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刑法"主体形成原因辨析

法史学界一般都认为中华法系的源头是"刑始于兵",然而西方上古社会时期也同样是部落、城邦战争不断且非常残酷,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是"刑始于兵"呢?其实,中西方法律的不同源头应主要在两者完全不同的部落权力结构之中,应该是中国上古社会的一权制政治体制导致中华法系以"刑法"为主体.     

论中国传统军事法律文化之特点

中国传统军事法律文化内存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是中华法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军事实践和中华法系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军事法律文化形成了一系列不同于西方军事法律文化的特点:兵农合一、奖励耕战的国防法制观和义战、慎战的国防法制原则;君主专权、法自君出的专制独裁;"制必先定"、"以治为胜"的以法治军思想;兼容礼刑、出礼入刑的法制方针,等等。     

儒家法律传统与中国刑法主观主义的生成

我国当前的理论和实务中,存在难以去除的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即将犯罪的本质定位为行为人的主观犯罪意图,因而即便行为永远不可能产生危害后果,也必须定罪处罚,结果因素无关紧要。这种主观归罪的逻辑生成于中国儒家法律传统之中,因而根深蒂固:"以礼入刑"导致刑法适用的伦理化倾向,与主观主义息息相通;"明刑弼教"使得刑罚成为人性教化的重要手段,刑法更加关注主观方面的改造。因此,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去主观主义"应当强化人权保障,改造刑法主观主义背后的社会统治思想,促进中国刑法的去伦理化。     

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及其对中华法系的冲击

晚清时期,伴随着鸦片和大炮,西方的法律文化也大量涌入,急剧地冲击着中华法系。中华法系指的是传统社会的法律体系,它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儒家学说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融合了道、释的某些教义;第二,“出礼入刑”,礼刑结合;第三,家族本位的伦理法占有重要地位,第四,立法与司法始终集权于中央,司法与行政的合一;第五,法典编篡形式上的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与法律体系的民刑有分,诸法并用,第六,融合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这个特色鲜明、超然独立、     

秩序生成与信仰建构

礼、刑是中国古代社会运行的两条基本法则,这两条法则有着内在的相互张力:前者主张以德治世,后者强调以法治国。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宗法制开始动摇,这一政治危机实质是秩序和信仰的双重危机。面对礼崩乐坏的时局,孔子将传统宗教道德化,并构建了以仁为本、以礼为主、以刑为辅的法律规范,将伦理道德法治化。通过倡导人文主义向度下的"为政以德"观以重构社会秩序与国家信仰。孔子礼刑思想之于成人之学与为政以德之关联的强调,蕴含着以下之要义:社会秩序的生成与国家信仰之建构源于道德人权利义务之统一,这一规定不能仅是抽象的形式规则,它更应该成为一种实践。即在塑造社会"公正原则"之同时更应该培养"公正的人",唯有此,秩序生成与信仰建构才能达成。     

中国古代法制中的礼与刑

儒家以礼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以德为维持礼的力量;法家以法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以刑为推行法的力量。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把礼与刑紧紧揉和在一起,使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一起来,以法的强制力来确认和维护礼的规范,又以礼的精神统治力量加强刑的镇压作用,以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     

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认识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是21世纪我国现代化,尤其是法制现代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追本溯源,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下起步的,因此,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对这种冲突的性质、机理、根源和形式等多方面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能否成功地立足中国、合璧中西,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法制。有鉴于此,探寻它们之间的差异对于理解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和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法的观念上。传统中国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因此,在传统上,中国人往往…     

西周时期“礼”“刑”关系考辨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反思

西周在我国法制史当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封建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整体上奠基于此,而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法制史一直以礼法合治为特点,因此对西周的礼与刑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非常重要。从西周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出发对西周的礼刑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西周时期的礼并非是单纯的道德规范,它和刑互相依附,互为表里,但在具体的作用和适用范围存在一些不同。西周对礼与刑的运用表现出了古人较高的政治智慧,这也是礼治经久不衰的秘密所在。     

“法”与“刑”之异同

古"刑"字有两种写法:"W刂"和"井刂"。"W刂"指断颈斩首的刑罚,"井刂"指作为法制的刑法,但后代因混淆而模糊,至清代已皆写成"刑"。《尚书.吕刑》中"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一语是记苗民以"刑"为"法"之罪,不能据以认为苗民创制了刑法。《尚书》中,虞谈法,士论刑;《论语》中,孔子将政法与道德并列对举,将刑与礼并列对举,从中可看出"法"与"刑"的区别。上古各代法籍很多,并非都是刑法。即便是商鞅的"赏诛之法",其赏罚之中,刑也只是法的一个方面。汉代的政界和学界混淆了"法"和"刑",但中国社会并没有从此就忽略了"法"与"刑"的区别。     

《左传》中的“刑”和“法”

<左传>中,"刑"字主要在广义的"刑罚"意义上使用,"法"字主要在"法度"的意义上使用,二者无直接联系,"法"即"刑"之说不能成立,"法"与"刑"相通的基础是都与"法度","礼则"之意相关.<左传>中"法"字和"刑"字的使用情况反映出:"法"不是"刑",至少在战国初期以前,"法"是内含"正"义的,这种"正"指的是合于先王之道.     

