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由"政社合一"的一元管理到"乡政村治"的二元共治再到多元协同共治。新乡贤生成原因有选贤任能的历史渊源,城乡融合的发展态势,村民自治的政治制度,反哺农村的乡土情怀。其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包括参与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实践中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确,返乡居住无保障,面临偏见与抵触,配套政策待完善等困境;应从科学合理定位角色,优化城乡融合环境,完善政策法律保障,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来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研究——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

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为了探讨资源型村庄的有效治理模式,本文从十九大提出的中国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出发,建立了一个"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并在此框架下使用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建设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模式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振兴繁荣。     

“去自治化”:项目下乡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理想表达与现实困境

项目下乡是新形势下解决村庄发展财政不足的重要途径,希冀通过外部资源输入激活村民自治和村庄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在实践过程中,项目下乡并没有带来村民自治的发展,甚至没有与村民自治发生任何互动,使得其成为单向度的资源输入形式,村民自治呈现出"去自治化"现象。具体表现有,村民选举出现"异化"状态,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较低,富人治村消解村民自治的政治空间。项目下乡背景下,村民自治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完善和资源输入,更需要基层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和村民主体性参与。     

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评释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贫困地区"镇——村"场域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运行逻辑进行分析,以了解扶贫资源和扶贫压力如何由乡镇基层政府传导到贫困村庄,以及在村庄内部形塑何种治理状况。贫困村庄的私人化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应付型执行,扶贫资源的低效率使用,贫困户动员不足等是精准扶贫偏离其最终靶向的重要因素。走出"最后一公里困境",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有效引导贫困户参与扶贫工作,通过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加强村务公开、落实村民自治等途径,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     

村治研究的发展轨迹、学术贡献与动力机制——基于1998—20O9年CSSCI检索论文的研究

村治研究是农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领域，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以“村民自治”、“乡村治理”为关键词（精确）检索1998--2009年CSSCI数据库可以得到840篇论文。从学术发展史的视角对这840篇论文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就可发现村治研究的论域已经从村民自治制度研究扩展到以乡村治理统筹农村政治社会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国家转到了村庄与国家相结合；村治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创造了一批对中国乡村社会有解释力的本土化概念，推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村治研究的发展动力是“乡土派”的引领和学术争鸣的推动。村治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表明：创建学术共同体、开展学术争鸣、关注中国问题有利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公众参与和福利激励：乡村治理积分制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和平村的个案调查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和平村作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试点村庄，在运用积分制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围绕积分设置、积分评比、结果运用、推动村民自治等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将积分制日常管理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等村庄公共事务相结合，激发了目标对象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但积分制也存在指标设计较为狭窄、惩罚幅度和边界不清、福利激励受益群体趋向固化等缺陷。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方式，积分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农村党政班子、组织结构、村庄群众基础、公共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应加强对积分管理的正确引导，构建符合村情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行包容性的福利激励政策，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促进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自治、法治与德治:乡村治理的三个维度

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探讨乡村治理模式,既是基于乡村发展现状的考量,也是时代发展的理性选择。把握乡村"三治"困境,构建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三治"模式,是实现共建、共治和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推动乡村振兴,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压力型体制下乡村治理运行逻辑

本文从我国政府层级中的压力型体制出发,通过对乡村治理演进阶段的分析找出乡村治理的时代特点,进而探究当前乡镇主体和乡村主体是如何应对压力型体制并开展乡村治理活动的。因此需要明确基层政府定位,完善基层政府激励机制,整合村两委思想,培育村民自治文化,最终实现多主体参与共治的新乡村治理。     

安徽省阜阳市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阜阳市已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法治乡村建设制度体系,法治乡村建设成效显著,以法治为基本治理理念,形成了"党带群建、十户联治"等乡村治理品牌。但阜阳市法治乡村建设还存在村庄空心化趋势下自治活力不足、农民法治意识淡薄、民间法与国家法存在冲突、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等问题。应当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村民法治思维,发挥德治内涵优势,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高质量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新乡贤统战工作管窥

