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苏联宪法的移植

新中国的宪政建设在发端之初就走上了移植外来法的道路,从宪法制定到宪政实践,均受到苏联宪政模式的广泛影响。在苏联宪法理论于中国大陆全面传播之时,刘少奇作为苏、中法律嫁接的桥梁,将苏联的制宪建议、宪政精神和选举制度等传入中国;通过移植苏联宪法,主持和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为"五四宪法"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     

联省自治运动及其启示

上世纪20年代,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联省自治运动。联省自治运动是当时国人追求民主宪政的一次伟大尝试,对中国宪政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失败亦发人深思。本文通过研究联治运动的发起,失败及其失败原因,引发更深层次关于联邦制,宪政制度移植和宪法文化培育的思考。文章简要探讨了联邦制和单一制,并提出了培育宪法文化的问题。中国要落实宪政制度,制度方面的移植必不可少,但也不能忽视宪法文化的培育,尤其要注意外来宪法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差异和冲突。通过对宪法文化的融合,培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文化,从而进一步推进宪政的实施。     

中国社会转型的法律基石:1982年宪法的历史地位

世界各国宪法无不是为应对其面临的"麻烦问题"而制定与变迁,美国宪法最为典型,中国宪法亦是如此。回顾中国制宪与宪政历程,其面临着的多重问题。82宪法的历史地位和时代背景也需要从历史逻辑中进行探寻,即82宪法承担着稳定国家秩序与推进社会转型改革的重任。从82宪法的历史和文本中,可以看到宪法作为人民的基本共识,潜藏新中国宪法发展与变迁的历史逻辑,契合了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的现实,总结了历部宪法的历史经验,融入了先进的宪政理念。由此展望82宪法之未来,其拥有足够容量,能够完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转型提供法律动力之历史使命。     

以总统为核心的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分析——以英、美、法三国为比较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可以说这部宪法是俄罗斯联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宪法,放弃了"社会主义"转而采用西式的"三权分立"、"民主政治"等宪法原则,这是将西方的宪政主义移植到社会主义土壤上的一次大胆尝试。然而具备了西方宪政特征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并不是对西方国家的一味模仿,同样有着本民族的遗传特征。由于特定文化和历史方面的影响,有着强大权力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可以说影响到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毛泽东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与实施

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智慧、崇高的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威望,领导全国人民制定了新中国宪政建设初期标志性成果的我国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的颁行与毛泽东宪政思想的传播,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历程。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这部宪法制定不久便遭到被废弃的命运并成为一张被尘封起来的纸片。新中国的宪政实践启示我们,必须要处理好执政党及其领导人与宪法的关系,必须培育民众对于法治精神的理解和宪法的信仰,必须发挥宪法在权力配置与制衡方面的重要作用,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与违宪审查制度。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跨入伟大的法治时代。     

宪政正当性论略

宪政是按宪法运作的政治和政治体制,是颁布宪法的必然目标和实践归属。我国一些学者却明确提出了“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的主张,这种“宪政否定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新中国对宪政建设的贡献,也削弱我国公民本来就很淡薄的宪法意识,应予纠正。宪政是一个比民主、法治和人权抽象程度更高的概念,可以涵括我国现行政治理念,客观地对待现代政治文明,确立宪政的目标,加强宪法实施,把宪法规定的东西切实落实下去,是一种积极、稳妥、务实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从宪法走向宪政

本文从探究宪法和宪政的起源出发,提出这样的观点:以有限政府和人权保障为基本内容的立宪主义思想的有无,是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在宪法和宪政建设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文中认为要实现从宪法到宪政,最重要的是确立立宪主义的思想,按照立宪主义的原意来制定宪法、尊重宪法和实施宪法。     

论宪法思维的基本特征

宪法思维不同于宪法精神、宪法价值、宪法文化、宪法信仰、宪法意识、宪法观念,它是指人们运用对宪法本身的认识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宪法思维以宪法为媒介,以宪政为取向,是最重要的法律思维.基础性、纲领性、根本性、系统性与宪政性是宪法思维的基本特征,其中,基础性侧重从地位上讲,纲领性、根本性、系统性侧重从形式上讲,宪政性侧重从内容上讲.     

宪政基因概论——英美宪政生成路径的启示

宪政基因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 ,能够引起宪政产生并决定其性质与发展方向的基本的社会因素。英美宪政之所以能率先生成并成为其他国家的学习典范 ,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英美社会中较早地生成了个人权利诉求、政治权力多元和法律至上的宪政基因。这些基因是宪政产生及发展的原始动力 ,体现为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分权与制衡以及法治等原则。缺乏宪政基因的东方国家 ,最重要的是在社会上有意识地移植和培养这种基因 ,否则即使制定了宪法 ,也未必能够很好地实施。     

违宪审查与宪政

宪法并不代表宪政,宪政的内容一方面是严格地限制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就是严格地保障公民的权利.从实质宪政到程序宪政,关键在于"程序",即如何去实现上述两个功能.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律的法律,强调宪法的政治纲领性,从而有意无意地漠视其法律性.宪法是政治宣言还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文本?很显然,宪法首先是作为一部法律而存在的,她具有普通法律的共同特性,而法律的生命在于被运用,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被实施的、被执行的,否则就是"虚置"的法律,是被当作神物供起来.程序宪政首先应当解决的是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     

