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法理探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没收违法所得的特别程序。这个特别程序的特别之处就是＂对物不对人＂。文章从刑事诉讼目的、无罪推定原则、正当法律程序、比例原则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它们的关系,旨在深化对该程序的理解。     

刑事违法所得界定的法理学基础

刑诉法特别程序中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刑事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但在刑事诉讼中,因刑事违法所得缺乏相应的界定标准,相关法律仅有原则性规定且界定方法和追缴程序并未明确,造成司法机关在适用上不统一,导致对刑事违法所得的追缴不力,继而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制度的权威性。本文将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明确刑事违法所得界定范围和标准,探讨刑事违法所得界定的一般方法。     

论刑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立法完善

我国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一大进步。该程序的确立弥补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漏洞,对重大案件财产的追回具有重要作用,意味着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外逃或者死亡,其犯罪所得仍有可能被没收。但鉴于目前我国立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程序设计方面还相对抽象,有许多缺陷和不足,因此,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完善该程序,有力地打击外逃腐败犯罪。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我国的适用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这对于我国依法打击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等重大犯罪、改变我国目前刑事司法对特定类型犯罪所得追缴不力的现状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考察两年来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查摆出其适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分析其中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相信这一程序在以后的制度运行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若干检讨——基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分析

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于解决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适用范围方面,立法从案件性质与逃匿时间两方面加以限制,实无必要性。在案件证明方面,应当在检察机关与利害关系人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明确相应的证明标准。为保证没收裁判具有可执行性,应当建立体系性的财产保全措施。     

没收违法所得若干问题新解——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资产追回机制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程序是在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多年且国内法律制度亟须与之配套协调的背景下设立的,是为解决腐败、洗钱等相关犯罪导致大量犯罪资金无法追回的问题而设立的一项新制度.尽管它不以对逃匿、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为前提,但它也以法院的正式审判为必要,因而不宜被称为未审没收程序.由于肩负裁断犯罪资金归属的重要使命,没收违法所得程序未来的发展走向不能局限于现有法条及司法解释的限度内,必须适当扩大其适用范围、降低其裁定标准、突出其执行没收的核心环节,以逐步适应打击犯罪活动、追缴犯罪资金和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实践需要.     

我国反腐败追赃中的问题分析——以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为视角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属于"对物的诉讼",在标的物毁损,灭失或者暂时无法追缴的情况下,不得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财产来进行等值没收;与之不同的是,刑事没收是针对行为人而不是标的物,如果标的物已不存在或无法追回,只要罪行已经确定,刑事没收程序有替代手段,可以用犯罪分子的合法金钱赔偿或给付。但是,即便是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处刑罚,依然需要计算其总的犯罪收益和已经追缴的犯罪收益,应以其因事实上或法律上无法追缴的犯罪收益为基准继续追缴或责令退赔,不得以行为人已定罪为由毫无依据地侵犯其合法财产,否则难以得到国际的承认与执行。为了便于追赃的顺利开展,可以考虑改变目前"自洗钱"行为不入罪的规定,将自洗钱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以强化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和减少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可能存在的阻力。     

刑罚目的逻辑视阈内被告人缺席判决之检讨

刑事被告人缺席判决制度虽被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所承认,但无论从司法实践抑或是学理上都值得探讨。该程序在刑事实务层面存在导致被告人辩护权缺失和程序正义缺位的弊端,在刑罚教义学层面无法实现报应刑的惩罚机能和目的刑的预防机能。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实践中遇到诸多问题,究其本源,即在于证明问题没有厘清。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对象既包括基础的犯罪事实、违法所得及其与犯罪事实之间有实质联系,也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死亡;证明责任的分配,不仅要考量法理层面的应然因素,还应蕴藉着对实践操作层面的实然因素的关注,具体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明确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的同时亦应确立利害关系人的证明责任;若笼统地看待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盲目地讨论该程序的证明标准,就会陷入一个循环论证的"怪圈",使其成为一个终极无解的"悖论",应结合不同证明对象、区分两类证明责任,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     

