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深化"基础四国"合作的思考

"基础四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与欧盟及美国等"伞形国家"并立的三大关键力量之一,在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以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等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日益转向美欧发达国家的减排方案,使"基础四国"面临巨大的压力.随着巴黎气候大会后新的全球减排框架逐步落实、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阵营划分,开始呈现出向"排放大国对排放小国"转变的态势.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分化明显加剧,"基础四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面临的冲击日益加大.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墨西哥:角色转型与政策选择

墨西哥在地理上和经济上的北美国家身份与政治和文化上的拉丁美洲国家身份,导致了该国身份认同的困境,也决定了其不断在国际社会中探索自身的角色定位。随着墨西哥外交政策的转型,其国际角色定位从发展中国家领导者,转向旨在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气候变化议题在当前墨西哥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也是其表达中等国家声音的一个重要渠道。基于本国的特殊性,墨西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诉求是提升国际影响力、追求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政策选择包括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努力调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认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视可持续发展,承担自愿减排义务;提出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就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桥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适合墨西哥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有利于其走出认同困境,从而找到与南北双方接触并符合自身利益和政策目标的路径。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跨国主义范式——多元网络化发展的特点、动因及挑战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综合性解决路径,清洁能源利用在各国的迅速崛起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能源秩序变革以及全球清洁能源善治提出新的诉求。在发展实践中,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日益呈现出一种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且呈网络性拓展互动模式的跨国主义范式。本文基于对三种全球治理范式的理论探讨,深入分析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路径及其特点。全球气候能源战略格局转型、国家间互动中清洁能源的"去地缘化"属性以及私营部门的兴起从不同层面推动了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进程。但这一进程也受到多元治理格局碎片化、体系中的"南北分割"以及"治理的再地缘化"等现实挑战的阻碍。在此研究基础上,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能动性。     

碳交易体系对接与后京都气候治理

正碳排放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实施碳排放机制,各国将面临这一体系国际化的压力。全球碳交易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有望成为后京都时代气候政策的重要内容。2009年1月28日欧盟委员会发表《走向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提出以欧盟碳交易体系为基础,建立全球碳市场。第一步争取在2015年建立经合组织碳市场,到2020年再将其扩大到先进发展中国家。2011年的德班会议强调了市场化减排的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会议和2019年马德里气候会议大体上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迎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行动转向",转向全面执行法律制度的行动阶段。这是全球气候治理30多年"法制化"演进的历史性成果。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普及和深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紧迫性的不断增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驱动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这种"行动转向"。这种"行动转向"在全球层面上意味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的职责、功能与角色将随之变化,主要是要发挥好贯彻、监督、政治动员、搜集处理和公布各种信息等功能,同时还要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转变成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发动机和总动员处;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各国的核心任务和行动也要随之改变,主要是要切实履行好《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下的各项职责与义务,同心协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低碳发展)的"转型点"早日到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中国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落实,在立足国内的前提下,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宗旨,通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统筹协调好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积极构建全球气候命运共同体、地区气候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气候命运共同体,并努力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全球数字治理的多元挑战与中国对策研究

有效的数字治理是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全球性跨境运营模式、各类信息的数字化以及数字平台治理责任的不确定性等导致与传统治理相比,全球数字治理难度增大。从经济、技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层面来看,全球数字治理面临多元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不断扩大,领先国家在数字领域的规范和标准之争加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和破坏性技术的社会影响加深等。面对上述挑战,中国作为倡导者和先行者,应积极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变革,构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全球数字治理体制。中国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借助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积极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合作,实现数字治理与国内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     

《巴黎协定》下东北亚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与合作

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大会上通过的《巴黎协定》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的进入新阶段,并确立了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协定聚焦了基本原则、三项长期目标、"自主贡献+盘点"以及法律约束力等主要问题,充分体现全球治理模式中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共同发展的三大特征。东北亚是东亚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同时也面临严峻大气问题,在《巴黎协定》框架下东北亚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各有侧重,并将按照协定的要求,通过确立基本原则及共同目标、构建区域合作治理的多元主体、完善合作治理机制、开拓合作渠道,促进区域大气治理效果的实质性提升。     

全球治理:模式比较与现实选择

全球治理理论是应对全球化思潮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理论,其中,对各种行为主体在全球治理中具有代表性的行为模式的分析,成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实现的可能性及有效性的关键。文章认为,在全球治理中,各种行为体依据自身不同特性,以不同的治理模式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国家中心治理、有限领域治理、网络治理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治理模式,而多元多层合作治理模式是各种行为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最具有效性的治理模式。     

全球公共卫生难题及其治理路径北大核心

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促使公共卫生问题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当前全球公共卫生面临多元治理主体权责不明、卫生公共品供需失衡、医疗技术与疾病信息的获取存在能力鸿沟和共享壁垒等难题。导致全球公共卫生难题产生的原因有,全球卫生治理与国家卫生治理的优先议程不同、"安全型"与"发展型"卫生治理模式有差异、单边和多边的治理途径有别以及逐利与公益之间难找契合点。可从多层级卫生治理主体的协调与整合、多个治理环节紧密衔接、加强卫生领域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总结地区治理经验等方面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作为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为此不断提高本国的卫生治理能力,注重综合运用资源和技术等多种支持途径、提供体现地方差异和高融合度的卫生公共品,并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新规则和新标准的制定。     