宪法泛政治化的逻辑归谬与历史反思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创立的“政治问题不审查”之宪法惯例及与美国宪法传统相契合的政治观,将对宪法正当性的逻辑判断转读为对于主体的道德依赖,其生成的逻辑结构未免带有强迫性,导致宪法的泛政治化。近代旧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亦然:宪法“移植”使得“应然宪法”性状无法获得“实然宪法”有效地证明,则悖论产生;“自上而下”的立宪路径和权力本位,使得宪法缺少正当性基础;明显的“工具性”特征,造成“政治”与“宪法”的“目标冲突”,形成“体”和“用”的二律背反。事实就是:宪法的泛政治化是一个世界现象,防止宪法泛政治化,宪法司法化具有价值上的合理性,但以司法化为导向的中国宪政目标之实现尚需经历一个长期的准备阶段,要防止两种极端倾向:悲观主义和冒进主义。     

作为宪政实践机制的合宪性审查

合宪性审查作为一种宪政实践机制,蕴涵了宪法的“高级法”观念、自然正义、宪法保障、分权与权力理性、宪政民主、人权保障等思想基础,集中展示它的宪政性与现代意义。为此,应当认真对待宪政生活中的合宪性,当前我国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应否创制,而在于如何创制合宪性审查机制。     

宪法理解与宪政的建立和巩固——一种宪政经济学的视角

宪法之维系和宪政之建立与巩固,有赖于对宪法的复合式理解。宪法的内容构成、属性、层次以及宪政之建立与巩固过程,都是多元化的。宪政经济学视野下的契约宪法观、协作装置宪法观、惯例宪法观与自发生成的制度宪法观都把宪法简单化与单一化。要建立和巩固一个宪政体制,宪法的制定必须与某一共同体的惯例保持一致,同时,宪法必须具备稳定性、有效性、效率性。     

宪政:中国的困境与出路——梁漱溟宪政思想研究

本文述介梁漱溟先生关于宪法与宪政的基本看法 ,特别是他从不同人文类型的观照中对于中国模仿、移植西方宪政的困境的分析 ,有关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思虑 ,同时并述及各种政治力量对此所作的反应 ,指出在中国近代百年宪政思潮中 ,梁漱溟宪政思想的特立卓越处。     

中国第一部近代宪法—《鄂州约法》

《鄂州临时约法》是民国时期湖北军政府制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近代民权宪法草案 ,它的人民立宪思想、民主立宪程序和突出的人权法案内容 ,为中国近代立宪主义树立了一个样板 ,在中国宪政史上居于开创性的历史地位。     

近代宪法学说发展的四个阶段

近代宪法学说有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国人不断反省传统的与既存的制度与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国人为了早日改变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实现迅速崛立于世界富强国家民族之林的梦想,努力地拿西方先进的东西特别是西方宪法和宪政来改造中国。此处尝试把近代宪法学说的发展过程划分成四个阶段,以便更清晰地理出近代宪政运动先行者的求索历程,努力从宪法学说理论及其实践的结合上展现出中国近代宪法学说和宪政运动的演进路线,探析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当前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宪法学说理论和宪政建设的健康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宪政体制的整合

加入"两个人权公约"使我国面临着人权宪政体制与"两个人权公约"的整合问题.在人权宪政理念上,需要对关于人权的传统主流观念重新审视;在人权宪政规范上,以加入"两个人权公约"为契机,修正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的某些条款,重构我国的人权宪政体制;在人权宪政的运作上,对两个人权公约采取保留、克减措施,发挥我国宪法解释机制的功能,同时,以宪法的司法化为前提,以"两个人权公约"作为我国司法审判的直接依据并建立宪法判例制度.可以预见,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必将促进我国宪政人权制度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     

Reforming the United Kingdom Constitution: Law,Convention, Soft Law

The Governance of Britain Green Paper continues the programm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begun in 1997, and appears to reinforce the juridification of the UK's constitution. Nevertheless, several key reforms will be implemented not by legislation, but by creating new convention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uch ‘declared’ conventions are best understood as a form of constitutional ‘soft law’, which attempt to influence constitutional behaviour rather than generating binding norms. Applying a regulatory analysis, it then argues that the case for a soft, rather than hard law approach to constitutional reform is weaker than its widespread use in the UK suggests. Finally, the article challenges the thesis that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is being replaced by a legal constitution, arguing that the government's attitude to constitutional reform still exhib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Moreover, there is more to contemporary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than a bipolar contest between political and legal constitutionalism.     

宪政中国道路论——对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的宪政解读

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案的最大功绩不在于它的零星规定,而在于它创设了宪政中国的生成 道路,即走政治文明建设之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与具体任务都与宪政密 不可分,应将它们纳入宪政中国的生成轨道,作为新时期宪政建设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