”

“宪改”长期以来是台湾岛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目前各种势力围绕“修宪”、“制宪”、“行宪”之争关系到台湾“宪政秩序”的塑造。从李登辉时期“宪政改革”到陈水扁当局的“宪政改造”,台湾的“宪政秩序”同时具有法理意涵和政治功能。目前台湾“宪政秩序”塑造的焦点在于:“行宪”和“宪改”哪个更迫切,“宪改”本质上到底是“修宪”还是“制宪”?不同的“宪政秩序”的塑造途径将会产生对民众的不同“国家认同”导向,导致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倾向的混乱。     

西安事变“主战派”与“主和派”互动情形探析

在西安事变中,国民政府内部分化为“主战派”与“主和派”,但两派的分歧主要停留于事变应对方式不同意见的层面。为了维护其共同利益,“主战派”与“主和派”进行了实质上的互动合作。“主战派”、“主和派”的协作与南京政府战和两面手法的配合运用,对西安“三位一体”局面构成了较大压力,成为张、杨妥协放蒋和事变最终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     

确立与时俱进理念提高“三个代表”“三进”的实效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当今高校确立的教学理念的一致性,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三进”的重要性,而其检验标准是“实效”,因此确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心的两课教育教学新布局,努力拓展“三进”工作新途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选举年反“独”形势严峻 民进党急着重提“修宪”

在国台办1月举行的新年首场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杨毅指出，2007年是反对“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的关键时期，台湾当局通过所谓修改一个中国内涵的“宪法”，谋求“台湾法理独立”的活动将进入实质阶段，两岸关系将面临严峻挑战，众所周知，在大陆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大形势下，2008年因为大陆要举办奥运会、台湾要搞“总统”选举，已被“台独”势力视为实现其将台湾分裂出去的“最好机会”，而2007年是此前的最后一年，因此成了“台独”势力眼中的关键年，近日，台湾媒体已普遍嗅出“山雨欲来”的情势，岛内“去中国化”、“正名”之逆风大有蔓延迹象，台湾当局在“台独”理念思维的左右下，不断“去中国化”，不断地去构建具有排他性的“台湾认同”，他们用行政资源强力推动，不断侵蚀与强化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与中国情感，贻害深远。《中国时报》与《联合报》都预言，陈水扁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多时间中，很有可能孤注一掷，走上“台独冒进”路线，把两岸推向严重冲突对立的边缘，果真如此，海峡今年将极不平静。     

关于“德才兼备”的“德”

“任人唯贤，德才兼备”是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原则。无数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德与才，德居首位，德为才之帅；有才无德，“才”亦可能误入歧途，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出在“德”上。如何考察评价干部的“德”，是一个重要而又有一定难度的问题。     

纪念“五一” 我们怀念什么

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又要到了。现如今，许多时候，很多国人已经只将“五一”节视作一个放松休息的契机，渐渐忘却了这个节日最初诞生时的意义。     

“横财”与“横祸”

“横财”与“横祸”之间虽仅仅是一字之差，但差之毫厘．却可以失之千里；咫尺天涯，却能成千古之恨。最近央视“今日说法”栏目中播出的《中彩(票)之后》，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从意外横财到飞来横祸之间、乐极生悲、瞬间逆转的现代“悲喜剧”——     

村级民主：从“两委”变“三委”

如何避免村“两委”“选举时有民主，选举完没民主”的现象？重市南川区正在推行的“村（居）两委”变“村（居）三委”变革，从权力制衡的角度，将村民监督从“有名无实”变成了“有名有实”，亦为解决村“两委”民主选举后监督缺位、乏力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模式。     

“中国观念”与两岸关系

目前，两岸关系之所以僵局难破，“一国两制”方针难以落实，最根本的症结在于台湾当局不再把追求中国统一作为终极目标，更将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民众自身利益对立起来而予以否认，甚至不承认自己的中华民族定性，不承认自己是在５０００年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然而，一个中国是历史的、文化的、地缘的、血缘的，更是现实政治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邓小平在阐述“一国两制”时反复强调，解决台湾问题，我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的统一”。江泽民主席在“八项主张…     

试论“殷礼”与“宗礼”

