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近代中国国家政治的影响

新航路开辟以来,全球化浪潮逐步席卷全球,中西方文明开始会合,如何面对和回应世界发展大势,是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国家必须做出的回答。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晚清中国被卷入了全球化进程,国家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全球化让古老的中国既遇到了自身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受到了制约、政府能力受到了挑战、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受到冲击、国家机构设置的近代化。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改变着传统中国的发展方向。     

从“天下”到“民族国家”:中国国家观念的古今之变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五千年连绵不断历史文化的国家,中华文化在悠久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自己想象和建构世界的秩序图像,即集宇宙天道秩序、人文政教为一体的"天下"体系。当中国仍然深陷于中国朝代更迭的超稳定结构中,沉浸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时,现代性在西方世界加速生长,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民族国家不断形成,并进而形成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世界体系。公元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加速和深化了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古典中国的"世界秩序图像"无可避免地与西方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相碰撞。这种碰撞既是空间维度上的中西之间的碰撞,也是时间维度上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由此,带来的历史事实就是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危机。为应对现代性挑战,中国走上了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来实现现代国家构建的道路。迄今,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仍未完成。     

近代中国地域政治化与国家建设——以省为考察对象

通过考察省在中国历史上的变迁,探讨了近代中国地域社会政治发展与国家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认为地域社会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异于传统社会的政治意识和地域认同,并在实践中形塑出一种思想和行动,是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中一个重要现象.由于地域社会政治化与中国传统地方主义观念、国家建设的总体性追求和政党集权化的冲突,最终被国家主义话语覆盖.地域政治化的历史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政治转型的视角,地域政治的自然生长和发展,是推动政治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     

浅析"大一统"观念与国家建构

"大一统"观念是现代中国国家建构、塑造中国文明基体并关联各历史阶段的重要政治思想资源。"大一统"观念源于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顺应了维护地缘安全与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在近代,"大一统"观念通过"三民主义"与"天下为公"、"社会主义"与"民本观念"、"协商民主"与"和而不同"的三层文化对接,注入国家建构进程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未来,"大一统"观念又将因其内涵的国家超越性为国际政治注入正能量。     

孙中山关于科教救国的战略构想

在孙中山看来,科学是“真知特识”,是西方强盛的巨大动力。中国应当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实业,办学育人,逐步实现近代化。这种主张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潮流,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不失为中华民族起衰振弱、赶上西方国家的明智之举。孙中山的科教救国论与三民主义融为一体,比较妥善地处理了科学、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辩证地解决了独立与富强两大时代主题,把爱国主义升华到更高境界。     

“国家观念”下的政治安全

高中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发表的《“国家观念”视野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一文中指出,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研究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运用交叉研究的方法,借鉴国家安全学界、政治学界以及国际人权研究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国家观念”作为逻辑主线,深入研究包含社会认同、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意识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在内的国家观念与国家政治安全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辩证关系,     

比较国家建构:近代西欧的历程与中国语境的阐释

国家建构是指国家能力的增强和权力扩张的过程,它所描述的是近代西欧各国在中世纪的政治基础上建立主权独立的中央集权式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战争和地缘政治压力的驱使下,西欧各国的中央政权开始向基层社会进行渗透,加强控制,逐步剥夺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以实现中央政权对地方社会的直接统治。而将近代西欧国家建构的历程与中国相比照,则无法逐一对应。中国自秦汉开始就建构起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国家政权虽然没有很强的社会管理和控制能力,但却拥有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和强制干预的能力。与西欧相比,除未形成"民族"认同外,中国早于西欧千余年就已建立起类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辛亥革命后的政治进程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国家的重构。因此,对于当今中国的国家建构而言,其核心任务是通过由"民族国家"建设向"民主国家"建设的转向,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达到"权威"与"民主"的制度均衡。     

关于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促进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思考

国家认同的问题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核心问题。“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使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不断得到提升．港人对“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现实已基本接受，对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逐步增强：港人对特区政府的认同逐步增强，特区政府威信大幅提高；港人对中国和中央政府的认同逐步提升，国家观念有所增强。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香港同胞在国家认同方面仍存在着一些有待于解决的问题。要进一步促进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必须加强香港同胞对“一国两制”的深层认同，做好人心回归工作，实现文化的认同。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

“市民社会”是一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术语，从其产生以来一直处于流变之中。近代以来，洛克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有较深刻认识且后者对前者有较大发展。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正确地阐述了黑格尔颠倒了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蕴含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高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长与国家形态的更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包含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想。人大制度是在近代制度变迁的基础上,通过吸纳西方代议制度的某些要素,又经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探索最终得以确立的。人大制度是区别于西方代议制度和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新制度。这一新制度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提供了现代框架和实现通道。可以预见,人大制度的有效运转和准确的功能定位是决定中国国家建设的基础要素之一。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以宪政为视角

