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需求管理:内涵、流程与问题

反腐民本主义要求反腐要坚持需求导向,搞好需求管理。反腐需求管理可以提高反腐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可以增强民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和支持度。反腐需求管理包括需求收集、需求分析、方案制定、需求满足和效果评估五个阶段。当前反腐形势下,应该着眼于满足民众解决民生领域腐败问题的需求,重点打击城乡民众身边的"苍蝇式"腐败。     

权力监督下的网络反腐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1],党中央对于打击腐败之决心犹如磐石,社会各界也正在积极参与到这场打击腐败的攻坚战中,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络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反腐参与通道。想要发挥互联网在反腐工作的积极作用,首先应该了解网络反腐是如何兴起与发展的,明确网络反腐的含义,认清网络反腐的积极作用,才能更好地从法律层面、制度层面、民众层面构建适合网络反腐的路径。     

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及其折射的社会治理理念转向

建国以来我国反腐败运动经历了四种不同的模式:权力反腐模式、规制反腐模式、综合反腐模式、预防与惩治反腐模式,不同模式之间有交叉、重合,但主旨及重心大相迥异,不同模式之间的转换不仅是历史情境的需要,也折射出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向。权力反腐模式的核心是以权力压制权力,其反映的是浓郁的人治色彩。规制反腐模式是依赖法律法规和制度来反腐败,其反映的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综合反腐模式是针对权力寻租普遍、腐败逐渐隐蔽、巨大等特点而采取的一种国家、社会、个人相结合的反腐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广大民众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大幅提升。预防与惩治模式严格来说不是一种独立的模式,强调惩治的同时更注重预防,立足于反腐败的同时更强调廉政建设,这一模式要求对权力深度限制与监督。     

我国网络反腐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网络反腐已成为我国反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看到,虽然当前我国网络反腐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一直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造成困境的原因主要有民众缺乏举报的动力、民众发现腐败行为的难度大、网络舆论的压力强度有限及官方反腐败机构回应的自主性强等四个方面。为了摆脱网络反腐的困境,提高网络反腐的成效,应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网络反腐的激励机制、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衔接机制、民间反腐与官方反腐的合作机制、网络与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联动机制以及政府对舆情民意的回应机制。     

俄罗斯是如何反腐的

<正>能否坚守"零容忍"的反腐底线关系到俄罗斯反腐的最终成败。一是要制度反腐。俄罗斯腐败问题的制度化是其难以治理的主要原因。长期形成的僵化的行政体制、效率低下的官僚作风、官商一体的垄断利益集团、民众对腐败的司空见惯使俄罗斯反腐举步维艰,成效甚微。二是要对腐败"零容忍"。俄罗斯社会对腐败容忍度很高,腐败甚至已成为俄社会普遍存在的"合     

关于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腐败教育战略

为了有效地反腐败,香港廉政公署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执行、预防和教育"三管齐下"的战略,而教育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香港廉政公署反腐败教育的具体内容包括:宣传廉政公署的反腐败职能,提高社会民众关于反腐败的知识,动员社会民众参与反腐败,通过营造社会大环境增加腐败者的成本.香港廉政公署通过实施反腐败教育战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社会民众对腐败有了基本认识,对腐败的容忍度日益降低,支持反腐败的大众文化初步形成.香港廉政公署反腐败教育战略,为我国的反腐败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利益规制:新时代基层腐败治理的制度逻辑

<正>长期以来,制度反腐论、市场反腐论、文化反腐论没有对基层腐败背后的物质动因进行彻底的聚焦追问和制度设计,而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利益是基层腐败的解释理路,利益规制是基层腐败治理的制度逻辑。运用利益理论分析基层腐败的形成因素和反腐败动力生成,可以深刻认识基层腐败治理     

推进以监察法为中心的反腐败立法体系化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进入新常态,以法治方式治理腐败是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构建起严密的反腐败立法体系是推进反腐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是对国家反腐败治理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推进以监察法为中心的反腐败立法体系化,是由反腐败立法的客观实践和监察法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围绕监察法这个体系中心,通过国家立法对反腐败重点领域进行控制,以社会法规范作为体系延展补充,最终推进反腐败混合法治理体系的形成。     

文化反腐:历史反思、特点分析及手段策略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诸多社会现象折射出人们有关腐败的思维定式和观点理念根深蒂固,仅仅致力于行为层面的反腐败对此很难起到有效作用。有关文化与腐败的理论研究、廉政文化建设热潮、十八大以来聚焦行为反腐的实践,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致力于从文化层面反腐败的必要性,需要尽早将文化反腐开辟为反腐败的第二战场。相较于行为反腐,文化反腐具有对象的广泛性、内容的抽象性、现象的顽固性及手段的特殊性等特点。文化反腐的目的是普遍地改变人们对腐败的认知和态度,在认知正确的基础上,能把廉洁确立为社会的核心价值。文化反腐的核心手段是实施科学有效的廉洁教育战略,此外,特殊的行为反腐策略也可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角下国际反腐合作机制分析

从1977年的《反海外腐败法》,到2003年国际上第一个普遍性的专门反腐条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际合作机制的功能作用推动国际反腐合作发展到全球阶段,使得跨国反腐取得一定成效,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五大反腐合作机制为国际反腐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随着跨国腐败范围的蔓延性、手段的多样性、逃匿的隐蔽性,各缔约国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反腐合作机制的困境愈发凸显,也进一步反映了现有国际反腐合作机制的缺陷,要使《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保持活力和持久力,各缔约国需要更新反腐理念;保持国内稳定,调整国内反腐法律对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加强预防、宣传和打击腐败力度;构建缔约国间的"文化信任"和多元性多边合作;明确各缔约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建立起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