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批判

保险合同法可以体系化地解读为意思自治、给付均衡与合理期待三个核心原则的组合。立法者希望籍说明义务来消减信息不对称,贯彻意思自治。但在建构制度规范时,并未考虑信息传送方的履行成本,对信息接收方的识别成本与关注焦点也存在认识误区。这种过度理想化的设计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立法应废止实质性的明确说明义务,代之以形式化的信息提供义务。对于意思自治的不足,可以通过提升给付均衡度和更有效保障被保险人对获取保险产品的合理期待加以填补。     

保险合同解释中的合理期待原则探析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基顿法官对合理期待原则做出了系统的阐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法院接受了合理期待原则,并将其作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有力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讲,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作为一种新兴的法益思潮,体现了优先保护被保险人的立法精神,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保险法上“合理期待原则”评析

“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作为一种新兴的保险法益思潮 ,由美国法院 2 0世纪 70年代所创制与倡行 ,并已演化为保险合同法的新原则。作为法官解释保单格式条款的新规则 ,该原则不仅超越了传统保险合同解释理论 ,而且背离了“明示合同条款必须严守和履行”等合同法基本原理和理念。作为对保险信息分布不对称的司法规制 ,该原则宣示了禁止保险人滥用其制度性优越地位的新兴公共政策 ,张扬了保险人应主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法理思想 ,在世界范围内引领着一种全新的优先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法益思潮 ,其精髓值得我国保险立法汲取     

死亡给付保险之被保险人的同意权研究——兼评我国《保险法》第56条第1、3款之疏漏及其补充

由第三人订立的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为防止道德危险、保护被保险人人格权以及尊重被保险人之自主决定权,须经被保险人之书面同意方能生效。在解释论上,为赋予被保险人完全之同意权,“书面同意”应统括“事前之允许”与“事后之承认”;作为死亡给付保险合同之特殊生效要件之一,“书面同意”并非取代保险利益原则,应采“同意主义”与“(保险)利益主义”之同时具备的双重生效标准;同意权应专属于被保险人本人,即使被保险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亦不得由其法定代理人代而为之;被保险人对其同意得随时撤销,撤销之效果视为投保人解除合同。我国《保险法》第56条第1、3款对被保险人同意权及其行使存在诸多疏漏,亟待修订与完善。     

保险法中合理期待原则适用规则之构建

合理期待解释原则作为保险法上的一项特殊解释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有所运用,但亟需明确其适用规则.合理期待原则应平等适用于保险消费者,不应排除对老练被保险人的适用;应适用于包括经保险监管机构审批在内的格式条款,但不应适用于个别议商性条款.对于“期待”之判断应考量保险人的行为是否引起被保险人之客观期待,包括保单以及保险交易中的误导行为.对于合理期待中“合理”之标准应考量被保险人之老练程度、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保单语言是否符合目的以及缴纳保费的多少等因素来综合判断.在适用位阶上,合理期待解释原则应当与一般解释原则同行,而非扮演最后出场的角色.     

民事法律行为解释的立法问题

民事法律行为的解释包括合同的解释、遗嘱的解释等 ,其差异性大于共通性 ,制定民法典时统一地规定法律行为解释的意义不大 ,应分别规定。遗嘱解释应奉行意思主义 ,合同解释亦非全然表示主义。现行合同法未体现“误载不害真意”原则 ,制定民法典时应当改进。在合同订立阶段 ,意思表示的解释有别于合同解释 ,应独立规定。狭义解释是确定行为的含义 ,广义解释尚包括带入含义的补充解释与修正解释 ,后二者主要针对合同而言 ,对于遗嘱原则上并不适用。     

浅析美国保险法上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

英美保险法上将合理期待原则作为解释保险合同的一项原则,目的在于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于保险条款内容的客观合理期待。该原则的适用不以保险双方对于条款理解存有疑义为必要,主要适用于普通消费者保险合同。在自动销售保单与邮寄销售保单的情形下,也有合理期待原则适用的必要性。     

合理期待利益保护制度的完善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基顿法官对合理期待原则做出了系统的阐释。随后许多法院接受了它作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有力工具。我国虽然没有确立该原则,但新修改后的保险法中更多注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然而对合理期待利益的保护还是不够。本文指出合理期待原则引发了优先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思潮,在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刑法关怀与刑法解释

刑法应体现法律之公平善良的特质 ,刑法关怀是指刑法对自然人、社会组织及社会所给予的刑法关注、刑法抵御和刑法保护 ,刑法解释即有权解释 ,是指有权机关依据一定原则使用法定方法对法律文本所作的阐释 ,是连结刑事立法与刑法适用的纽带和中介 ,是折射和反映刑法关怀的最佳视角。欠缺刑法关怀的刑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说可能是合法的但未必是合理的。从刑法关怀的维度审视我国现有的刑法解释 ,一方面在于把刑法关怀坚持到底 ,另一方面在于反思刑法解释的真正科学的定位 ,由此建立合法合理的刑法解释体系。     

