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影响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举足轻重。在“发展压倒一切”作为国家主要任务的相似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上的原则立场基本一致,它们共同进行了以气候治理谈判为契机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尝试,对东西方气候谈判博弈产生较大影响。但是,由于当前气候变化对国家造成的影响程度不同,各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考量有别,加上发达国家不失时机地推出“分而治之”政策,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气候治理谈判中的具体问题出现分歧,协调统一立场难度增大,国际谈判主要力量出现重新排列组合。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必将朝着谈判主体更加多元、相互矛盾更加突出、彼此斗争更加激烈的趋势前行,谈判阵营碎片化已是大势所趋。     

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的解读与评价

巴西政府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及其气候政策的变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消极参与逐步向积极推动转变的过程,可以分为前卢拉时期、卢拉时期、罗塞夫时期三个阶段。2015年9月巴西政府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发布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其减排目标在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肯定的同时,被指可以更进一步。在巴西立场和政策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其近期动向,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进行了解读与评价,将其主要影响因素归结为环保主义的政策影响力、碳排放源结构的特殊性、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考量和可再生能源市场前景。中国和巴西同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且各自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但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立场分歧。基于巴西的气候变化政策及其气候谈判立场,中巴两国可以增进沟通,减少分歧,重点加强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和能源研发与应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中国与G77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分歧

"G77+中国"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谈判方,多年来为推进国际气候谈判,尤其是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气候谈判的日渐深入和复杂,中国与G77之问立场出现了分化,利益协调面临困难.尽管如此,双方合作的基础仍然存在.在后续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与G77继续维持这一战略联盟意义重大.     

全球发展倡议下的中拉气候合作：基础、机遇与挑战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拉同属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还是在绿色低碳合作领域,都有相近的立场和广泛的共同利益。在全球迈向碳中和的关键时期,中拉气候合作在清洁技术转移、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和林业碳汇三大领域具有广阔空间,进而有望在公正转型、气候韧性发展和协同增效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拉美国家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已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尽管中拉合作面临美国因素干扰和拉共体内部认知不统一的双重挑战,但双方气候合作的机遇大于挑战。未来在全球发展倡议的统领下,中拉气候合作应朝着推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实现碳中和的方向走深走实,不断拓展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下的气候合作新议题群,争取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达成对发展中国家整体有利的条款。中拉双方要以前瞻的、发展的、创新的眼光来看待气候合作中的机遇与挑战,为共同实现强劲、绿色和健康的发展而持续发力。     

对当前深化"基础四国"合作的思考

"基础四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与欧盟及美国等"伞形国家"并立的三大关键力量之一,在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以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等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日益转向美欧发达国家的减排方案,使"基础四国"面临巨大的压力.随着巴黎气候大会后新的全球减排框架逐步落实、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阵营划分,开始呈现出向"排放大国对排放小国"转变的态势.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分化明显加剧,"基础四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面临的冲击日益加大.     

东亚区域气候治理合作困境分析

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谈判进程缓慢背景下,区域层面的气候治理显得日益重要。然而,气候变化形势严峻的东亚地区并未能形成类似于欧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气候治理合作机制。东亚国家因领土争端等安全议题使国家间关系相对紧张与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区域性合作;域内国家发展现状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差别导致针对发展性问题的关切不同;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治理机制中,分属不同气候谈判集团,所持立场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加之外交传统惯性和域外其他行为体的影响,使得东亚区域气候变化治理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造成区域合作困境。在构建和推进东亚气候治理合作机制时,应注重在域内大国引导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以体现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并借鉴其他地区的治理经验,促使区域治理机制同国际层面的制度接轨。     

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趋势

《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由上至下的减排义务分配体系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免责优待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京都模式"的主要特点。由于这两大制度安排与实际需求的矛盾,全球气候治理很快陷入困境之中。《巴黎协定》对"京都模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是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共同推动的结果,将有效地化解"京都困境"。一方面,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在多个层次上对治理实践的创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从以国家减排为重心转向以经济低碳化为重心。另一方面,随着多边气候谈判僵局的持续,发展中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认知逐步更新,而发达国家推动的"自愿减排原则"的传播也为南北气候治理规范的再融合创造了条件。为有效利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这一机遇期,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发展低碳经济,并主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拉美国家数字贸易治理行动及诉求研究

