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的复合结构与功能定位

国家治理是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持续的互动合作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进路来看,存在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之争。通过比较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不同层面公共事务的作用机制与功能发挥,治理有效性是衡量国家治理系统的运行是否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标准。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量,国家治理结构应该从单一型模式走向复合型模式,在此意义上,精英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有机统一、善政与善治的有机统一成为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合理选择。沿着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基本理路,国家治理的功能定位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发挥政府"元治理"的角色与功能;另一方面,在基层社会自治上发挥社会自主性的角色与功能。     

民主政治视域下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其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于此,应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重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途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化。     

地方治理中的民主化建设

地方治理中民主化建设不仅是转型时期民主化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化转型的价值基础。地方治理中的民主化建设包括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及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集体决策和党内民主、公众参与和人民民主是地方治理中民主化发展的两条主线,对我们政治制度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治理民主化建设是我国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与突破口。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探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由"被动型"管理客体向"主动型"治理主体,由"人治型"管理客体向"法治型"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型。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关键。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及其路径,通过制度安排来提升公民制度参与的权利意识、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实现公民参与角色现代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的制度分析及对策探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由"被动型"管理客体向"主动型"治理主体,由"人治型"管理客体向"法治型"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型。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关键。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及其路径,通过制度安排来提升公民制度参与的权利意识、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实现公民参与角色现代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新型常态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之道

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典型模式,产生于国家治理的路径依赖逻辑和有限理性选择,处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之中且被不断形塑。通过解码运动式治理模式,我们发现其面临"三个正视,两个难以"的多维困境。因此,面对国家治理总目标的新要求,构建新型常态治理模式是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这种模式的本质是依靠制度化的分权系统获得政治支持。只有着眼于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宏观环境优化目标,立足于开放参与政策体制的中观平台搭建过程,落实于地方治理创新的微观行动实践基础,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各项制度体系,促使国家制度建设定型化,才能最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逻辑理路

中国能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首先厘清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视角来看,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与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要始终坚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必须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是治理主体共识的缺失、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精英的共谋,应对困境的基本路径是要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国治党治军等各方面的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社会治理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及其现代化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科学地理解治理及其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探析社会治理现代化及其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全新把握,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家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促进国家治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性、把握其科学内涵、坚持其正确方向、巩固其价值体系基础,形成更加完善的适应时代发展的制度体系,逐步地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让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有效地运转,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

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在治理实践中以不同的治理方式显示了其治理效能,但在治理机制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隐患,这就意味着单靠精准治理或模糊治理均无法实现对社会的善治。只有基于对两者的辩证思考和优化融合的智慧治理,才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智慧治理的突出特点在于治理主体的能动性、治理成本的可控性和治理效益的持续性。未来,智慧治理应从治理目标出发,确定在治理过程中采用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的程度与方式,以实现两者在治理过程中的风险管控、有效互补和有机融合。     

从企业法人治理到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

本文首先从Corporate Governance的释义入手,分之为企业法人治理(公司治理)和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继而联系了非营利组织兴起和全球性结社革命的背景,并回顾了若干有关于非营利组织与公司治理的论点和事例.接着追溯了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概念的源流,最后结合中国现实背景提出了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这一重要命题,给出了作者的展望与建议.     

治理、善治与中国政治发展

本文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学者有关治理和善治的基本观点,随后用治理和善治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指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笔者认为,我国政治发展的已有成就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积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角度来看,过去20年的努力为政治体制的演进奠定了基础并预示进一步变迁的方向。     

整体性治理：一种新的治理机制

整体性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恩和修正基础上提出的治理模式，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其核心目的在于跨越组织边界，整合各自独立的资源，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本文综合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系统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主要思想和框架，以期为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提供参考。     

治理的界面与界面的治理——对“界面治理”的反思性阐释

20世纪后期以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治理”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实施变革创新行动的全新理念和方式,发展至今,合作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共识。近年来,学术界在对合作治理的发生机理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现了“界面”的简化功能,开启了对“界面治理”的理论探析。然而,既有研究基本上都是悬置了对界面治理的知识学认知前提而去建构“界面治理”的分析框架,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界面治理”语词的推广,但是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界面治理”得到科学的理论确认的。事实上,从人的社会性本质出发,可以发现,“界面”的产生是边界行为的结果,它普遍存在于由不同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性系统之中,是各要素交互作用发生的地方（或载体）。治理界面是界面在治理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本质上是一种“治理工具”,发挥着化繁为简的治理功能。界面治理是基于治理界面而开展的跨界合作行动,是合作治理的重要实现方式,因而对界面治理的研究应当被纳入到合作治理理论的建构范畴。     

从科层治理到圈层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以S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不仅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细胞,也是国家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场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此背景下,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挑战。S市从营造参与共享的有机社区、塑造事权明晰的有效行政以及建设关爱互助的美好社会等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以信息吸纳机制、问题识别机制、任务分包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为其保障,构筑起圈层治理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这一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S市在社区层面最终达成了"大社区、优部门、强社会、好秩序"的服务社会状态。     

善治理论视野下党执政能力的提升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善治理论，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善治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一定的制约和依存关系。善治理论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升产生重要影响，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开辟了新的路径，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国走向善治的必然选择。     

社会治理创新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推进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有其必要性。地方政府在治理中面临诸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理念偏差,社会治理创新能力的缺失,社会治理资源的缺乏等困境。地方政府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就是树立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提高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进一步转变社会管理职能,大力发展和培育非政府组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等。     

信息化时代政府的治理与善治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正在改变政府与社会的传统关系模式。治理 ,作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状态下重新配置社会资源的新方式 ,已经成为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之一。信息技术促进了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同时 ,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刺激下 ,出现了电了政府的概念 ,成为政府在信息化时代实现善治的新思路     

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框架、机制与影响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在于理解其治理结构的内涵意蕴及功能价值。基于结构—功能视角分析治理结构下的结构治理,有助于探求社区治理背后的主体关系、方法技术和目标追求。研究发现,X区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的强统筹—强精准运作机制,驱动政府按照融合型组织重塑、多样化方式推进、类型化资源配置和激励型评议鞭策等进行策略回应,有效推动社区治理。但空间存量容易造成界线模糊、形式主义和宽泛治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与界定。加强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整体架构与组成要素研究,有助于丰富基层治理图景、重塑整体性治理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