劳动合同法解释的基本精神

劳动合同法需要进行解释。解释者应该本着"平等保护、契约自由"的原则,解释劳动合同法。当劳动者自愿放弃劳动合同法赋予的权利时,法律应予认可。     

基于语境主义的专利权利要求解释

语境主义是哲学上的一种认识论,它强调动作、说话或表达所发生的语境的作用,认为只有结合语境才能理解动作、说话或表达.专利权利要求是一种语言文本,对专利权利要求的理解或解释,同样应当遵守语境主义的认识论.专利权利要求的语境主要由专利文件、专利审查历史档案及同族专利文件等构成.权利要求的语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为限定权利要求中语词的含义,二为排除权利要求中语词的歧义.根据语境主义认识论,权利要求的解释不应当限定时机,但是,专利授权、无效及侵权程序中,语境的限定作用应当有所不同.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性——基于言伴语境理论的考察

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能达成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言伴语境对意义生成具有重要作用。法律解释的言伴语境是当下案件事实。法官处理案件时在其前见的指引下根据法律规定选择、建构案件事实，根据案件事实赋予法律文本以语用意义，并且在语境和文本、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之间的多次循环往复中实现解释者和文本的视域融合，使法律文本的意义不断丰富和完善。刑法未规定期待可能性，但对其适用体现了言伴语境对文本意义的作用，因而其存在具有合理性。适用该理论不会打破法律的安定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平衡，法官因此而行使自由裁量权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     

刑法解释的立场是客观解释——基于会话含义理论的分析

司法者理解和解释法律的活动是其和法律文本进行对话的过程,语用学中的会话含义理论可以作为研究法律解释问题的分析工具。根据会话含义理论,立法者预料到并期待解释者会根据文本的语义结构、读者的心理图式、生活中的常规关系等解读出刑法文本的语用意义,司法者必然会根据语境因素对刑法文本的意义进行语用推理,解读出字面意义之外的隐含意义、形式意义之外的实质意义、语义意义之外的语用意义,并且在不同语境下解读出不同意义。刑法文本为语用推理划定了大致范围,语用推理实现了文本静态意义向动态意义的转化,因此刑法解释立场是并应该是客观解释。     

刑法教义学中的语义解释

语义解释是刑法的基本解释方法,其他法律解释方法通常都是建立在语义解释基础之上。法律文本是以语言方式呈现的,语义解释就是以揭示语言的含义为目标的解释方法。法律文本中的规定具有不同形式,因而在进行语义解释时,应根据不同的法律规定,采用平义解释、填充解释、语境解释和补正解释等方法。     

论保险合同解释中的合理期待原则

一、定义与产生背景 合理期待原则(reasonable expectation),是指当保险合同当事人就合同内容的解释发生争议之时,应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合同缔约目的的合理的期待为出发点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 合理期待原则的产生背后存在着丰厚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积淀。上个世纪60年代,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加速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充分运用,民商法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演进也渐趋成熟。     

法治反对解释的原则

反对解释是法治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法官奉行司法克制主义,对明确的法律条文必须无条件遵守,在解释中不能附加法官个人的意思.反对解释不是说不要解释,而是说不能过度解释,法官只能行使有限的创造权力,对法律文本已明确的含义,法官的解释就是认同.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批判法家的严苛,主张判决中天理、人情与法律的和谐相处,结果使得法律文本被置于不重要的地位.严格执法实际上没有成为我们的执法理念,法律被任意解释、曲解的现象大量发生.严格法制是我们不能逾越的阶段,反对解释的原则应是司法活动的重要原则.     

论合同解释原则的适用顺序

合同的解释对于合同纠纷的解决具有重大意义。合同解释对于法官法律涵养有很高的要求。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释原则的规定十分简洁,使得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明确各个合同解释原则的适用顺序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合同解释原则主要有文义解释原则、整体解释原则、目的解释原则、参照习惯与惯例原则和诚信解释原则。理想的合同解释原则的适用顺序,即:首先依文义解释原则;其次依整体解释原则和参照习惯与惯例原则,此二者的先后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再次依目的解释规则印证之前的解释结果是否符合合同目的;最后,在整个合同解释过程中贯彻诚信解释原则。     

重刑化与轻刑化并存立法例下的刑法适用

1997年修订时的刑法分则条文，大体上以重刑主义作为指导理念设置法定刑，《刑法修正案(八)》之后的刑事立法，对增设的许多新罪则采取了轻刑主义，于是形成了重刑化与轻刑化并存的立法例；这种立法例导致对部分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处罚要么很轻要么很重，因而不符合罪刑均衡的要求。为了克服这种不均衡现象，一方面应当寻找合适的中间犯罪，即通过对已有犯罪构造的合理解释，使交通肇事、重大责任事故、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等罪包括单纯的过失犯与结果加重犯两种类型；另一方面应当运用适当的解释方法，即通过对轻罪的扩大解释(使轻罪的适用范围向较重的行为扩张)与对重罪的限制解释，寻求妥当的解释结论，尽可能实现对犯罪处罚的整体均衡。     

论罪刑法定原则两种解释范式的内在统一——兼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主义解释范式(大陆法系)和实质主义解释范式(英美法系)是两大法系不同制度背景下的产物,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而有着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将两种不同解释范式理解为是罪刑法定原则蕴涵的价值冲突的结果,实是一种误读。     

宪法解释方法的两种传统及其启示

宪法解释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而在宪法解释方法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两大分支:德国传统和美国传统,二者分别以文义解释和原旨主义为主导性解释方法。虽然两种传统有着诸多差异,但从20世纪以来却出现了趋同的倾向,以重视社会学解释方法为集中表现。在两种传统的差异与趋同中,中国宪法解释可以受到多方面的启示,包括回归宪法文本、期待个案发轫、扩展主体范围和重视社会效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