拉美国家参与数字贸易治理进程及特点表明,在WTO框架下拉美国家在数字贸易治理领域最重要的利益关切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希望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技术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以及妇女参与数字贸易给予关注;第二,强调WTO框架下的数字版权规则要更透明、明确管辖权归属、注重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加强对源代码和算法的保护;第三,建议在WTO成员海关管理实践中引入更多的数字贸易便利化措施,承认无纸化贸易的合法性及尽量做到政府数据公开。通过比较WTO其他成员对于拉美核心诉求的态度,本文认为,拉美提出的消弭数字鸿沟的诉求符合WTO各成员方立场,很可能会在WTO谈判中得以实现。保护源代码和算法的诉求符合发达成员的核心立场,很可能得到发达成员的极大支持。而公开政府数据对发展中成员而言有所困难,在WTO谈判中此诉求很可能不会实现。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参与WTO数字贸易谈判的相关政策建议。     

动力与目的: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身份转变的成因

本文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身份由"被动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到"积极贡献的新兴大国"的原因;在"转变动力"与"转变目的"分析框架中,选取国际制度和预期目标作为解释变量,分析治理身份转变的因果机制;在"德班平台谈判"期间,揭示中国治理身份和行为偏好转变原因。本文强调国际制度对中国外部身份认同的激励和内化作用,建构预期目标对中国内部身份偏好影响路径,认为三者在动态循环中达到"内部结构均衡"。     

合纵连横中的中印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总体发展势头良好，双方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 伴关系已初告建成。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在一超多强的基本格局下，各力量中心在不同领域进行合 纵与连横。合纵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体，在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和进行全球气候 变化谈判时互相配合，坚持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立场；连横则指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仍然积极 拉拢印度制衡中国，构建对华包围圈。中国和印度对彼此“阵营”身份的认识，成为影响中印关系走 向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而且近年来中印关系的互动，也被渲染上了两种发展中国家崛起模式之 争的新内涵。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墨西哥:角色转型与政策选择

墨西哥在地理上和经济上的北美国家身份与政治和文化上的拉丁美洲国家身份,导致了该国身份认同的困境,也决定了其不断在国际社会中探索自身的角色定位。随着墨西哥外交政策的转型,其国际角色定位从发展中国家领导者,转向旨在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气候变化议题在当前墨西哥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也是其表达中等国家声音的一个重要渠道。基于本国的特殊性,墨西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诉求是提升国际影响力、追求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政策选择包括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努力调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认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视可持续发展,承担自愿减排义务;提出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就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桥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适合墨西哥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有利于其走出认同困境,从而找到与南北双方接触并符合自身利益和政策目标的路径。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巴西的谈判地位、利益诉求及谈判策略

巴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政策,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提出了减排目标.巴西拥有世界最大的天然碳汇--亚马孙森林面积的2/3,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使巴西在世界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巴西不仅与发展中国家结盟,而且与法国等发达国家采取共同立场,力图使自己掌握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话语权,争取获得国际援助.由于各国在减排责任及援助等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较大,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难以达成有约束性的减排协定.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会议和2019年马德里气候会议大体上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迎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行动转向",转向全面执行法律制度的行动阶段。这是全球气候治理30多年"法制化"演进的历史性成果。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普及和深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紧迫性的不断增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驱动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这种"行动转向"。这种"行动转向"在全球层面上意味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的职责、功能与角色将随之变化,主要是要发挥好贯彻、监督、政治动员、搜集处理和公布各种信息等功能,同时还要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转变成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发动机和总动员处;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各国的核心任务和行动也要随之改变,主要是要切实履行好《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下的各项职责与义务,同心协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低碳发展)的"转型点"早日到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中国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落实,在立足国内的前提下,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宗旨,通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统筹协调好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积极构建全球气候命运共同体、地区气候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气候命运共同体,并努力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印度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特征及中印合作

