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私法文化精神论纲

现代性运动展现了差异性、多样性、自由自主性的私人生活领域和活动空间 ,促进了私法文化精神和法治信仰的形成 ;而现代性的当代困境、危机和重建倾向 ,则促进了私法文化精神的当代转型和反思超越。在现代性追求和重建的复杂背景下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就要积极培育具有时代诉求的私法文化精神 ,以促进私法秩序和法治国家的建立。     

现代性、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解析与重塑

现代性代表着一种时代意识、理性、进步观念和反思精神,现代性运动的历史变革引起了经济法及其理念的勃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引起市场经济现代性的进一步嬗变,促使了经济法理念的张扬。在市场经济现代性追求和变革的背景下推进中国经济法治进程,就要以现代经济法理念为指导,培育民众,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法治信仰,奠定经济法治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基础,提高经济法律的运用水平,促进良好的经济法治秩序的形成。     

从居正法治思想看法治的变革与现代性运动

"变革"是中国法治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在古今中西的十字路口,民国时期的法治使命更多地被渲染了探索与抉择的色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代法治建设在反思传统治理图景与面对西方客观法理冲击之际,寻求"现代性"理念的时代表达。从民国时期法学家居正的法治思想中,可以发现法治变革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深刻地蕴含着近代中国折中融西、古今异宜的时代背景。法治变革在时代的召唤下,有着其内在的理路,即在古今中西之间建构一个指向未来法哲学发展的时代任务。     

论我国政府人的法治观念

政府人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然而从理论上对他们的法治观念加以探讨却长期以来受到忽视。本文从分析政府人法治观念的重要性入手,对政府人中存在的工具主义法治观、目标主义法治观、法律万能观等几种常见的法治观进行了深入地剖析,最后指出政府人应具备的法治观念及其重建措施,并指出必须大量纳入法律人成为政府人。     

论技术与现代性的割裂与融通

在当代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与现代性"是一个重要前沿性学术主题.技术与现代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技术使现代性成为可能,塑造并推动着现代性前进;现代性则提供了理解技术的基本理论框架,对现代技术的认识与反思不能脱离其现代性背景.然而,分别以二者为研究对象的技术研究和现代性理论目前却处于割裂状态,主要表现在:现代性理论对技术做了宏观、抽象的本质主义处理,在现代性的制度和文化两重维度中,技术被视作使社会制度框架或者文化认识运作和变化的隐性背景和工具,而没有被置于作现代性主要角色的应有位置.以微观案例分析为导向的当代技术研究则忽视了技术发展的宏观社会结构和现代性文化背景,不足以揭示技术发展动力问题.技术与现代性之间的融通需要跨越宏观和微观、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鸿沟.     

关于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认识

许多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提出不同看法,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后现代时代已经到来;也有的则认为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还未完成;吉登斯则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对现代社会进行剖析,认为现代社会是现代性激烈展开的社会,是一个断裂性、风险性、全球性、相互关联性的社会。现代性社会特质的形成是由四个制度性维度构成,推动现代性形成的三个基本动力来源是:时空的分离、脱域和现代性的反思性;吉登斯抛开了西方社会流行的两种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的分析方法,以社会实践的方法对现代性社会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学研究视角。     

市民社会与法治观的转向——以“国家—社会”框架为基点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法学研究领域日益彰显出其重要性,并形成了市民社会法治观。然而,很多中国法学研究者对于市民社会理论和"国家—社会"框架的运用是在承认西方现代性图式的基本假设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研究处于缺乏反思性意识的建构过程中。经由反思可以发现,市民社会法治观存在着自身的矛盾,这种法治观预设了西方实现现代化和法治道路的普遍有效性,忽略了西方市民社会和现代化道路的具体现实情境与中国的根本差异。     

关于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认识

许多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提出不同看法，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后现代时代已经到来；也有的则认为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还未完成；吉登斯则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对现代社会进行剖析，认为现代社会是现代性激烈展开的社会。是一个断裂性、风险性、全球性、相互关联性的社会。现代性社会特质的形成是由四个制度性维度构成，推动现代性形成的三个基本动力来源是：时空的分离、脱域和现代性的反思性；吉登斯抛开了西方社会流行的两种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的分析方法。以社会实践的方法对现代性社会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学研究视角。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论

以市场经济为制度维度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是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新架构.它必须在一定的内源和外源动力和动力机制下,以继承和移植为途径,以演化为模式.同样,现代性并不排斥中国特色.中国现代监狱制度将是表征和彰显现代文明、法治、公正和权利的监狱制度.     

新法家的“国家主义”形式法治观批判

兴起于清末民初民族危亡之秋的新法家,在复兴先秦法家学说的同时注重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与转化,力倡“国家主义”的“新法治主义”并以之为救时济世的有效手段;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则被某些学者视为“法家第三期”法治思想的展开.基于新法家思潮对法治建设的可能影响,有必要对其工具主义理性和形式主义法治观予以批判性反思,以重塑“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法治的内在目的与外在目标的合理关系,为“法治中国”蓝图的顺利实现提供理论支持.     