城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以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正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城市气候变化主场外交、气候城市联盟和碳市场治理这三个层次出发,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多边层次的突破性进展。在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多元化这一大背景下,城市在这一治理体系中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城市在气候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承办历次全球气候大会;构建跨国城市气候治理网络对话和共同行动平台,以及培育城市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碳市场。城市是试验性全球气候治理的先锋,其政策实践虽然基于地方,却又通过国内和跨国网络传播到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其他部分,从而推动着体系的发展和转型。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中国角色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凸显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此次疫情防控一方面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诸多困境,另一方面也预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改革和重构,包括全球治理理念转变、全球治理主体调整、全球治理客体重心转移、全球治理规则创新以及全球治理动力再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在G20等多边机制下积极发挥抗击疫情的重要作用;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扩大中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影响力;建立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为全球治理树立信心和标杆;发展"一带一路"国际治理合作平台,着力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加强东亚区域合作抗疫,提升亚洲国家全球治理地位。总之,中国将与各国协作共同塑造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     

《巴黎协定》:新的制度安排、不确定性及中国选择

2015年12月12日,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此举正式启动了2020年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进程,从而打破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自2009年以来陷入的法律僵局。虽然该协定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温室气体的强制减排中,但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确立了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的法律模式,创建了包括可持续发展机制在内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机制。然而,《巴黎协定》在实体和形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完善和不确定之处,这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努力。对中国而言,在国际上,仍需发挥其大国作用,积极筹划相关制度安排。在国内,应考虑后者与"十三五"规划的衔接,探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中的制度选择,实现地区气候治理模式的多元化。     

欧盟国际气候政策中的消极因素

欧盟的国际气候政策存在诸多消极因素，主要包括：提出的减排目标相对保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采取一种内外有别的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在技术转移问题上过于强调知识产权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虚多实少；其相关产业政策导致排放转移，某些环境和技术标准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消极因素与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新形势一起，共同决定了欧盟难以重返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领导者地位。     

特朗普时期美国气候政策转变与中美气候外交出路

与奥巴马时期的"绿色型"国家定位不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气候政策呈现出"工业复兴"的特点,其不仅颁布了大量"灰色型"气候立法,重国内经济发展而轻国际气候合作,还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作为"美国优先"国家政策下的产物,特朗普政府的上述举动不仅导致中美气候外交的利益互动模式失灵,使得中美气候外交的既有合作成果面临颠覆之危险,而且严重阻碍了中美气候外交预期目标的实现。对此,我国宜谨慎寻求中美气候外交的新出路,也即在立场上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思想,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基本原则;在方法上采取"协作共进"式的气候外交策略,提升我国的气候治理话语权,进而提出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在形式上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加强中美两国间次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交流合作,倒逼国家层面的气候合作;在内容上以两国碳市场的连接为主要发力点,并以清洁煤炭技术合作为突破口和辅助手段,进而撬动中美气候合作与对话。     

从华沙到巴黎:欧盟气候外交政策的新趋势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试图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欧盟倡导下,从2013年底的华沙气候大会开始,国际社会正式就"德班平台"及其特设工作小组进行务实谈判。在2015年底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国际社会达成了"后京都时代"最为重要的法律性文件《巴黎协定》,以此规划了2020年之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工作方式和法律框架。在此过程中,欧盟也在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不断调整其气候外交政策:针对"2015新协议"和"后2020机制设置"问题,欧盟更为强调新协议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提倡将减排由"承诺"向"国家自主贡献"过渡;更加重视气候金融和技术援助问题,并关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连锁效应;基于现有减排与2摄氏度目标的差距,欧盟更强调对缔约方进行监督的重要意义,重申透明度及可说明性原则。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治理框架内,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国际体系行为体结构的转型方面,国家面临着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依然是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建设性、破坏性以及积极与消极作用兼具的非国家行为体,其作用十分复杂。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问题是,一方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霸权的权力与权威,促进了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排他性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霸权国家防范和阻止新兴国家进入全球治理核心领导层,都使全球治理的霸权特征得到凸显,并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逻辑根源——基于发展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比较分析

长期以来,全球经济治理由西方国家主导,遵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和竞争单方取胜的经济全球化运行逻辑,建构单方面契合西方国家利益偏好的统一规则治理模式。当前,这一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亟待变革。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以"中国道路"的成功为事实基础,顺应发展导向与实践理性相互加强的理论逻辑,践行"发展共赢"的包容性全球化运行逻辑,塑造以包容性发展机制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对发展逻辑而非资本逻辑的遵循是"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逻辑根源。     

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影响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举足轻重。在“发展压倒一切”作为国家主要任务的相似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上的原则立场基本一致，它们共同进行了以气候治理谈判为契机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尝试，对东西方气候谈判博弈产生较大影响。但是，由于当前气候变化对国家造成的影响程度不同，各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考量有别，加上发达国家不失时机地推出“分而治之”政策，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气候治理谈判中的具体问题出现分歧，协调统一立场难度增大，国际谈判主要力量出现重新排列组合。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必将朝着谈判主体更加多元、相互矛盾更加突出、彼此斗争更加激烈的趋势前行，谈判阵营碎片化已是大势所趋。     

网络空间安全:一项新的全球议程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在推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2010年伊朗核设施遭受"震网"病毒的网络攻击之后,网络安全议题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中迅速升温。按照行为主体的不同,网络空间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可以划分为黑客攻击、有组织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以及国家支持的网络战;一般来说,从个人到非国家行为体、再到国家行为体,它们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程度逐级递增。但无论是哪一种网络安全威胁,它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危害都不容低估。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纷纷制定了本国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以保护本国的关键设施和网络安全。一些国际组织也将网络安全纳入合作的议程,大力推动成员间的网络安全合作。从未来的趋势看,网络安全将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项共同挑战,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合作,但是考虑到网络空间治理仍是一项新兴议题以及各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必然是任重而道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