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论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基于鲁中东村的实地调研

本文以鲁中东村为例,分析了乡村治理中国家权力的见缝插针、国家政策地方规约化以及地方对国家力量援引的运作规则与机制,将国家权力嵌入在村庄的社会结构、关系与规范之中,即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它既加强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同时也维持与强化了地方性结构与规范,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地方秩序的稳定。随着国家能力与乡村社会性质发生双重的转变,当前基层政权的治理机制需要从消极的简约治理、单向度的制度建设中转入积极的嵌入式治理。尤其可以借国家政权从汲取型向输入型的转变契机,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提升为国家的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行政、社区、市场:乡村组织振兴“三重赋权”的内在逻辑

乡村振兴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整体性治理过程,是要激活和发挥各参与要素的优势潜能,使之有效衔接的过程。在资源紧约束条件下,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要同时面向国家支农资金的有效使用、面向社区服务和农民组织化效益的有效实现、面向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它的良性运转不仅需要"行政性"和"社区性"双重赋权,还需要"市场性"赋权。行政赋权逻辑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了政策空间、项目资源和试点授权;社区赋权逻辑创新了乡村组织振兴的动员方式、组织结构和职能定位;市场赋权逻辑设定了乡村组织振兴中资源要素的配置方式、样态与机制。"三个面向""三重赋权"的协调联动,彰显了理解乡村治理转型的辩证关系,整合了"属事"与"属人"的一线治理逻辑,实现以"事"聚人,以"人"促事,在既有乡村治理结构的框架内,创新要素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回应了乡村有效治理的现实需要,是未来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趋向。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进路——基于县域治理分析框架

县一级在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从改革初期集中连片贫困重点片区和贫困县扶贫开发到21世纪初"国定贫困县"实施参与式扶贫,再到新时代"贫困县全部摘帽",县域贫困治理构成了中国减贫实践的独特进路。当前,在我国"三农"工作任务发生历史性转移的新阶段,仍需要以县域治理的独特进路持续巩固拓展"县域"脱贫攻坚成果、接续衔接"县域"乡村振兴实践。然而,既有研究成果未能从"县域治理"维度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性以及揭示增强"县域"乡村振兴自主性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因此,在新发展格局决策导向下,亟须找准县域乡村振兴突破口和切入点,塑造基于城乡经济社会大循环的"空间结构共生型"县域乡村振兴进路,完善乡村振兴县域治理框架。回顾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乡村振兴政策取向,推进县域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优选方案。这就要求深化新发展格局下县域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的逻辑框架、实践模型、实施原则和集成路径研究,为形成县域乡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后税费时代”的基层政权变革

乡镇改革并不仅仅是税费改革"倒逼"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转变基层政权职能的意义: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农民。乡镇改革的目标虽然并不仅仅在于解决"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还在于重塑乡村治理体制,以更好地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外部嵌入与内生整合:乡村政治生态优化的路径指向

乡村政治生态是乡村治理的环境基础,建构良性的乡村政治生态系统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从权力、制度、文化和组织四个维度分析嬗变后乡村政治生态的现实形态,发现后农业税时代乡镇基层政权的"悬浮"和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是造成乡村政治生态嬗变的主要原因。对此,应以外部嵌入与内生整合为指向,嵌入外部力量,健全村民基层自治;构筑多方联动,填补权力监督真空;强化党性修养,提升基层党建质量;挖掘优秀文化,净化政治生态环境;全面依法治村,完善农村法治体系,以优化乡村政治生态。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数字治理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不动”的困境延续到了乡村数字治理中,表现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官僚化、悬浮化、形式化和技术化,本质为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数字改造伴生的国家政权干预压缩了乡村自治空间,悬浮型乡村治理结构中干群关系的松散难以产生有效动员,以及农民自身数字能力贫困的制约,阻碍了农民主体性的实现。须通过还权赋能,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意愿、能力和权利,重塑农民主体性。     

行政包干制:乡镇“管区”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如何既确保一统性又兼顾灵活性,是大国基层治理面临的难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要将国家治理体制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使国家一统性的政策能够落地,必须使治理体制精准对接乡村社会。管区作为乡镇(街道)与行政村之间的一级准行政组织,承包了大量自上而下的公共行政事务,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任务落地的载体和枢纽。研究发现,行政包干制是乡镇管区治理的核心机制。管区行政包干制较好地适应了农村基层复杂治理事务需求,维系了基层治理体制的韧性,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末端实现了灵活性、适应性。在转型时期,随着自上而下过程控制的强化,乡镇与管区的关系呈现从松散关联型向高度关联型转变之趋势。管区的自主性、灵活性下降,适应基层社会的能力被削弱。未来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避免"一刀切",为基层政权保留一定的自主空间,夯实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基层政权建设:困境与出路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脱胎于改革开放后的国家权威秩序,其本质是权力的一元观,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动员控制能力和财税资源汲取能力。进入新时代后,由于体制机制的惯性,基层政权并没有完全脱离于原来的治理逻辑。在基层政权的建设中存在三个困境:基层政权的公共性流失导致政府和群众利益的冲突、基层政权内卷化和基层政权结构一元化的特征。基层政权走出困境必须坚持政府和群众利益一体化建构、制度化建设确保制度运转起来和强化社会权威来源,打破国家对权力的垄断。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