普法、法盲与法治

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中国已经从“变法型”法治阶段进入“普法型”法治阶段 ,中国法治的基本问题已经从“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问题变为“送法下乡”的问题 ,普法及法治不是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 ,它必须走群众路线 ,必须尊重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能动作用。为此 ,必须反对脱离中国国情的法治模式和法治精英主义 ,同时需要一种全新的法理学。     

法·治·与·行·政——德国行政法在法治国背景下的展开

德国现代行政法的建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法治国背景之下完成的。法治国思想从最初提出之际,就是对国家行为的法律规范要求。在此背景下,奥托.迈耶提出“依法律行政”,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德国现代行政法。德国法治国思想其后经历了从自由法治国到社会法治国,以及从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作为对社会法治国的回应,给付行政理论开拓了德国行政法的新视野;而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则在实质法治观下对德国行政法进行了重新塑造。     

法律移植问题探讨

法律移植概念为舶来语 ,应理解为对外来法的继受。法律移植是自古贯今人类法制史上的普遍现象。有六种因素影响法律移植 :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民族因素、地理因素、社会因素、宗教因素。当代世界法律移植有两个新趋向 :法律走向国际统一化和以经济法律移植为主。在我国移植外来法中应注意 :优先考虑法学理论的移植 ,移植先进的法制 ,移植周密完善的法制。     

国际私法中主权原则的承载及变迁

传统上,法律冲突的解决总是与国家主权原则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从根本上对传统主权国家之间规范权力的分配提出挑战。国际私法中非主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1、在非国家层面上更多的规范选择;2、法律的统一化运动;3、全球法律的协调与合作。     

从欧盟竞争法看中国的反垄断法

中国加入WTO后 ,面临着和世界经济全面接轨 ,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法律真空 ,即缺乏对竞争机制的全面有效保护。无论是从生存还是发展的角度出发 ,中国都急需制订一部竞争法。欧盟竞争法虽然来源于美国反垄断法的思想 ,但是它吸收了其内部成员国的国内法的合理内核 ,同时兼顾两大法系的协调问题 ,顺应竞争法的新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 ,欧盟竞争法对于中国的反垄断立法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侵权法危机的伦理诊断

侵权法具有积极的伦理功能,致力于完善人性使人具有更多的美德。对侵权法危机进行伦理诊断,意在为侵权法搭建一条人性回归之途。我国侵权法在思考人的伦理问题时只注重人的平等性和抽象化而忽视了人的多层次与多维度,在类型化的过程中隐去了人的不同身份和角色差异,从而忽略人基于身份和角色而产生的伦理责任。损害赔偿的物化趋势亦在人的生存性与尊严性之间制造了一种紧张与撕扯关系,过错的客观化则使得支撑行为背后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不再具有侵权法上的意义,进而导致侵权法疏于关注人的内心感受,忘却了对责任心与正义感的救济。侵权法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划定人们之间自由的边界,实现其制度建构与解释适用的伦理回归。     

走出误区的“第三条道路”:“跨国经济法”范式

在中国学界,素有“大小国际经济法”之争。因为在语境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错位现象,两派交锋多少带有“虚假”争议的成分。而“跨国经济法”范式的确立,为两派进一步靠拢树立了一条中间标杆。该范式的要义是,从区分“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的原理出发,认定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之“广义国际经济法”并不存在,但以“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广义国际经济法学”之法学学科。依“跨国经济法”范式引入该“第三条道路”,并非基于主观上中庸之道的考量,而是全球化趋势与现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张力客观使然。同时,“跨国经济法”范式的确立,也有助于消除对成立一个“广义国际经济法学”学科存在的各种疑虑。     

国际法体系的结构分析

国际法是以体系的形式存在与发展的。构成这个体系的国际法规范,具有不同形态,分属众多部门,归于若干板块,由此形成了国际法规范的三种体系结构,即形态结构、部门结构和板块结构。对这些结构进行分析,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国际法存在与发展的特点,认识国际法规范间协调的规律,从而提供国际法体系结构有序化的理论支持。     

论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问题

我国在认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效力时 ,应适用或参照《纽约公约》的规定 ,可仲裁的争议事项范围尚有待扩大。我国一些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也已有限地赋予了当事人对仲裁程序法律适用的选择权 ,“非内国仲裁”理论的某些合理内容 ,我们可以考虑借鉴吸收。我国关于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的适用 ,以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为主 ,但不得违背我国强行法的规定。基于我国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适用的现状 ,仲裁法的修改目标之一应该是使我国至少成为对外商有一定吸引力的一个新兴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 ,使仲裁程序更加简捷 ,以便利当事人     

我国《公司法》体系的重构——一种解释论的观点

1993年以来我国《公司法》虽经过多次修订、修改,但其体系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公司法》最初是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而参酌各国公司立法经验,整合了有限责任公司法规范和股份公司法规范,采取“统分结合”的方式,形成了现行法上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对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产生了困扰。各国现代公司法体系是19世纪自由竞争和工业经济的产物,是为大型公开公司的需求而设计的。多数国家以公开公司为基础,以封闭公司为例外,建立了公司法的体系,在立法形式上,采取这两类公司的分别立法或统一立法的模式。近年来,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国家进行了公司法的改革,转变了原有的观念,以中小企业和封闭公司为基础构建一般规范,对公开公司作出例外规定或就某一事项作出单独规定。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应顺应当代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要求,在坚持现行法上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统合于一部公司法典的基本模式的同时,建立从公司设立、存续到消灭等的同一事项中以具有封闭性质的中小公司为定位建立基础规范,对具有公开性质的大公司作例外或单独规范,以利于公司法的解释和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