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变迁及启示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湘西苗族乡村治理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主导乡村治理，实现了乡村社会重构；改革开放后，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双轨并治”，各自发挥治理优势；新时代以来，在国家治理指导下，乡村社会启动实施“共治共享共建”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这一变迁轨迹对于未来民族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启示：党和国家是引领民族社会治理的强大力量；在国家治理的规划下，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少数民族乡村善治的重要保障；维护民族团结理应成为我国治理制度设计中的重要内容。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变迁与重塑——以H省L市“屋场会”为例

乡村治理能否有效运行与乡村的内聚程度和结构功能紧密相连,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当看作是乡村治理的核心机制。我国村庄共同体经历了"道义型共同体—强制互惠型共同体—有限互惠型共同体—共同体衰败"的嬗变历程,也出现了关系网络陌生化、公共价值虚无化、村治主体空心化、乡村治权微弱化、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共同体困境"。通过对H省L市"屋场会"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方式的考察,提出坚持党建引领、打造公共空间、重构村治主体、培育公共精神、完善技术支撑来重塑乡村治理义务互惠型共同体,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恩施州“三位一体”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效及意义

针对当前乡村社会"强发展弱治理"的现状,恩施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围绕民族贫困地区的实际,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为目的,探索形成了由优选"村医村教进村级两委"的基层组织建设、进行"农民办事不出村"的网络技术建设、推进建立"法律顾问"体系的制度建设所构成的"三位一体"乡村治理模式,既有效缓解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危机,构建乡村信息化平台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对农民的服务方式,还为解决基层矛盾提供了最有力的"法治"工具。这一创新模式既立足于当前农村居民的现实需求,也符合把中国建成"法治社会"的长远努力目标,对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与水平,具有借鉴价值和推广意义。     

当代宗族更新与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以浙江省为例

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当代宗族的复兴显示了传统宗族文化潜在的顽强生命力。浙江省当代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复兴,成为重建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其所包含的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模式,也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代宗族需要加强现代性的更新,在避免与行政力量合而为一、克服狭隘的宗族本位观念的前提下,造就新伦理,构建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并把现代文化元素注入到宗族文化之中,才能切实地发挥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的作用,为乡村社会重建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动力。     

《积极引导宗族发展,推进乡村治理与振兴——基于广东省揭西县的考察报告》

正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构成,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全方位的作用,至今根深蒂固影响着农村地区的发展。本文着眼于当前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宗族问题,作者从历史文化研究与现实走访中重新考察审视宗族在乡村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提出在乡村振     

从“回娘家”到“联谊会”:外嫁女的“报”与新宗族主义的兴起

本文以对粤北甘姓宗族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研究近年流行于华南和东南地区的"外嫁女联谊会"。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新宗族主义背景下外嫁女与村庄共谋互惠的结果。研究发现,新宗族主义的兴起,改变了以往以男性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基于平等、自愿的同宗女性成员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外嫁女回报娘家村庄的初衷,使外嫁女、宗亲网络、村庄三者之间构成一种"报"的循环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村庄借助外嫁女连带群体,间接获得更多公共服务和资源,降低了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形成一种新的乡村再组织方式。最后讨论新宗族的"里"与"表",新宗族主义是传统宗族一脉相承的延续,呈现出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弹性。     

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目标定位、传统模式与路径建构

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其关键是乡村秩序的建构,兼具政治性、群众性和效能性三重要求。委托代理模式下的简约治理与直接管控模式下的复合渗透是建构乡村秩序的两种传统模式,但其都缺乏对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行动主体和权力技术的精准关注。以县乡干部为主体,权威体制的"治理吸纳政治"是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最新实践路径,与日趋涌现的"一个核心,多元参与"、"党建引领、社会参与"等基层探索高度契合。     

试论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架构下,一种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即以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为核心,以村务公开为制度保障,通过培育具有自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     

乡村传统文化现实境遇与发展机会—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

乡村传统文化对乡村社会有着独特的价值。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式微,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消极影响。只有采取重塑乡村新型生存空间,丰沃乡村传统文化生长土壤;重构乡村新式价值范式,展现乡村传统文化新意义等措施,才能在文化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中,为乡村传统文化、也为乡村治理找到新的生机。     

正确认识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正针对《积极引导宗族发展,推进乡村治理与振兴》这篇文章我讲四个方面的意见。一是本文提到社会治理的原逻辑。我认为社会治理,说到底是"两个目标,三件事"。两个目标,一个是秩序,一个是活力。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怎么把人给组织起来,不管是通过社区的方式还是社会     

当代中国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与治理对策——基于山东省莒县柏庄古村的考察

乡村文化作为蕴含深刻社会变迁意味与人文价值的文化资源,是中国悠久的农业社会的历史记忆的构成部分,同样也是当前强势工业文明冲击之下,文化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与新农村建设这两个维度,表达的是城镇本位与乡村本位的发展取向与目标,成为当前乡村文化保护的宏观背景。无论城镇化与农村"新"化,直接指向了对传统乡村生活体系的重构与建构,国家政策是推动这一进程的主要力量,经济力量为主要依托和核心考量。乡村文化保护与中国乡村发展的整体战略之间的巨大张力以及乡村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困境,凸显的是乡村文化价值的隐性与长期性和经济利益的显性与即时性二者之间的冲突。对此,国家必须在进行系统的乡村文化遗存调查基础上,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与财政支持,并有效协同市场与社会两大主体,共同推进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     

