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在刑法理论界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中的地位—直有争议。本文认为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认定要件之一,这种立法形式对于预防和打击贿赂犯罪极为不力,与受贿罪的本质不相符合,因此应当将此要件从法条中去除。     

论受贿罪的主体

受贿罪是职务型经济犯罪中常见的一种犯罪。其主体的特殊性得到立法、司法和法学理论界的一致公认,但对其主体范围的界定却未达成共识。立法对受贿罪主体范围的界定过宽,司法实践中大有超越特殊主体之势。而法学理论研究中又有主体扩大论与缩小论的激烈争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立法对受贿罪主体范围界定过宽的不适应性已明显地显露出来,因此。有必要对受贿罪主体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     

“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定位

对“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定位,理论界存在争议,也困惑着司法实践。重构受贿罪条文,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作为受贿罪定性要件,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量刑情节,既增强了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又符合刑法理论,更有利于打击和预防受贿犯罪。     

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六）》新确立的一个罪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基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发展的需要，有必要认真的研究理解分析该罪的构成要件，界定本罪与他罪的区别，更大程度的接近立法目的，正确理解罪名的立法价值，真正做到在司法实践中灵活有效的应用该罪名，打击商业贿赂犯罪。     

商业受贿罪量刑立法的不足与矫正论

一般认为，商业受贿罪是指发生于经济交往中的贿赂犯罪与普通贿赂犯罪有重大区别．其实这种认识并不符合我国一罪名的立法特点与受贿罪群构罪要件相互交叉的状况。从行贿的角度看行为是发生于经济往来中，属商业受贿。而从受贿的视角出发则是利用了职务便利。属公职受贿，因此两者在公务员参与的场合是不易区分的。为此，本文的论述依照法定的罪名展开。关于这种犯罪在理论研究上的热点几乎集合于主客观构件的问题上，诸如客观构件上的“利用职务之便”、     

从缺陷中寻求完善——以我国受贿罪的立法现状为出发点

贿赂犯罪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对受贿罪的内容与范围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然而由于刑事立法的滞后,相对于现实生活中受贿对象的多样性和手段的隐蔽性,立法解释就显得过于狭窄。本文指出对于受贿罪,在理论上、立法上和司法认定上仍然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浅析受贿罪的主观要件

鉴于受贿罪已成为当前官员腐败的主要罪名，本文对有关受贿罪的现行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进行了分析。认为对受贿罪应重新认识，应以受贿罪所保护的利益是否受到危害以及所受危害的程度来确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罪行的轻重，而受贿罪所保护的利益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受贿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受贿罪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许多理论问题存在较大分歧,为了进一步深化受贿罪有关问题的研究,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笔者将从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关于受贿罪主体的立法沿革、现行刑法中有关受贿罪主体、受贿罪的客观要件等方面将对受贿罪的有关问题进一步进行探讨。     

受贿罪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立法,在立法思想上存在着矛盾,对受贿罪的犯罪对象规定的范围过窄,对受贿罪与行贿罪的关系处理不当,过分强调受贿数额对受贿罪法定刑的影响。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法在惩治贿赂犯罪方面功能作用的发挥,有必要从立法层面上研究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既是有效地打击贿赂犯罪的需要,也是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的要求。     

略论间接受贿罪中的两个问题

现行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它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清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本条是关于间接受贿的规定，是新增罪名。现行刑法将这种行为从普通受贿罪中分离出来，单独做出规定，这对于有效地惩治这种贿赂犯罪，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司法实践中，因对间接受贿罪主体确认和客观方面认定缺乏统一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该罪的打击。笔者拟就这两个问题略述拙见。一、关于对间接受贿罪主体的认识根据现行…     

对受贿罪若干问题的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根据刑法理论关于犯罪客体必须揭示犯罪本质的要求,将受贿罪客体界定为“国家的廉政制度”,不仅能准确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属性,高度概括出各种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能反映受贿罪主体的心理特征,避免其他观点无法克服的矛盾;从反腐败的需要出发,结合我国国情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在修订《刑法》时,将贿赂的范围扩大为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对“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定位,理论界存有争议,也困惑着司法实践,重构受贿罪条文,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贿赂作为定罪要件,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量刑情节,既增强了立法的科学性,又符合刑法理论,更有利于惩治和预防贿赂犯罪。     

受贿罪的司法认定

受贿罪的本质是“权益交换”,“权”指国家赋予个人与单位的权力,立法上的规定是“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益”指人们需要的所有的好处,而并非仅仅指财物.受贿罪的司法认定中存在一些问题,如职务的影响力被收买、若有若无地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职务便利是否与所收贿赂具有对价关系、他人代为支付的行贿款是否属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等等均需要论证,建议修改《刑法》第385条,将其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不正当好处的,是受贿罪.”     

论受贿罪的主体

受贿罪的主体在刑法上明确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并且我国刑法第8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立法解释,受贿罪的主体似乎不会发生疑问,然而我国立法、司法和法学理论界对该罪的主体范围的界定却未达成共识.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表现出新的特点,立法上对受贿罪主体的界定,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和需要,有必要对受贿罪的主体进行深入探讨.     

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实行行为

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扩大了原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刑法第163条得到修正后,该条的罪名应该确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本罪是商业贿赂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罪的行为方式根据立法可以分为索取型、非法收受型、私吞回扣、手续费型三种类型。现行刑法将本罪的行为对象规定为"财物",缩小了刑法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为了与国际社会保持一致、为了协调国内法、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商业贿赂犯罪严峻形势,立法应该将本罪的行为对象规定为"不正当利益"。     

试论受贿罪中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的认定

试论受贿罪中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的认定王世科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利用第三人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收受财物所构成的受贿罪，已成为受贿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对如何界定这种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的内涵和处延，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没有形成统一的认...     

论受贿罪的几个问题

<正> 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等犯罪案件,是惩治腐败,促进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鉴于理论上和实践中对此问题多有争论,笔者略述管见,共同探讨。一、对贿赂的理解我国刑法理论上通常认为贿赂是受贿罪的犯罪对象或目的物,没有贿赂就无所谓受贿罪,因而确定贿赂的内涵和外延是认定受贿罪的要件之一。     

论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

本文立足于司法实践中对于受贿罪定罪量刑的需要,结合我国修订后的刑法施行一年多来在适用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和实际案例,对于受贿罪定罪与量刑的司法实务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主要内容包括受贿罪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以及对于立法规定的四个量刑档次如何正确地适用刑罚的问题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罪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为刑法第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相对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而言,是一种新型贿赂犯罪。结合司法实践,需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法律适用问题中的主体认定、影响力的认定、"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罪相关共犯的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行贿行为的处理,以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对司法实务和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相对于直接的权钱交易行为,间接地利用权力影响力进行贪腐,已成为当前官员腐败现象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公布的时间比较短暂,刑法理论界没有深入研究,实务界不能正确适用.本文将对本罪的构成要件作一定的研究和分析,同时指出本罪相关立法上的不足,以期完善本罪立法并对司法实践上的灵活适用有所裨益.     

受贿罪的客体与对象再议

受贿罪是我国现阶段在司法实践中发案率较高,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一种犯罪,它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也败坏了党和政府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要加强我国的廉政建设,有效地惩治和防范受贿犯罪,是摆在我们刑法理论工作者及司法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加强对受贿罪的严厉打击,我们认为,当务之急,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强化刑事司法措施。鉴于这一方面的理论问题较为复杂繁多,本文拟就受贿罪的客体与对象问题,略陈己见,以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