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格局研究的现实主义取向和“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科整合研究之一

国际格局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理论属性和取向,有关国际格局的理论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假定之上,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分析逻辑,特别是它还被现实主义导向了同外交政策的实用联系。现实主义本身既具有对国际关系的深刻洞察力,又存在着不容置疑的局限性,这两方面的特点必然影响到国际格局研究的理论品质。以此观察中国关于国际格局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到:国际格局的概念反映了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取向和理性主义的内涵逻辑,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西方话语霸权之下,它营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现实主义语境,为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特征提供了某种便利的条件。但是,从学科的进一步整合来看,对于国际格局的研究仍需要结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做出内涵和容量上的扩张,以使这一概念更加适应国际关系的实际状况。     

“权力国家”乎？“贸易国家”乎？“文明国家”乎？——“新德国问题”理论探索

“权力国家”、“贸易国家”和“文明国家”是外交政策研究的三种理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大主要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相对应。这三种理论模式的一般理论特点与要求是什么?它们对研究德国外交政策的适用性如何?说服力怎样?能解决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即坚持什么的问题吗?这些是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     

浅析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影响

主流与反思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认识论上的差距,不同的认识论基础通过方法论表现出来,其中作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认识论基础的“实证主义”通过行为主义革命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影响最大。结果,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讲究科学方法论的新现实主义只继承了经典现实主义的命题与假定,却丧失了原有的批判性反思功能。同理,新自由制度主义大幅接受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与假定,从而导致了理论的保守化,使之沦为新现实主义的“补修范式”。这样就根深蒂固地阻碍着与反思主义理论的范式间沟通,而范式间对话才是使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恢复”“实证精神”的关键所在。     

两阶游戏理论与1996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战略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以无政府状态为特点的国际政治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为国家安全上的需要所支配,而政策决策者可以相对地不受国内压力的影响。 但是,随着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统治地位的削弱和国际事务的变化,以国内变数来说明国家的国际行为模式的理论就日显必要。 过去1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完全改变了外交政策的特点。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在冷战期间,在全球范围内冲突和纠纷不断的     

日本地区研究的论争与发展

受到美国的重要影响,战后日本的地区研究的发展经历黄金时期,在学者们的积极努力和社会大力支持下,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为日本更好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本地区研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关于地区研究与社会科学专业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研究之间关系、地区研究方法论及地区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反思等三个方面的论争。这些学术论争推动了日本地区研究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当前,日本的地区研究与现实政治特别是与国家政策走向关系日益密切,其地区研究理论建设尤其是方法论方面不断完善,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整合也得到不断加强。     

关于中国外交战略指导思想的理论思考

以权力来界定的国家利益概念是西方经典现实主义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近年来国家利益的概念在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和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也逐渐成为广泛运用的学术范畴和论证出发点。能否就此断定,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出发点,已经转为或者说应该就是中国的国家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从西方理论到中国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历来存在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整合问题。这三者整合得好,会发展出成功的理论范式,从而极大地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中,就理论价值而言,本体论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最基本问题,也关系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是什么的本源性课题。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第三次、第四次论战来看,它们均直接与本体论问题有关,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界最大的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这种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已经大大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就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建设来说,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需要强调的是,以自己的本体论为基础,建构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学科建设不断注入新的知识源泉,并提供知识再生产的能力。     

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

国际关系理论曾经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外交政策的实践也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学术界和决策圈存在着一定固有的区别,但近些年来二者的鸿沟在日益加大。学术界和政府应当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加强合作和了解,促进二者间的双向互动,学者们也应当加强务实性,密切同政府的联系。     

权力、认同与中国的国际地位——评《中国寻求国际地位:国际关系的重新调整》

在中国实力上升的背景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身份定位和基本目标。在《中国寻求国际地位:国际关系的重新调整》一书中,邓勇引入社会学意义上的地位概念,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权力与身份问题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解读。本文试图对作者在书中阐述的核心逻辑加以梳理,尤其是对其综合现实主义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的努力加以评析,在此基础上评论这项研究的成就与缺陷,以期对理解中国崛起道路和中国外交政策提供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借鉴。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从西文理论到中国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历来存在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整合问题。这三者整合得 好,会发展出成功的理论范式,从而极大地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中,就理论价 值而言,本体论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最基 本问题,也关系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是什么的本源性课题。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 的第三次、第四次论战来看,它们均直接与本体论问题有关,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界最大的理 论反思和本体思辨,这种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已经大大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就中国 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建设来说,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需要强调 的是,以自己的本体论为基础,建构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学 科建设不断注入新的知识源泉,并提供知识再生产的能力。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刘丰教授访谈

