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论:世界文明交往秩序变革的中国智慧

全球“三大赤字”危机的产生与西方文明中心论主导下传统“一元、等级、霸权”文明交往秩序自反性演化密切相关。世界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现实境遇,内在地要求批判和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论宣扬的“普世价值”逻辑,倡导以“共同价值”为理念遵循和价值旨趣的文明互鉴论。文明互鉴论是新时代中国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不同文明共同发展的高度出发,顺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贡献的中国智慧。这一伟大智慧蕴含在共商中凝聚价值共识、在共建中促进共同发展、在共享中实现秩序正义的实践理路,必将推动世界文明交往秩序朝着多样、平等、包容、共赢的方向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文明观的话语叙事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文明观建立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这一哲学基础之上,他们围绕社会的未来发展和人的解放这一主题,运用批判的武器叙说了社会文明的演进和未来走向。他们对社会文明的描述不是"冥思式的抚慰",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是马克思恩格斯以消除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文明悖论为旨归,遵循文明演进规律而发现的更高阶段的社会文明形态。他们关于社会文明的叙说为我国当下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性存在及现实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由人与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的生态要素论、人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生态经济论、生态问题与本质的制度批判论、协调人类主体性与自然优先性的生态价值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论等理论单元构成的思想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南。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的三点启示

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别于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如果说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在理论上的重点主要在于关注人类生态价值观上的变革的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则在于坚持从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出发,把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人类生态价值观的重建看做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把实现环境正义作为生态文明建设     

“伟大飞跃”的文明论阐释

从一种文明论的视角来阐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就需要超越单纯的"实力逻辑"而将这百年来的民族之伟大飞跃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景中,以一种更为本质的文明视域来定位这一伟大飞跃的历史内涵,进而揭示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实现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所开创的新文明类型。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所实现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构成了新文明类型的内在进步逻辑,对于传统文明自身的守正创新和现代资本技术文明的批判吸收构成了新文明类型的外在超越逻辑,在此基础上所追求和实现的"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民性"构成了"伟大飞跃"所开启的新文明类型的本质特征。     

论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引导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但是西方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文明之伪""民主之虚""平等之斜""富饶之困"等弊端,对人类的和谐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因素,其危机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今天应该理性地看待西方文明,既要看到西方文明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也要深刻分析其内在的缺陷,汲取其长,克服其弊,为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提供借鉴。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政治规矩”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多部经典文本中对党的"政治规矩"这个关键词进行过经典阐述。其中,在《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不拿原则做交易""做人民公仆""建构和尊重权威""以革命为中心的联合"等,对当今党的建设依然彰显出强烈价值指向的"政治规矩"。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政治规矩"思想,对于新时期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及现实启示——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视角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诞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基于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在批判和革新西方传统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前提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旨在以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动力思想为科学指导,从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出发,深入探析全面深化改革的"初心""物质根基""主力军""方法论"等重要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思想与中国话语建构

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现代化强国往往伴随着话语的崛起和强大。语言的本质是思想、话语的直接现实和展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生成论、语言属性论、语言革命论和语言使命论的深刻洞见为中国话语建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方法论基础和价值指引。语言生成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必须"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语言属性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辩证统一;语言革命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以"改变世界"为历史任务;语言使命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以"人类解放"为价值本位。     

从“共同胜利论”到“独立建设论”——论马克思主义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

"共同胜利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所作出的对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预言,但并未成为现实;"独立建设论"成为和平与发展时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别于"共同胜利论"的"独立建设论"。从"共同胜利论"到"独立建设论"的转变揭示出社会基本矛盾思想的与时俱进,彰显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立足现实社会发展实际,应高度重视"独立建设论"的理论创新研究。     

总体性: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辩证架构

"灵魂""基因""人民"是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系列论述中的三个高频词。围绕这三个范畴,习近平架构了自己的文化哲学,即"灵魂论""基因论"和"中心论"。"灵魂论"是关于家庭、阶级、社会视阈下的文化灵魂作用的论述,指认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文化建设任务,旨在拒斥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基因论"是关于文化遗传、重组、进化过程中的基因规律的论述,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针,旨在打击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心论"则是关于人的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的文化需要的论述,要求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旨在克服"文化工业"现象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观。"三论"分别从三个侧面诠释人与文化的理论关系,而又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的总体性认识,具有鲜明的超历史性。     