新时代“警察下乡”探析——基于乡村治理的三元互动结构视域

在新时代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存在着监督不力、程序不全等漏洞,某些地方村霸、恶霸以及宗族恶势力操纵基层政权,破坏了农村治理生态,阻碍了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基于此,可依照中国国情,构建"政党—行政—村民"的三元互动结构,整合新时代"警察下乡"的制度逻辑,将"警察下乡"纳入新时代农村治理格局。     

宋代士人群体如何参与地方治理

伴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南北朝隋唐"士族社会"瓦解,两宋之间在地方上逐渐积累起一定数量的士人,并逐渐形成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士人阶层的身份认同意识逐渐趋同,他们在文化上具有优势地位,自觉以"治天下"为己任,以蒙学、家训开展"训俗"教育,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和识字率;以恢复改革宗族制度,推动宗族礼制的庶民化;倡导乡约制度,参与乡村治理。宋代士人借助文化的力量融入地方社会,进而形成以士人阶层为中心的"士人社会"。     

乡村数字治理的技术主义迷误及其社会性调适

在国家治理视域中，乡村数字治理承载着实现乡村“治理有效”乃至“善政良治”治理理想的社会期待。在这一背景下，认为数字技术能够“包打一切”的执念，逐渐在乡村数字治理的探索实践中显露出来。这极易导致人们对这一新兴治理模式中数字技术的功能和作用产生迷误。事实上，数字治理所裹挟的技术主义与乡村治理所内蕴的公共性价值之间，是存在内在张力的。这一张力，是数字技术难以深嵌乡村社会人情伦理以及人际关系网络的根源。如果不能恰切地对技术进行社会性调适，数字治理就会“悬浮”于乡土社会之上而难以真正发挥其正向功能。为此，在乡村数字治理的探索实践中，要关注其社会兼容度，并运用社会力量调适和超越技术主义思维的片面性，以纾解乡村数字治理的技术主义迷误问题，使之真正成为助力国家治理理想和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技术驱动和赋能工具。     

清代民族边缘地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乡村社会转型——以鄂西南土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以鄂西南土家族社区为例考察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清代中后期,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正式形成,并呈现出与汉族社会趋同的特征,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基层控制的作用,体现了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转型的进程。     

推动文化建设与民族乡村社会治理良性互动

文化与社会治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从深层次上看就是文化问题。乡村治理需要以文化为正向推手,建构刚柔并蕴的制度法规;重构民俗文化以提高治理效能;建设乡村新文化服务乡村新生活;提升村民文化素质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长久支持。     

开放、流动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改革与创新

开放与流动日益成为当今社会的根本特征,我们日已进入了一个流动的新时代。在流动的时代,乡村社会外在日益开放、流动,内部却呈现出"村社不分、政经合一"、"内在束缚、外在排斥"的显著特征,农村社区治理各类问题与矛盾频发。从现实来看,在开放与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变革,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社会制度却构造出了一个内在封闭、外在排斥的乡村社会结构。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了一对矛盾,由此导致了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困境。在实践中,实施村社分开、政经分离、户产分开、重构集体产权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包容性的社区治理制度,是走出流动时代的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出路,也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社区治理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圈子文化”乱象治理探析

"圈子文化"是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必须要从严治理的政治乱象和沉疴毒瘤。它破坏党内正式制度权威和效力,扭曲和异化党内正常关系,损害社会心态和风气。从发生机制来看,"圈子文化"乱象的滋生及扩散与制度缺陷、行为主体价值扭曲、传统文化惯习影响有着直接关联。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要积极构建并完善制度惩防与思想教化结合机制、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机制、干部选拔与任用机制、多元力量协同治理机制,从而全方位预防和治理"圈子文化"乱象,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新乡贤参与与乡村公共空间的调控式建构 ——以浙江"最美文化礼堂人"(2018—2021)为案例

近年政府规划建设的乡村文化礼堂是当下最为重要的乡村公共空间.它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同时,亦引发形成非政府预期的社会效应.新乡贤全面参与了文化礼堂建设,并将其构建为自身群体的文化交往的调控型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形式上表现为政府和村民的中介领域,但是在根本上仅代表新乡贤自身.从现实意义看,调控型公共空间发展虽然还不充分,但它是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一肩挑"的乡村正式治理体系下,它可能起到某些辅助作用.在理论意义上,这有助于淡化当代主流公共领域理论的悲观弱点.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与重塑

培育乡村公共精神,对于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然而,在阶层分化加剧和价值取向多元的背景下,乡村公共精神缺失现象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乡村公共事务参与不足、公共理性匮乏、公共空间萎缩和公共权威弱化.破解之道在于发展乡村经济与营造乡村公共空间,推动乡村"三治融合"的资源嵌入,开展乡村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