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是顺应我国社会发展变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转变提升,并非简单的名词转换或技术升级,需要实现从"管控"到"服务"的治理理念转变,从"维护社会稳定"到"满足公众需求"的治理目标转变,从"单向一元"到"多维平行"的权力运行逻辑转变,从"维稳平台"到"自治平台"的治理功能转变,从"碎片化管理"到"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机制转变的五个维度的内涵提升。并要从树立服务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创新智慧化社区服务网络和构建网格化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实现内涵的转变提升。     

乡村合谋视角下的混混治村及后果——基于中部G村“示范点”的调查

乡村合谋是理解乡村混混治村的新视角。当创建示范点这类中心工作迫使乡镇行政介入村庄秩序时,孱弱的乡镇倾向于引入乡村混混,这与乡村混混攫取村级权力的逐利动机不谋而合。混混在治村过程中,通过治理村内暴力和建构权力的利益网络,建立起以私人暴力为底色的"威权秩序"。最后混混与地方政府"共谋经营"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和村庄资源,形成新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一新乡村利益共同体成为了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机制。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为审视资源下乡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提供了切入点。本文以三个村庄的"项目进村"实践为经验表述对象,呈现"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的不同类型及其政治、社会后果,进而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展开学理探索。研究表明,经营村庄、经营项目以及"灰色代理"构成混混进入涉农项目实施的三大主要行动类型,且分别导致村级权力结构固化、资源输入渠道阻塞以及乡村治理空间萎缩等政治、社会后果。"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及其力量彰显,昭示着国家与乡村社会连接纽带的调整和失序。新形势下如何理顺国家、乡村治理组织和村庄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化渗透,成为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着力点。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北大核心CSSCI

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是顺应我国社会发展变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转变提升,并非简单的名词转换或技术升级,需要实现从"管控"到"服务"的治理理念转变,从"维护社会稳定"到"满足公众需求"的治理目标转变,从"单向一元"到"多维平行"的权力运行逻辑转变,从"维稳平台"到"自治平台"的治理功能转变,从"碎片化管理"到"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机制转变的五个维度的内涵提升。并要从树立服务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创新智慧化社区服务网络和构建网格化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实现内涵的转变提升。     

“动员—自发”逻辑转换下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乡土社会的内生性需求为"乡贤回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新乡贤对于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独特作用。当前,在自上而下的舆论动员及政策空间吸引下,通过带资下乡、以"项目制"发包等形式吸引新乡贤回归的做法,由于主体自觉不足和制度支撑缺乏,使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动性和作用发挥受限。从"动员—自发"逻辑转换中呈现出张力,新乡贤嵌入村治场域蕴含着"国家政策支持的外生动力,维系血缘、亲缘、族缘的内生动力以及扶助德治教化的精神动力"等三重机理。将新乡贤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激活新乡贤的独特价值和内源性动能,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强大的外源性动能相耦合,是有效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现实路径。     

治理现代化场景下复合型协同治理及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予了治理概念区别于西方治理概念的新内涵,也建构了协同治理鲜明的理论和实践特色。治理现代化场景下的协同治理是一种复合型协同治理。协同治理的复合特性主要包括"中心+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的结构性复合、协同治理外延的"属"+"种"应用复合、协同治理类型"内部协同+内外协同"的系统性复合、协同治理实现路径"制度化"+"效能化"的整体性复合等。在治理现代化场景下,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协同治理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也面临一定挑战。在路径上,应紧紧围绕治理现代化建设加以实现:在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中,完善协同治理配套制度,推进协同治理走向制度化;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立足机制建设,提高协同治理相关制度执行力;坚持数字赋能、文化赋能,优化促进协同治理活动生成和实现的条件和环境。     

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异化及其原因探析——以黔西南B村为例

通过对黔西南贫困村庄B村的调研发现,以完成脱贫指标为导向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呈现出技术性"被脱贫"、乡村精英对脱贫过程全控制、向上负责与向下脱离等异化状态。这是因为:在制度基础上,扶贫资源项目化和压力型体制之间存在冲突,村干部自主脱贫的空间和能力受限;在结构环境上,税费改革后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村干部转向策略主义的治理逻辑;在乡村文化上,贫困村民生存第一的逻辑及对精英的认同为其提供了土壤。这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经济效益低下和政治上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内卷化。为此,应该转变单一加大扶贫考核力度以及增加扶贫资源输入的方式,进行更为综合的治理改良、提升村庄的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与行政权运行逻辑

"内卷化"已经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障碍。"内卷化"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基层自治培育的不断努力与自治性功能弱化之间的悖论;二是基层治理中权力的弥散化与权威弱化及功能性不足之间的悖论。"内卷化"微观运行的基础是权力共生网络,依凭权力共生网络可以建构三种权力行动逻辑。支配—适应、协同—合作治理理念下的权力运行逻辑虽然迎合了开放、互动、共生、民主的治理主旨,然而行政权的主导色彩与自治权的功能性不足导致其难以避免陷入"内卷化"的制度困境。基层治理中,亟须培育协调—整合的权力运行逻辑。     

从“赋能”到“价值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新时代下，我国社会结构已然从“乡土中国”变迁更迭到“城乡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也应发生结构性调整：从前期外在“赋能”到当下内在“价值实现”,乡村价值需要被全面认知。从根本上来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质就是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建构，这就需要对乡村价值在充分认知基础上进行活化、挖潜和实现，需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建设重要农产品供给区，彰显乡村生产功能；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显化乡村生态功能；发展乡村产业发展新业态，显化乡村教化价值；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新格局，凸显乡村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