印度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自2008年提出"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以来,印度的气候变化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变化。与发达国家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更加侧重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不同,印度应对气候变化主要关注"安全纽带",即围绕水、能源和粮食安全这一主题展开。这表明,印度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更多是从生态安全的整体性考虑,并未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核心关注。这提示中印两国应加强生态安全领域的战略和技术合作,依托印度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推动中国优势低碳技术在印开展绿色产能合作,并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积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立场。     

G20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力、议程与影响

近年来,二十国集团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作用日益不可或缺。这种重要性是由其内在属性决定的:一是机制内包含诸多主张减排的欧盟国家;二是集团内国家派别的划分与UNFCCC框架内谈判的阵营高度相似,具有谈判的连续性;三是气候变化问题被反复嵌入经济议题,成为制度化进程的一部分。在外部关系上,全球气候治理的延续性为G20机制提供了讨论和形成减排行动的不同时空条件;与UNFCCC的互动,保持了G20内基本相同的气候议题,责任、资金等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内在属性和外在关系,G20获得了持续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动力,其影响体现在:以UNFCCC框架下谈判为基础的政治再承诺;通过规范或政策倡议为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与原则。     

互联网治理:巴西的角色与中巴合作

互联网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重要议题,巴西力求在该领域谋取大国地位。巴西互联网治理以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机制为核心,为互联网指导委员会和《网络民法》为两大支柱。巴西还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互联网治理,在拉美地区发挥引领作用,围绕"信息社会"概念,促进区域协调与合作,支持拉美各国加强本国的互联网监管和立法,协调拉美国家的立场,集体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反对美国的单边治理,基于多利益攸关方治理原则,主张建立公平、公正、安全的全球网络空间秩序。尽管巴西的互联网治理大国战略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中巴两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合作空间较大,双方可以提高"利益共同体"认识,强化双边立场协调;携手应对网络犯罪;加强信息技术创新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促进各自互联网产业发展;积极利用多边机制,求同存异,推广"两国共识"。     

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实践,是应对全球"治理失灵"、加大南南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不断优化的新方案和新举措。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中拉关系发展需求、拉美一体化驱动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都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内外机遇。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拉美一体化中的分歧、中拉贸易中的同质化、美国因素的干扰、地理距离遥远与文化隔阂等,都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挑战。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空维度下,中国应在理性分析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以中拉合作框架为整体指引,以全球治理和南南合作为主线,以强化质量与增进互信为目标,与拉美国家携手共进,共同构建"五位一体"的中拉命运共同体。     

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的现状及前景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经10年有余,已成为双边关系中颇具潜力的重要方面。中欧在气候议题领域的合作呈现出机制规范化、主体多层化以及内容专业化的特点。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助于稳定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更能密切双边贸易合作进而增进战略互信。但是,这一合作也存在不足和问题,比如合作机制出现"垂直"和"水平"方向上的分野,双方关于气候变化治理的重要分歧见诸"非对称性碳排放"贸易格局和"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技术转移问题、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气候资金"注资等问题。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中欧双方都有意进一步增进气候领域的合作,并增进相互理解,以推动气候变化伙伴关系的长期发展。     

欧盟-东盟地区间的气候合作

气候合作在欧盟与东盟正式的地区间对话合作框架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边缘地位 到重要议题的发展历程,总体呈现出独立前沿性、内生动力为主性及软机制强化性三个特点。这种 地区间气候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互动层面和功能向度：在横向上有利于实现全球气候 谈判中的绿色权力平衡,在纵向上增加了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密度,并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 设定的可控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增进了地区间学习认知进程并强化了一种绿色身份认同。     

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小岛屿国家联盟北大核心CSSCISSCI

小岛屿国家联盟是全球气候谈判中的重要参与者,由于其成员国所具有的独特地理状况和经济发展结构,该联盟在气候谈判中一直坚持其自身特殊的利益诉求。近年来随着气候谈判格局发生变化,小岛屿国家联盟与其他国家或集团间的谈判关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应充分考虑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利益诉求及其与其他国家之间谈判关系的重新组合,积极发展与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关系,在气候谈判中赢得主动权,促进气候谈判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