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执政"的哲理思考

执政是掌管国家权力,现代国家的统治是以政党的形式来实现的,民主国家的执政者必须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只有依法执政,才能执好政,才能长期执政。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法哲学思考

加强党执政的合法性研究,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意义重大。所谓合法性,其直接含义是一种合法律性,其第一要旨是社会公众对统治权力的一种认可、认同或赞同。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具有实质的合法性,但是,无庸讳言,由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凸现,党执政面临着合法性的种种挑战。因此,为了保持党执政的合法性,必须做到: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党执政的合宪性与合法律性;坚持人民主权原则,保证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巩固党执政的价值合法性;完善程序性民主的制度性安排,保证党执政的形式合法性;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有效地遏制腐败,消解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略论党的执政方式的法治化

执政方式的转变与进步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必然要求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 ,只有坚持依法领导 ,依法执政 ,才能不断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巩固执政地位 ,提高执政水平 ,实现有效执政。推行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 ,必须以法的形式确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权力以及领导体制 ,健全科学的党的运行机制。     

浅探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

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领导党,肩负着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的历史重任,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任重而道远,因此必须有一个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执政党资源作为基础。目前,理论界正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推动着执政党执政资源理论的发展。本文仅就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作一浅显探析。     

“执政能力”的法理解读

“执政能力”可以诠释为包含(不完全等于)执政的权力能力,即执政者依宪享有被授予行使国家权力的宪法资格。这是成为执政党的前提。“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政党要取得执政地位,必先“依宪当政”。执政后还要求“依宪执政”、“依宪担责”。执政党不仅处于领导地位,还要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为民服务的工具、依法治国的工具地位、受监督对象地位。执政地位不是集体世袭的,要扬弃“打天下者坐天下”的身份特权,实现“由身份到契约(宪法与宪政)”的历史转变。以不断为人民立新功,来巩固和延续执政地位。     

浅析新时期下我党的安全执政

安全执政是指执政党在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没有危险、不受威胁,是执政体系良性运转的状态,是巩固其执政地位的要件之一。执政安全具有相对性、时变性和全局性。加强我党执政安全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政治安全,健全执政的制度体系;加强经济安全,增强执政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加强文化安全,夯实执政的理论基础;加强社会安全,营造良好执政环境。     

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政治认同：内涵维度、现状特征及其建设路径

在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获取长久的政治认同是抗拒执政风险并长期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键所在。政党执政权威性与执政公信度构成了执政党政治认同的两大维度。前者表现为政党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政党制度的稳定性、政党执政绩效的持续性,后者则包含执政党的忠诚度、参政党的信任度以及普通民众的认可度等三个层次。据此考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建设路径。     

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看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有着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巩固和发展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从政党制度角度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的必然性，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国政党制度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依法执政”考辨

依法执政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与法律问题.执政是一种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用以连接二者的活动,依法执政在西方国家与社会分立的背景之下并不成为问题.在当代中国,由于政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讨论依法执政的意义才较为突出.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宪法政治、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为前提和条件,并需要解决执政党与国家的分开、调整自身地位、从政治思维转换为法律思维等难题,才能实现依法执政的基本目标.     

执政信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理论视角

确保执政地位是所有执政党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执政地位的巩固依赖于执政党拥有良好的执政品性和良好的执政能力。执政品性与执政能力的有机统一构成执政信用。以德治党是培植良好执政品性的必然选择,依法治党是增强执政能力的必由之路。只有将以德治党与依法治党结合起来,才能培植和增强执政党的执政信用,也才能确保国家的政治稳定。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因此 ,弄清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意义重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党的领导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实施依法治国的动力与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基础与所要实现的目标 ,依法治国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坚持党的领导 ,就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 ,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 ,使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 ;就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但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就要在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实践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民主协商与民主表决相结合、“多谋”与“善断”相结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不断提高我党运用民主的水平 ;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国家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相结合、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实现由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向主要依靠法律办事转变 ,不断提高我党的依法执政水平。     

我国宪制发展中短期态势评估

我国宪法确立了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架构,内容包括若干基本宪法原则、公民宪法权利的范围及其保护、国家权力的横向和纵向配置,以及宪法的保障实施。我国宪制发展面对的课题可概括为以下几种:使政治、法律体制改革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效保障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治化;形成独立的有权威的司法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完全可以在今后5-10年内实现一些具体的宪制改革目标,其中包括:初步实现政党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法制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修改选举法,容许人大代表选举实行竞选;实现不同职业选民的平等选举权;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采取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基本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消除地方因权力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领导机构而形成的党的书记破坏法制、搞个人专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设立宪法法院前的过渡措施;逐步终止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选举和补选环节普遍违反法律原则的做法。     

执政能力建设视野下党政关系再审视

党的领导职能是政治领导和执政职能的统一,科学地认识新时期下的党政关系,必须正视共产党在管理国家公共事务中的主体作用,重新认识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结构“二元化”现象,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推动党政关系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发展。     

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新发展

依法执政是现代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经济活动方式的变迁而改进。依法执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要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就必须强化党的依法执政意识,学会用宪法思维执政;要求党的执政活动本身制度化、法律化;要求党在依法执政的实践中逐步强化执政责任制度。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依法执政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治国方略开始逐步纳入宪政轨道。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执政党依法执政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经济市场化与执政党的转型

经济市场化事实上最先将力作用于执政党。执政党主动地推进经济市场化进程，然后又被动地接受市场化的挑战，进而其只能主动实现自身的转型：执政权威由克里斯玛型向法理型转型、执政体制由全能政府体制向有限政府体制转型、执政方式由集权人治型向分权法治型转型。这些方面的转型从客观上推动了政治民主化进程。     

建设我国高素质行政执法队伍的宏观构想

行政执法队伍是党的执政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坚强基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本文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建设我国高素质行政执法队伍的总体思路和宏观构想。     

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干部人事制度。本文在回顾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未来的改革趋势从干部选拔任用、管理监督以及思想教育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The Politics of Law in Mozambique: Customary Authority and Changing Premises of Legal Reform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 Mozambique has undergone two major processes of 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which have culminated in the creation of new legal systems. The first change took place atindependence in 1975, when a state-socialist system was adopted; the second came twenty years later when a liberal-democratic model was embraced. Setting out from Lotmanian semiotics,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legal change in Mozambiqu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llapse of the radical project in the 1980s was linked to the new centre's failure to establish its metalanguage over the periphery, and to penetrate and transform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ruling party changed from rule-focused to expression-focused, becoming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ingly defensive and pragmatic. During the latest phase political debate has concentrated on local communities and the role of customary institutions. Both are burdened with contradictory textual memories, which the parties have failed to reconcile. However, due to its strong institutional position the ruling party has managed to maintain centralised control, albeit with an altered metalanguage to suppor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