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刑罚目的的再思考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的核心,对刑罚目的的选择直接影响刑罚的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目的所体现的法的价值理念应与国家所追求的法的价值理念相适应。预防论的刑罚目的理论因其固有缺陷并不符合我国国情,而报应论的刑罚目的理论体现了对正义、公平、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的追求,符合我国的法的价值追求,适合我国国情,应当作为我国的刑罚目的。     

报应主义与刑事政策

当前对刑罚目的的认识居支配地位的仍然是预防犯罪,明确将报应作为刑罚目的的甚为少见。实际上,只有将刑罚目的奠基于报应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之上,现代刑法才真正有可能不仅成为保护人民的人宪章,而且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报应主义一经脱胎于原始的报复便与其分道扬镳,它以意志自由为立论前提、道义责任为归责基础,主张罪刑均衡,彰显公正、人权、秩序之现代文明社会二大价值。虽然单纯的报应并不足以解释刑罚的目的,与预防相结合才是其真止归宿,但是报应优先、兼顾功利的一体化思想应当成为我们坚定的立场并贯穿于死刑、刑罚个别化利“严打”等诸多刑事政策的考量之中。     

刑罚目的二元论下的死刑观

国家出于一定的目的设置一定的刑罚,追求一定的效果。作为刑罚种类之一的死刑在立法上被确认以及在司法上被适用也不例外。但无论从刑罚的报应目的还是预防目的来分析,死刑的设置均是不必要的,应该被废除或者限制。     

对刑罚报应论的再思考

刑罚的报应论在与预防目的论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即便在刑罚一体论的框架中也处于次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认为报应等同报复,该理论内部无法统一,其假设前提存在缺陷。这是对报应论的误解。报应论作为刑罚本质理论,在刑罚体系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缓刑的刑罚价值考察——以犯罪防范为视角

现代缓刑制度的价值基础是公正、谦抑和人道,不体现刑法价值的刑罚制度注定要为人们所抛弃,这是历史推动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向.缓刑制度作为现代刑罚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的适用和不断完善,体现了刑罚的公正性、谦抑性和人道性,符合非刑罚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减少犯罪.     

犯罪成本与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一般会考虑犯罪成本,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刑罚成本。对于职务犯罪人来说,主要考虑的成本是刑罚成本,刑罚成本的影响因素包括刑罚的确定性程度和刑罚的严厉性程度。目前我国职务犯罪的法定刑严厉程度较高,但实际适用的刑罚严厉性程度并不高,刑罚确定性程度也不高,因此,要有效预防犯罪,应当通过提高实践中的刑罚严厉性程度和刑罚确定性程度来提高职务犯罪的成本。     

刑罚个别化制度的确立——从报应刑到预防刑的嬗变

刑罚个别化作为一种刑罚裁量原则,在我国理论研究中并不鲜见,但没有引起立法上的重视.本文阐述其发展历程,倡导对之进行现代化与立法化.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刑罚观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一项历史性任务,刑法作为社会发展的保障法,其功效要通过刑罚的实施来体现。有怎样的刑罚观就会衍生出怎样的刑罚制度,因此,刑法的完善首先需要树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科学刑罚观,以使刑事法律更好地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的历史主题。     

试论我国引入社区服务刑的现实意义

社区服务刑在我国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方式,可以避免传统监禁刑和罚金刑的一些弊端,可以达到犯罪人和社区的双赢效果,体现了轻缓化、非刑罚化的刑罚改革趋势,是完善我国刑罚结构的需要,也是适用我国刑事司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要求,在我国刑法中引入社区服务刑这一刑罚方式很具有现实意义。     

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

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能够从实质上说明刑罚的存在根据以及国家对公民适用刑罚的理由。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应当是预防犯罪的正当性。     

结合刑法修正案（八）探析我国刑罚结构改革——以刑罚轻缓化为视角

我国刑罚结构是以死刑、自由刑为中心,属于重刑结构。刑法修正案（八）彻底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在完善刑事处罚体系,对刑罚进一步轻缓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此次修法也给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带来一些新问题,因此,还应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地削减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提高罚金刑的地位和增设轻刑刑种等,对刑罚的设置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中国死刑制度的发展与定位

死刑政策一直对中国的死刑立法和实践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早期的死刑政策坚持不废除死刑，但推行严格限制死刑的“少杀慎杀”政策。“严打”改变了“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使死刑的立法和适用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在世界性的死刑废除趋势影响下，废除死刑也应当成为中国死刑发展的终极目标。但是，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关于死刑制度的发展方向设计都存在着巨大差异。我国死刑制度的发展方向应当以废除死刑为目标，但是当前应当重点强调对死刑的限制。     

财产刑的执行现状和对策建言

财产刑作为刑罚体系中重要的手段之一,其能否得到有效执行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重要体现。目前财产刑的执行状况令人担忧,大量的财产刑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严重损坏了国家刑罚威严的形象。本文分析了造成财产刑执行难的原因,并在现行的法律规定下,提出了力所能及的改进措施。     

论我国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以中美死刑比较为视角

美国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诸多成功实践可资借鉴。在我国,刑事和解可以成为裁量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重要参考因素。应当适当延长死刑案件的诉讼期间,以利于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应当允许死缓执行过程中的刑事和解。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思考

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活动证明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存在诸多弊端,学界对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是否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死刑案件的定罪标准与量刑标准是否应该同一的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有必要在厘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对死刑案件证明标准进行完善。     

酌定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具有刑法上之依据,但不具备内容的法定性,应将酌定量刑情节内容予以法定化。民愤与量刑依据存在偏差,不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是其对刑罚裁量能够产生特定影响;司法实践中“以强凌弱”的情况体现了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应当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     

对“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解读与反思

对"法定最低刑"的理解,应当采取"构成类型说",但该说也存在疑问。减轻处罚不以一格为限,减轻处罚不能判处法定最低刑,不能减到免除处罚,能够变更刑种,可以减至分则条文没有规定的刑期或刑种。我国刑法对于"如何减轻"没有进行规定,属于立法缺陷,应予以完善。     

从刑法的价值与刑事政策角度看缓刑制度的完善

缓刑制度是集刑罚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于一体的刑罚制度,符合刑罚价值取向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同时也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在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鉴于刑法的稳定性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及刑罚价值取向的转变,我国缓刑制度亟待完善。     

也论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应该有年龄上限——基于历史和刑法的视角

我国是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国家之一。我国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途径就是限制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范围。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犯罪时不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得适用死刑。但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的年龄应否有一个合理的上限这一问题却较少涉及。我们将从历史和刑法这两个视角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视并认为我国刑法中应当合理设定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的年龄上限 ,从而通过对适用死刑主体上的限制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我们认为 ,这也是我国限制死刑适用比较理性的选择之一。     

论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特别程序,在保障正确适用死刑,纠正和防止发生失误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目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这一程序仍然存在明显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死刑核准权问题是死刑复核程序的核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收回死刑核准权;规范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方式;明确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