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的自然主义倾向

以特定的天法关系为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产生了诸多以自然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法律思想 ,主要围绕刑德观、刑罚观展开。其自然主义的刑德观强调刑德并用、先德后刑、德主刑辅 ;自然主义刑罚观则强调刑以秋冬、明慎用刑、灾异赦宥。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自然主义倾向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征 ,与西方自然法思想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法制的成年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国家立法机关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这一宣示,标志着上世纪70年代末期出发的中国法制重建,经过三十年的长跑后,终于迎来了成年礼。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从"人心拜权"到"人心思法",三十年间的家国巨变、观念荡涤,对于一个曾经数千年囚禁于专制主义传统、     

甘之战探索

甘之战是中国文明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争。前人对这场战争进行了研究,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本文观点是:有扈氏是少昊氏之九扈,少昊氏属高辛部落;甘之战前,高辛部落与夏部落居住在今河南伊川县一带,战争发生地"甘"在今伊川县甘水河流域;禹曾为高辛女皇之婿,有扈氏首领为女皇和禹的后代,属高辛部落;夏启母为涂山氏女,嫁到夏部落,为禹之妻,夏启属夏部落;夏启与有扈氏首领是同父异母关系,因此古代有有扈为姒姓、禹庶子说法;此战为高辛部落与夏部落之联盟领导权争夺战,也是母系部落联盟禅让制向父系君主世袭制转变临界点。甘之战后,中国文明进入新阶段。     

关于依法治国的思考

一《管子·明法》最早提出“依法治国”的概念 ,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 ,立法、司法的出发点都是维护少数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礼不下庶民 ,刑不上大夫”。虽然先秦就萌现了“以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和“法不阿贵”的司法平等观 ,但这仅仅停留在道德理论的层面上 ,并没有作为立法、司法的理论基础 ,更没有施诸法律实践。鸦片战争后 ,西风东渐 ,有志之士变法维新 ,学习西方的宪政和法制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才逐渐有了一席之地。所谓法治 ,就是按照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来治理国家 ,依法而不依人。法治有三大特征 :一是法律的稳定性和严…     

重思“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其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法律信仰这个源自西方的命题不加审视地视其为真理而简单接受。笔者在考察伯尔曼法律信仰命题背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认为法律信仰是将二元论下两个根本有别的秩序体简单联合在一起的失败努力。同时,基于对引发法律信仰思考的问题意识的肯定和公民宗教问题的讨论中,笔者认为在一元论社会条件下应该提倡的是"法律信心"而非法律信仰。     

一个“说法”的维度与乡土本色——兼论《秋菊打官司》中的礼与法二难问题

<正>秋菊的困惑,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现代法治思想遇到传统乡礼时产生的二难问题。序言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语出《论语·颜渊》当西方法律观念在中国传播,一套普遍合式的现代法律机制在中国建立,当中国的现代化法治进程由变法阶段深入到普法阶段,"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借用时下流行语"遇见"来打比方,就是当"送法下乡"遇见乡土社会,当"法     

中国古代刑法解释相关问题探究

如若要廓清当代中国法律解释之问题,对古代中国法律解释的研究不可或缺。探究中国古代刑法解释之四维,从解释主体看,其具有官方性与非职业性;从解释对象看,中国古代刑法渊源多样;从解释功能看,其"一准乎礼"采实用主义;从解释场景看,其系属事前解释与具体解释。     

训诂中的法文化反映

从《尔雅》及其注疏等训诂资料入手,对“刑”、“法”、“律”、“礼”等词语的产生和字形、意义的演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考察,可以把握传统中国法文化的特征。训诂资料及古代文献表明:汉语表法的词来源于“刑罚”与“范型准则”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的法是刑法,是礼法,礼是积极的规矩,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刑是消极的处罚,是惩罚于已然的制裁。     

民族法系列讲座(一)民族法概述

一、民族法的起源 "民族法"的概念,最早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提出来的.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写道:"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统一的民族所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习惯法之上的一般的雅典民族法;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部落的地区,也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     

西南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特点

西南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特点鲜明,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支配着人们的言行举止,是判断是非、区别美与丑的一个文化价值系统。它不仅承认有贵贱间不平等,严格维护统治阶级特权;严重处罚盗窃犯罪;采取神判方式;教入于刑以宽减刑法等共同特点,还存在有裁决方式简单,刑种单一,无专门机构等独特的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