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下乡”与美丽乡村建设——郁南县“千干建千村”实践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郁南县通过推行"干部下乡",在政府主导、干部引导下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实效。郁南县的"干部下乡"探索既促进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也丰富了农村基层治理的实践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谱系与发展趋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谱系可以分为"合作化"时期、"政社合一"时期、"政社分设"时期以及新时代"三治结合"时期四个重要节点。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朝着治理主体逐渐多元、治理方式由政策主导到法治引领、治理客体由相对简单渐趋复杂、治理内容从"资源提取"转向"资源下乡"的发展趋向转型,这些发展趋向是擘画未来我国乡村治理工作思路的重要依据。     

村级治理的变迁、困境与出路

当前,农村村级治理中普遍出现了严重的形式主义,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应付上级检查和填报表格。其中的原因是,随着国家资源的下乡,为了保证下乡国家资源使用过程的安全高效,国家权力以检查、监督、规范、程序的方式随之下乡。国家权力下乡、村级治理规范化和行政化,导致了村级治理难以应对细小琐碎的农村公共事务,难以满足农民自下而上的多样化需求。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只能是农民组织能力的提升。将农民组织起来是当前时期乡村治理的中心任务。     

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解释——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精准扶贫"作为带有高度政治任务的公共政策实践,具有"运动式"治理典型的特征。本文力图基于扶贫资源下乡入村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就贫困地区"镇—村"场域的运行逻辑进行探索,揭示扶贫资源和扶贫压力是如何由乡镇基层政府传导到村庄,村庄内部又形塑出何种的治理状况。承接扶贫资源入村的村庄具有结构破碎、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私人化"治理的特征,扶贫资源下乡入村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村庄的私人化治理,产生扶贫政策应付型执行、扶贫资源低效率使用、贫困户动员不足等问题,这让精准扶贫偏离其最终靶向,形塑成了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村干部和组织动员起来的贫困户才是"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行为主体,因此走出困境需要借助村庄党组织的动员能力,有效引导贫困户,并给予村干部党纪约束,才有可能形成重建村庄公共秩序,推动"镇—村"接点治理现代化。     

驻村"第一书记"治理困境和效能提升

驻村"第一书记"是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高为民办事能力、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置身复杂的乡村治理结构,作为外来力量的驻村"第一书记",可能产生权责不匹配、重形式轻内容、难以有效提升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等治理困境。提升驻村"第一书记"治理效能,需要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合理配置权责体系、处理好各种关系、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湖北省 点活“三农”大棋局

正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作为传统农业大省,湖北通过"三乡工程"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力争点活"三农"大棋局,推动农村发展,让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在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上下功夫,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发展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2018年     

基层善治中如何发挥下沉干部作用

干部下沉不同于干部下乡,在摆脱当下基层治理困境中,可起到人才补充、创新实践以及价值引领的作用。鉴于此,下沉干部需要有"政务官""事务官""为师者"等多维一体的角色担当。新时代干部下沉参与基层治理,要着意于人的建设,在"立人"方面,如何"向下用力"和"向里用力",可成为检视下沉效力的关键。     

CCTV-7 央视打造“下乡”公益平台

"下乡行动"源自2007年年底财务部、商务部启动实施的家电下乡。三年多来,这项以扩大内需,拉动农村消费,调整企业产品结构,积极改善民生为主旨的积极的财政政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治理进路——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分析视角

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视野,能够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研究提供科学系统的分析视角与理论借鉴。从"结构—功能"主义中的"价值—制度—角色"分析框架出发,可以发现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面临着价值引导性弱化、制度规制实效不彰和角色错位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治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应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以党内政治价值认同提供党的政治立场的合法性。二是以制度执行力建设强化党内制度的权威性。三是以政治角色扮演能力达成组织性与纪律性的建设目标。     

系统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正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以及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富裕的同时,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一些新问题。进入新时代,乡村要实现有效治理,必然要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瞄准打赢脱贫攻坚战、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乡村切身利益问题靶向突破,在破解难题中积极探索乡村治理的有效途径,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历程与新时代法治需要

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区治理都遵循一定的"法治"精神。这些体现"法治"精神的法既有国家正式法(硬法),还有以国家法为基础衍生出的非正式法(软法),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法治基础,对构建基层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村社区治理的内外环境、基础条件不断发生变革,国家战略部署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农村社区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实践中,农村社区治理法治也存在突出问题。新时代,需要从制定城乡社区一体化治理的现代法规、社区经济社会事务分类治理的现代法治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现代社区治理的现代法治框架、社会关系调节及社会行为规范的现代法治规则、居民权利保障及权益维护的现代法治制度等层面出发构筑现代法治,夯实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基础。     