周初文献记载有“殷礼”与“宗礼”,历来学者有不同解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铜器铭文、文献所载“成王周公之命祀”及封建诸侯等史实作了新的考察,认为“殷礼”指殷人之礼,“宗礼”指周人之礼,这有利于对周初相关史实作进一步的认识。     

“南陈北李”缺席“一大”原因新探

“公务繁忙”仅是当时的一个现象，与“南陈北李”缺席“一大”不是因果关系。透过现象看本质，两人在诸“公务”中都没有选择出席党的成立大会，明显反映出当时的一个认识问题，即对这次大会的意义估计不足，进而对大会不重视。     

是“五四”，不是“五四”

“五四纪念”的历史与“五四运动”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久。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八十一年了,但对“五四”的纪念却延续下来并将继续延续下去。“纪念”实际上是对过去的一种理解,而理解———如伽达默尔所说———本质上是把过去的意义置入当前的情景的一种调解或翻译。人们通过纪念的方式表达对过去的理解与对现实的确认,乃至对未来的设想。每一时代的人都按适合于该时代的特定需要的方式重新解释历史,纪念过去,因此每一次的五四纪念都会构成一种新的五四话语。五四的形象由此变得变幻不定,五四的意义也就在纪念中不断延伸。“…     

“领导认可”与“群众公认”的关系

坚持“党管人才”，在干部选拔工作中，必须正确处理好“领导认可”与“群众公认”的关系，这是贯彻落实党的“任人唯贤”干部路线的具体要求，是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领导干部，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进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实践问题。     

庄子之“道”释义

庄子哲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真人”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庄子那里，“真人”最终都归本于一个关于“道”的问题。所以，“道”是庄子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其所确立的本体观念。庄子之“道”从“心”的角度诠释“道”，其目的是摆脱一切主观与客观的限制和束缚，实现真正的精神自由。“心斋”构成庄子“道”的逻辑起点，“体道”的过程诠释了庄子“真人”之“独立人格”。庄子的一生是一种超越物我和生死，力求达到与道冥同地步的非凡人生，正因为庄子身上的这种情怀，才赋予其人生穿越历史时空而不朽之永恒价值。     

“十五”广西经济发展回顾及“十一五”展望

“十五”时期,广西经济发展相继实现了两个重要目标。2004年实现了以GDP突破3000亿元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发展“三突破”目标；2005年将实现以人均GDP越过1000美元为主要标志的“双过千”目标。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将进入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这表明“十五”是广西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回顾“十五”发展,展望“十一五”未来,具有重要意义。“十五”广西经济发展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时期相比,“十五”的广西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从经济增长速度看,创十年来增长新高,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十五”时     

以新的视角认识当代的“社”与“资”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由于诞生于战争与革命年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共同胜利论”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巨大差距，超越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愈越阶段的“社”，其优越性的发挥不可能在革命刚一胜利就立即呈现出来，而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带有姓“社”姓“资”的性质，但作为二者的具体实现形式，则不可简单冠之以姓“社”姓“资”。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如何认识当代的“社”与“资”，就更应从以往冷战时期只讲它们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而应看到二者相通和相同性的一面。     

“真理”与“价值”关系问题的理论辨正

在哲学上，“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属于传统哲学的论题，而非马克思主义的论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题，是基于实践论基础上提出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辩证统一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往往把前者混淆并等同于后者，这是误解。这种误解发端于苏联教科书，也构成中国理论界的一种范式和理论立场并反映在教科书中。其实，唯物史观不是在“真理”与“价值”这两个范畴的直观视野上直接讨论二者的关系，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讲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即唯物史观没有“真理”与“价值”的关系论题，“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辩证统一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论题。     

谈谈“问题”与“理论”

“问题”与“理论”,总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问题中的理论”是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中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理论中的问题”是属于理论研究范围内的问题。“理论中的问题”只有来自于“问题中的理论”才是现实的;“问题中的理论”只有提升为“理论中的问题”才是深刻的。真正的理论是源自“问题”的理论。围绕“问题”而发展是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任何理论的发展史集中表现为问题史;离开“问题”的理论,就变成了书斋之中的幻梦,时代之外的遐想,世界之外的独白,注定缺乏关照现实的力量。当前要重建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