技术理性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化——以《启蒙辩证法》为研究视域

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代西方的一种社会哲学流派,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他可以算是批判西方工业文明技术的第一人。我们在读他的《启蒙辩证法》的时候可以深刻感受到他的批判和核心之所在——文化进步走向其对立面的各种趋势,从而通过对启蒙理性转变成为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盛行,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技术的异化和人性的丧失进行深刻的批判。为了拯救文化的进步走向其对立面,找到人类生存的价值基础,霍克海默怀着救赎的激情,开始了他的技术批判理论的旅程,让我们反思现代的文化进步,并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进行重新审视。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文化现代化意义

文化的现代化特征突出地体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接轨上,中国文化现代化自鸦片战争直至五四运动,一直存在着贬斥传统文化,过于崇尚西方文化的心态.而牟宗三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客观冷静直面本质的心态,即文化现代化建设应当坚持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精神在文化现代化建设中起到的核心和支撑作用,同时批判辩证地看待西方文化,在立足自身基础上开出创新的形态和内涵.牟宗三提出要从道德理性中"自我坎陷"出民主与科学的文化现代化形态,这是其积极意义所在.但同时也因其"道德理性本位主义"的特点,使之理论呈现出局限性和不足.但无论是其理论的积极贡献,还是局限不足,都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理论价值.     

简析“国家资本主义论”的理论误区

认真剖析"国家资本主义论"基本观点背后的理论实质,可以发现"国家资本主义论"在理论上存在三个误区:一是混淆了两种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二是混淆了两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三是混淆了两条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西方学者提出"国家资本主义论"的实质在于通过混淆概念,转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境,以达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护的目的,进而掩盖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事实。     

阿多诺对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阿多诺文化批判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具有代表性。马克思对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文化思想进行了批判,阿多诺将对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发展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他们都揭示了文化丧失人本性的社会根源——资本的奴役性,并立足于实践去寻找文化自由自觉的方向。     

西方理欲体验的动态模式——从《疯癫与文明》谈起

疯癫与文明所包含的非理性与理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是福柯在其著作《疯癫与文明》中探究的主要课题并逐渐被现当代西方人作为审视西方文化的特有认知模式而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结合《疯癫与文明》所开启的理欲文化认知模式,同时以人的存在自由和疯癫与理性的存在自由为纵向标尺梳理和分析西方自中世纪以来以理性和非理性为核心的文化历史进程,有助于将二者从历史表现、动态交互关系、人文价值等方面进行深刻批判.     

“文明与野蛮”叙事与等级性世界秩序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借助“文明与野蛮”二元叙事为其现实政治服务。这种政治话语起源于西方文化的两大痼疾：一是普世性与排他性结合导致的等级性文明观,二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背离导致的“精神分裂症”。在殖民主义时期,“文明与野蛮”叙事主要由基督教宗教认同、白人种族主义及西方制订的国际法理论构成,并成为欧洲殖民扩张的理论依据。在后殖民时期,这种“文明与野蛮”叙事的标准则日益从具象到抽象,更多借助将西方制度和价值观视为“现代性”“人权高于主权”等更抽象的标准,并服务于新帝国主义扩张。从结果看,这种文明标准通过制造“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叙事,人为将世界分为两个彼此隔绝、相互对立的世界。此外,“文明与野蛮”叙事还塑造出“反文明的文明观”,并由此导致整个世界日趋“野蛮化”,形成等级性世界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文明观”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意蕴的三重维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具有历史、现实和未来三重维度。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摒弃传统"帝国"体制和极端"国族"认同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文明观;从现实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扬弃西方"正义论"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正确义利观";从未来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超越"均势"和"霸权"两种国际秩序观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国际秩序观。全球化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三重维度的价值定位,昭示着中国作为一个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诉求的新型"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论马尔库塞自然革命理论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马尔库塞的自然革命论是20世纪"绿色运动""、生态运动"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自然革命论中,他将自然界也看为一种主体,阐述自然界遭受的剥夺,提出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及对策。最后还谈到该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论“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统一——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与自然价值的视角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与自然价值的互动关系入手,分析"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生成与价值转化关系,是强化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在近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受"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以及"科技理性"等思潮影响,"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面临着"只见青山不见人""金山银山是目的"等环境伦理冲突。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思想为指导,发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人民主体制度优势,践行"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之路,最终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