基层治理合规化与制度成本

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从内生供给向外生供给转变，重塑了基层治理秩序。在内生供给模式下，群众动员贯穿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全过程。在外生供给模式下，资源分配的合规性替代群众动员，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确保资源分配的合规性，资源下乡往往伴随着规范、规则和监督下乡。这一转变在塑造了基层治理的合规化运动，压缩了基层干部权力寻租的空间的同时，也使基层干部的大量精力被耗散在完成合规合法的程序要求上，造成了基层治理制度成本攀升这一意外后果。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依然具有标准化程度低、规范化难度大的特征，治理秩序建立的关键不在于规范而在于动员。     

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的转型与重塑

后备干部培养是确保农村治理稳定性的人才保障,也是观察基层治理的重要窗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经历了从"镶嵌于生产体系"到"党组织培养体系与自治选举体系竞合",再到"干部培养—选拔机制的二元分离"的历史演变。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村干部功能定位的政策转向、基层干部培养的组织策略转变是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演变的三重要素。为了应对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转型而产生的实践困境,基层政府常采取治理事务重组、治理网络重构和干部资源整合等治理策略。当前的"富人治村""能人回乡"等干部选拔方式,难以从根源上解决农村治理人才供给不足的困境,有必要进行反思。重塑可持续的农村干部培养体系需要认真处理好乡村关系、干群互动关系、公职化与自治关系。     

加强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相融合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立足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围绕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精神和重大部署,尤其是十九大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行业协会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法人治理,走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组织发展之路。立足于中国治理现实,结合行业协会改革发展的实际,本文研究分析了加强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相融合的逻辑机理,在此基础上,基于嵌入型理论提出"目标—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理论框架。据此,加强党的领导和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相融合可以在目标、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三个层面实现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价值目标的统一,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组织结构的嵌构,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法人治理决策、执行、监督运行机制的融合。     

论新时代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三重维度

新时代国家治理话语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时代主题之一,由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维度构成。三个维度既有其相对独立的内涵,亦辩证统一。国家治理话语生成与发展的历史维度,是由"革命—动员"和"改革—稳定"两大语境共同塑造;其理论基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渊源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其形成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总结与理论突破。新时代国家治理话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托法治建设、群众路线与公平正义理念的时代契合,确立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并不断自我完善和全面丰富。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老龄社会治理模式

新时代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突出反映于农村老龄社会治理之中,使得农村老龄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和迫切性相较城市更为明显。因此,农村老龄社会治理须对症施策,在城乡全面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之下,从农村老龄社会治理所需经济缺口的补齐、农村高质量社会保障的建设、涉老产业与供给的发展、老年"医养护"知识科普与养老观念培育、家庭养老功能重塑、文化养老资源的开发利用等方面着手,作出适合我国农村的老龄社会治理路径选择。     

农村治理需要向村落延伸

现行农村治理体系的末端主要定格在"村"这一层级。从农村治理的多年实践来看,村级组织在农村治理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把村级组织建设好了,就起到"定乾坤"的作用。但从农民政治需要、基层长远发展来看,农村治理必须与时俱进,向村落延伸,在农村构建"村—村落"两级组织构架,使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真正落地。一、村落特有禀赋和文化资源使村落成为农村治理单元的最佳选择     

干部如何传承骑车下乡的精神

骑车下乡甚至徒步下乡曾经是我党领导干部下基层惯常的出行方式,对建立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领导干部下基层的方式根据实际需要已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但骑车下乡所蕴含的密切联系群众和真抓实干等核心精神,仍然是值得继续发扬的宝贵财富。应当通过继续发扬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亲民爱民精神、为民服务的排忧解难精神、求真务实的调查研究精神,更好地传承骑车下乡的精神价值,推进基层的各项工作和治理现代化。     

开放、流动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改革与创新

开放与流动日益成为当今社会的根本特征,我们日已进入了一个流动的新时代。在流动的时代,乡村社会外在日益开放、流动,内部却呈现出"村社不分、政经合一"、"内在束缚、外在排斥"的显著特征,农村社区治理各类问题与矛盾频发。从现实来看,在开放与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变革,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社会制度却构造出了一个内在封闭、外在排斥的乡村社会结构。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了一对矛盾,由此导致了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困境。在实践中,实施村社分开、政经分离、户产分开、重构集体产权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包容性的社区治理制度,是走出流动时代的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出路,也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社区治理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乡村治理也需要“德治”

德治在乡村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与自治、法治相互补充,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以及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但是,由于德治的"软约束"性质以及新时代农村发展形势的变化,德治作用的发挥还需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我们要加强自治、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推动德治作用的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