国际关系理论是学科的思想积淀和知识根基,其研究状况直接反映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发展面貌和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国家实力和地位显著提升等外部力量推动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对理论创新的需求和呼声愈发强烈。最近几年,中国学者构建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那么,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研究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出现过哪些重大理论争鸣?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哪些新进展?存在着哪些缺陷和不足?如何看待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主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马骦专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刘丰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和东亚国际关系,专著《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译著《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没有应答的威胁》《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等。     

“一体化”视角与国际关系角色理论的演进

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一体化的理论视角"作为新的研究途径,逐渐被许多学者接受,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思路。角色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并受到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角色理论通过引进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认知心理学和比较政治学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切入点,而且还展现了理论一体化的途径。这一研究路径先后引起欧美学者的关注,在他们之间搭建了对话平台,而且将物质和理念两个因素以及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个层次分析视角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回应了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争论。     

国家利益问题：西方主流学派的论争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家利益问题的论争包括经典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建构主义的挑战和新现实主义的发展三个阶段。其中 ,建构主义的挑战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新现实主义也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利益理论。作为系统理论向国际关系大理论过渡的必要一步 ,对国家间利益关系的研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批判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现实主义一直是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视为权力政治的名著和现实主义思想的重要渊源。马基雅弗利(Niccol(?) Machiavelli)的利益观、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论、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原罪思想等都对现实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西方国际关系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是从一战结束开始的。二战之后,国际关系学成为独立于历史和法学的     

从批判理论看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视野

伴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和两极时代的终结,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的本质是指国际关系或世界政治正处于重塑阶段,并由此向当代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及其观点提出挑战。70年代末以来,国际政治研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strctural realism),即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异军突起,开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主义风气之先,奠定了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的逻辑基础和理论地位。与此同时,以     

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与外交实践笔谈

从方法论、理论意义和制度创新三个角度把握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发展方向,是深化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理论研究的重要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力推动着理论范式的创新。这种创新表现为中国国际关系理念与价值创新、思维创新、模式创新和话语创新。我们需要深刻辨识中国全球伙伴关系战略对开创国际关系新模式的理论意义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世界共同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价值。21世纪的国际竞争具有新的特点,更多体现为纵向竞争、间接竞争、错位竞争。由于美国视中国为长期性的竞争对手,这使得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战略竞争呈现长期化态势。我们应从更广阔的战略图谱中定位竞争,从管控竞争、化解竞争的角度去应对竞争,其中包括推动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     

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评《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

一、研究背景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是数十年来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流派争辩的焦点问题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不承认观念的作用,将观念置于其研究框架之外。这一理论流派的代表沃尔兹(Kenneth Waltz,又译作华尔兹)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结构是根据物质因素即无政府状态、该状态下的秩序原则和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状况来加以定义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创新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许多发展和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关系史、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新中国外交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在目标追求和实践要求上有许多原创性贡献。从国际关系史上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摆脱了权力政治的窠臼，其理论与实践创新更多。从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传统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实践中吸取教训，科学判断世界发展潮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对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实践作了新的有益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继承新中国外交传统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实际，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许多创新。     

变动条件下的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专注于实现本国利益而愈发进取。特别是在近年有关南海、东海争端中,中国被描述成咄咄逼人和野心勃勃的。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变化,反映出中国领导人的某种不安全感和反应性特点。中国领导层尚未进入其国际新角色的状态,中国对其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国内和国际挑战,以及不可避免的紧张,尚未做好管理的准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这种内向特性却往往被忽视,主导西方学界的新现实主义对此无法进行解释。这就需要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同时强调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变化。这种分析框架能够为中国崛起的现实主义分析提供更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研究

布兰特利·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融合了结构现实主义和错误知觉理论,将权力关系结构与认知因素连接起来,解释了国际关系中权力不对称关系导致国家间紧张关系的原因。根据这一理论,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结构下,国家对利益和风险的感知存在着重大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两国容易误解对方行为,进而带来关系的紧张与）中突。由于这一理论的经验依据来自东亚国际关系史,因而给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