赃款赃物处理几个问题的探讨

无主赃款赃物,赃物认领争议,以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立案后、案件审结前死亡的,其非法所得如何处理,是司法实践中对赃款赃物处理时的几个特殊问题。无主赃款赃物应该收归国有,上缴国库。对于赃物认领争议,要在确定真正所有权人的基础上将赃物返还给真正的所有权人。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立案后、案件审结前死亡的,其非法所得应予以追缴,但应完善相关程序。     

法定代理人到场的利弊及司法应对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此项制度的设计有效保障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但司法实践中也存在法定代理人干扰诉讼的违法现象。文章对法定代理人到场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立足实践提出了应对建议。     

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化构建

2012《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继《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后对人民检察院在审前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相关的规定,这对于强化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当前的规定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将制约其作用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程序化”,构建专门的听证程序,明确相关的程序性规定,增强其可操作性。     

我国警察圈套抗辩陷入困境原因分析

2012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1款已然将"诱惑侦查"纳入立法规制之中。其实,诱惑侦查在我国刑事侦查活动中早已大量运用,并且在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然而诱惑侦查一旦运用不当,就会侵犯公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成为"警察圈套"。侦查程序的高度封闭性、立法规定的空白、裁判者难以作出无罪判决或终止诉讼程序的判决三方面的原因使得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察圈套抗辩陷入困境。     

刑法没收财产刑的完善

没收财产是刑法中的附加刑,也是最重的附加刑之一,它不同于罚金,在刑法分则中适用的条款很多。2013年实施的修订后刑事诉讼法中也增加了判决前对特定犯罪的没收财产程序,文章认为应缩小没收财产的范围,对单位应实行没收财产。     

美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启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创设的,但却对日常的执法行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该规则创设以来就争论不断,更是有些刑事案件起诉成败的关键。美国最高法院解释说,如果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宪法第四修正案将会沦为一纸"空文"。可以说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规则能对刑事案件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对渎侦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刑事刑诉法修订是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完善,一方面由于强制措施以及侦查手段的强化,进一步确保了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工作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出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非法证据的排除以及侦查程序的规范给渎侦工作又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应当积极有效地应对新刑诉法实施过程中对渎侦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与负面冲击。     

我国单位犯罪诉讼程序研究

单位犯罪诉讼程序上很多方面都不同于自然人犯罪 ,但我国刑诉法对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却没有具体规定 ,很多方面是比照自然人犯罪的诉讼程序加以实施 ,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文章针对单位犯罪案件被告人的确定、单位被告的诉讼代表人、强制措施、起诉程序、审判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 ,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单位犯罪诉讼程序。     

羁押必要性之检察审查制的程序化构建——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

最新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羁押必要性之检察审查制度,这对于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超期羁押现象起到重要作用,也有利于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羁押必要性之检察制在我国确立有其必然性,但是该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内在缺陷,而且我国关于该制度的最新规定也存在诸多漏洞,为了使羁押必要性之检察审查制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将该制度进行程序化构建。     

强制医疗程序解释学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新增的“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具有深刻的立法需要,但这一新增程序的法律规定仍显粗放,一系列解释学问题需要予以分析.强制医疗本身是保安处分性质的预防性措施,强制医疗程序是刑事司法程序且为独立于定罪程序的独立程序.在强制医疗程序实施过程中,迫切需要解释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申请期间与管辖以及执行等方面问题,方可确保法律规定的真正贯彻落实.     

律师涉嫌犯罪的原因及防治对策

自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 ,已有 2 0 0多位律师从辩护席走上被告席。律师涉嫌犯罪所涉罪名主要有伪证罪、泄露国家秘密罪、贪污罪、包庇罪、挪用公款罪、偷税罪及诽谤罪。律师涉嫌犯罪的原因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传统观念的原因及律师自身的原因。有效防治律师涉嫌犯罪应 :建立律师职务豁免制度 ;修改不平衡的立法 ,确保控辩双方地位平等 ;律师自身应保持独立性 ;加强管理 ,严肃纪律 ,提高律师自身素质 ;参与政治 ,提高律师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