新乡贤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维护乡村社会和谐、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开展新乡贤的统战工作尤为必要。思想重视不够、机制保障欠缺、相关渠道单一是当前新乡贤统战工作面临的难题。在思想层面加强对新乡贤统战工作的重视,在组织层面健全新乡贤作用发挥的机制,在技术层面拓宽新乡贤治村的渠道是做好新乡贤统战工作,实现乡村"自治、法治、德治"一体化的有益之举。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多重转向与范式跃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单元和关键领域,也是国家治理的突出短板和攻坚对象。新时代乡村治理变革在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多重良性转向:基层政权从悬浮到下沉是乡村治理的第一重转向,从单一管理到多元治理是乡村治理的第二重转向,从行政异化到回归自治是乡村治理的第三重转向,从二元割裂到一体发展是乡村治理的第四重转向。在持续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积极作为下,在科技支撑的基础上形成的四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契合乡村综合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进入新时代,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目标指向和格局塑造为标志,开启了乡村治理的4.0版,也即"自治为体、法德两用、技术赋能"四治合一的最优型善治。最优型善治更加有利于打造乡村治理的中国之治,实现乡村治理的范式跃迁。     

宗族底色下的大型村庄治理研究——以粤西黄村为例

宗族村庄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村庄聚落样态,具有鲜明的血缘纽带特征。虽然近代以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外部输入不断增多,但粤西黄村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因素在当下的村庄治理中仍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内生性因素强于外嵌因素,不仅能团结村民宗族成员,号召募捐获取村庄发展资金,而且通过成立村庄治安队为村庄提供了治理秩序,并以宗族组织与县、镇博弈以获取村庄发展资源。以村两委、乡镇、县为代表的现代治理组织在黄村的治理中无法取代黄村村务理事会的治理效用。挖掘乡村社会本身所含有的特殊资源,也许是宗族底色下大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精英输入:新时代乡村治理主体的路径重构——基于万载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

在国家政权建设的作用之下,传统乡村权威趋于衰弱;村民自治制度的失效使得新时期的行政权威在乡村社会内部稍显不足;城市化市场化的推动又加速了村庄内部人才流失。在这三重压力之下,乡村治理主体有空心化的趋势。万载县通过引入驻村社工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以外部输入型精英为切入点,以此重构乡村治理主体的可能路径。     

华中村治研究：问题与方法

华中村治研究积累了一批颇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方法和视野。它以理解乡村秩序如何维系、展望乡村社会如何发展为主要任务，以乡村治理为核心搭建了研究平台，并将乡村治理研究的目标定位于理解中国农村，为政策实践服务，以理解政策实践为社会科学追求。在这种问题意识下，形成了朴素而易于操作的方法和视野，其核心是村庄生活的视角和区域比较的方法。华中村治研究目标明确、内在层次清晰，可能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农村公益服务何以实现精准供给——基于Z省X县案例集的分析

在乡村治理中,公益组织参与村庄自治项目成了一种重要的实践形式。对村级公益组织绩效差异的成因展开分析,系统地探究权威力量、经济条件、精英网络、组织合法性、外部资金、外部压力等要素如何相互作用,有助于理解农村公益组织何以能够提供精准化的公益服务。基于Z省X县案例集的分析表明,村庄权威建构了精英网络,维护了村治秩序和公益组织的合法性,但经济利益分化衍生的矛盾则抑制了精英的能动性,消解了公益组织的功能,从而无法为村民带来有效且精准的公共服务。此外,如果公益组织提供的服务与村民的需求相符,而非因承担创新推广的考核压力来"逼民受益",则公益组织更容易取得良好的绩效。农村公益组织应考虑村庄的实际条件,尊重民众的需求,避免因"被动推广"和"同质化"导致公益服务的目标与手段脱节,造成资源浪费和项目失败。     

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简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民族地区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功能思考

村规民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解决土地纠纷、催生文明乡风和促进乡村民主自治等功能。通过对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进行实地调研,发现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仍存在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实施方式不规范、缺乏村民广泛参与等问题,制约着村规民约价值功能的有效发挥。新时期,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以国家法律法规为统领,打造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村规民约,吸引治村能人,融入时代新风,发动民众参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推进乡村社会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村务共治”:村民自治的非典型嬗变——基于湘北S村的实地研究

在当今中国乡村治理实践中,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原因,理想的"村民自治"往往会嬗变为诸多典型的变体形式,且它们的成长空间都十分有限。本文基于对湘北S村的村治调查发现,建立在权力资源弥散性分布基础上的"村务共治"是村民自治的一种"非典型"嬗变。它突出地表现为拥有多重身份的村干部经常面临多重交叉压力,村级权力结构组成的多元化等。在特定条件下,这种"村务共治"可能成长为村级治理的一种"善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