构建宪政是国人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政治图景,而近代宪政之路却充满艰辛坎坷,种种宪政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除欠缺宪政建设需要的经济、政治条件外,一味把西方近代意义的宪政全盘吸收而忽略本土传统法律观念对宪政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构建宪政应立足于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以宪政为视角,从中国传统法律观念对宪政的影响出发,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     

知识分子与国家建设：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政治逻辑

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是在知识分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士人政治"形态中形成了"超越"与"介入"的政治文化传统,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压力强化了这种传统,并促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知识分子运用政治力量完成了国家建设所需的信仰重塑与组织重建工作。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知识分子逐渐向知识--政治精英转化,并且选择了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建设的共同信仰,选择了共产党作为国家建设的领导力量,实现了与农民等其他阶级的联合,最终完成了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使命。     

“西化”影响下的京津市民物质生活变迁(1912～1937)

民国以来,在京津市民的物质生活中,出现了"西化"现象。该现象的出现,首先是因为它是近代西方文明的"衍生物",伴随着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的入侵而传入;其次,京津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市经济特点,促进了京津市民物质生活的西化。第三是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以及留洋人士的榜样效应起到了一定作用;最后西方事物本身的一些优点也助长了它的传播。这种"西化"现象,体现在衣着时尚、饮食喜好、居家摆设、出行工具等多个方面。考察该现象可以发现,京津市民物质生活的"西化"速度比较快,程度比较高,并呈现不平衡的特点。上述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在西方物质文化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迁。     

马基雅维利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并逐渐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和研究。他的代表作《君主论》在中国有多种版本。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时代主题,也启发和影响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但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遭遇到的更多是拒斥和批判。本文描述了马基雅维利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并分析他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第三条道路”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左翼政治力量的政治思想,它提出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是时代的产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实践,成功地解决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前我国面临的许多问题与西方国家遭遇的问题具有某些相似性,因此＂第三条道路＂思想对当代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有思想巨人 才有国家富强━━论思想创新与近代西方国家的崛起

近代西方国家的迅速发展证明了思想创新与国家富强有着密切的关系。思想创新是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创新的基础。近代意、英、法、德、美等国的发展历程说明:没有思想巨人,就不会有国家的强盛。     

《万国公报》对康梁变法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宗教报刊《万国公报》在宣教传教的同时,也传播了大量西方知识,在不断改革中逐渐演成为一份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倡导变法的政治报刊.从而对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新运动--康梁变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万国公报》对西学的传播和其变法主张中体现.     

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的原因

本文探讨了我国选择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的原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全面危机，在当时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主要作为世界的潮流和救国的良方来加以传播；西方发展道路在中国尝试接连失败．现代政治发展的文化与行动，经过由西向东的转变；社会主义政治理想与传统文化的契合，成为选择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的内在动力。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分化”策略的新变化及对策思考

基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地缘政治的竞争和战略的不信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一刻也没有松懈。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迫使美国调整了对华实施"分化"战略的策略;同时,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改革深化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的增多、社会冲突的加剧为美西方的"分化"活动提供了诸多契机和借口。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分化"活动出现的新形式与新特点,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中国不仅要在策略方面进行应对,还需要在战略层面提出适应国家整体发展的"顶层设计",更为重要的是在"软实力"上构建一套让全世界都信服且能与西方相抗衡的价值体系。     

大众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身份政治与“他者”形象--以美俄(苏)之间的大众文化形象建构为个案

大众文化所创造的地缘政治神话直接塑造了特定社群对其他国家形象的想象,深刻影响国家认同、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在后现代的军事—工业—媒体—娱乐网络中,大众文化产品一方面向民众传播政治精英的地缘政治想象,另一方面向决策层反馈流行话语中的大众地缘政治想象。大众文化产品塑造"他者"的方式具有多元性,其"他者"形象的生成机制可以理论化为"非人化"、"奇观化"和"性别化"三种模式。与之相应,西方娱乐工业往往依赖一些固定"模板",批量生产"类型化"的"他者",以维持"自我"身份叙事的稳定性。其传播过程则具有"隐蔽性",往往不会立时得到"地缘政治对手"的回应,遂成为西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推手。今天的大众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以西方为中心,西方流行文化的全球传播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隐蔽地对外传播深藏于其中的地缘政治想象。因而,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大众文化的地缘政治功能,重视大众文化建设,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