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特征及罪名探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持有型犯罪,其在客观方面的表现是行为人持有超过合法收入且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其本质特征在于行为人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的行为,而不是不能说明巨额财产的来源合法的行为,基于此,该罪的罪名确定为非法持有来源不明的财产罪更为妥当。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溯及力认定

【裁判要旨】具体犯罪行为实施时间的判定是准确认定刑法溯及力的前提条件。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仅是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前提条件,行为人不能说明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系该罪客观方面的本质特征,故应以行为人不能说明来源的时间节点作为实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时间,在此基础上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溯及力问题作出认定。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要件的反思与重构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要件的认定上,理论界存在着不作为说、持有说以及混合行为说。这三种学说均存在固有的理论缺陷且难以解决现有问题。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视为一种立法推定的犯罪类型,而不像其他犯罪一样具备完整的构成要件内容,并从犯罪的立法推定视角出发,将"说明来源"条款理解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正当化事由,而不是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或许是解决本罪客观要件认定面临现实司法尴尬的一种尝试性通道。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行为要件研究

学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方面的代表性观点有两种:"不作为说"和"持有说"。本文首先从立法精神探源,对"不作为说"进行了批驳。接着从行为论上对"持有"进行了厘清和界定,旗帜鲜明地提出持有是行为,并进而提出"持有"这一概念是从具体行为方式来界定的,持有行为可能是作为方式,也可能是不作为方式。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兜底罪"运用了推定机制,故在立法上规定"说明来源"进行救济。     

揭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面纱——兼论持有与推定的适用规制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行为方式中,"不能说明"要素属于该罪的消极构成要件要素.作为一种持有型犯罪,该罪同时包括两种推定一是财产来源非法性的立法推定;二是财产持有明知的司法推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本身的正当性与持有和推定相关,但其最终取决于对无罪推定内涵所作的界定.持有与推定的适用涉及刑罚权的行使,因而必须严格予以规制.     

浅谈巨额财产不明罪的主体范围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系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93条的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国家工作人员：另一类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将《刑法》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范围，应该说于法有据，理论上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浅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自首问题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否存在自首的问题，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目前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肯定说和否定说。 一、肯定说。持肯定说者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自首情形，这与我国刑事立法精神是一致的。     

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几个难点

第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数额计算的问题。数额在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很重要，但数额的计算在实践中相当麻烦，且没有有效的办法。目前，实践中一般比较常用的是用“数额排除法”，或者“差额减除法”，即在行为人的全部财产和支出中，排除其合法收入的部分，剩余的就是以非法所得而认定的非法财产。     

德国法庭判处自杀未遂男子赔偿2000欧元

实践中，有些司法机关在办理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案件中．将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妻子多次转移、藏匿自己掌管的家庭巨额财产，并对差额巨大的财产拒不说明合法来源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共犯，认为妻子为丈夫拒不说明巨额财产合法来源起到帮助作用，应当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此做法不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巨额财产一般是丈夫利用职务便利的非法所得，没有证据证实该项财产为夫妻共同非法所得，故不应对妻子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其证明责任研究

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创制以来,不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中,对诸如该罪的罪名确定、犯罪构成及举证责任等问题均存在较大的争议,直接影响了该罪在打击、防范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走私等犯罪行为方面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从刑事及诉讼理论的角度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构成、罪名及其举证责任的承担等提出了自己的现点：拒不说明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不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非法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作为本罪的罪名更为科学;本罪的举证责任应由负有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承担。     

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基于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近年来持有型犯罪立法呈现迅速扩张的趋势,而持有型犯罪与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存在天然紧张关系,在司法上应限制持有型犯罪的适用。除非法持有枪支罪外,不应认为持有型犯罪的正当性根据(处罚根据)在于持有行为本身的抽象性危险,而应认为持有型犯罪属于一种立法推定性规范。处罚吸毒者持有、运输毒品的行为,系变相处罚吸毒行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不应简单地将持有型犯罪看作继续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以外的持有型犯罪,持有期间的法律变更不具有溯及力,追诉期限应从持有之日而非结束持有状态之日起算。主动交代存在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成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自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决生效后查明来源的,应当撤销原判决,以所查明的来源定罪处罚。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疑难问题研析

本文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疑难问题进行研究 ,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客观上应表现为不作为的行为方式 ,而不是持有 ;该罪在司法证明上并无重大突破 ,只是在立法上的证明责任转移 ;该罪在设置方面的缺陷问题 ,根源于其前置制度的缺失 ,需要在实践中予以弥补     

论持有型犯罪的客观方面及刑法评价——兼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行为方式

持有型犯罪不同于作为或不作为犯罪,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行为方式的犯罪类型。由于尚未造成任何法益的实际损害或危险状态,持有型犯罪因而是一种＂抽象危险犯＂。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持有型犯罪包括涉及假币、枪支弹药、毒品等管制物品或限制流通物品的犯罪,不包括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纯正的不作为犯罪。刑法对持有型犯罪的规定体现了国家刑罚权的扩张,对持有型犯罪的刑罚设置应当谨慎,应当体现现代刑法理论中的轻刑化思想。     

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几个问题

“司法机关无法查清巨额财产的真实来源”和“非法获取巨额财产”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客观要件 ,本罪的行为只能是不作为 ,不作为特定义务的来源是司法人员的责令。行为人受到责令时 ,如实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于贪污、受贿 ,不能视为自首。行为人的本罪被定罪判刑后 ,又查明其以本罪判处刑罚之涉案财产为贪污、受贿所得 ,则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可构成本罪共犯。为弥补本罪之立法缺陷 ,应直接将本罪以贪污或受贿罪论处。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适用难的思考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适用难的思考张召卷自１９８８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确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后，从多年来的司法实践看，人民法院办理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案件却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司法人员对该罪的理解尚有差异...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共犯问题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分析实践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共犯的判例极少的原因的基础上,探讨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共同犯罪的具体条件及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共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首问题探讨

刑法学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否具有自首存在争议。笔者赞同肯定说观点,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自首也表现为一般自首与特别自首两种形式,并且具体探讨了在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期间“主功交代犯罪事实的”是否属于自首的问题。     

浅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本文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修改的相关背景出发,探讨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修改的适度性,并指出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我国具体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以期为我国在未来的刑法修正案(七)具体制定中能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设置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法定刑有所助益。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建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唯一举证责任倒置的犯罪。本文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和实施有一定的缺陷,拟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法律监督制度等构建较完备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个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共犯问题

本文案例启示: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如果其配偶系非国家工作人员,配偶不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共犯。如果其配偶也系国家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不宜对配偶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在配偶亦犯有贪污、受贿等犯罪,有一定证据表明家庭巨额财产与配偶的经济犯罪存在高概率时,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配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