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中的重典治吏

本文从研究《唐律》及明太祖关于重典治吏的有关法律规定入手,表明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重典治吏只能收效于一时,不可能根治封建社会肌体上官吏贪赃枉法的痼疾。最后结合当今法制社会对治吏方面的规定,明确指出古代刑法的“重典治吏”不能用于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中开展的反腐败斗争。     

明初重典治吏的主要措施

明初重典治吏的主要措施肖光辉，黄晓明明太祖即位不久，即用“重典治吏”，这是明代别于封建社会其它各朝代而独具的一个显著特征。对明太祖重典治吏的得失，史家评述甚多，但对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措施却缺乏系统的总结。今梳理有关典籍，将其重典治吏的主要措施归纳为以下...     

朱元璋重典治吏及其启示

为了保障新建立的朱明王朝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和吏治清明,朱元璋通过颁布一系列严苛的律令和确立相关的制度进行重典治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朱元璋重典治吏的经验教训对当今的反腐败斗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反腐败与重典治吏

无论是明智的封建君主，还是清醒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或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为有效地遏制腐败均实行“重典治吏”，严刑惩罚贪官污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目前我国反腐败斗争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就是对腐败分子心慈手软、打击不力。     

我国行贿罪的理论冲突和立法抉择

行贿罪是贿赂犯罪中的一个重要罪名,在高压反腐的背景下,刑法学界对于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刑罚处罚乃至存废问题都存在较大的争议。保留行贿罪有利于严密反腐败刑法法网和对贿赂犯罪的惩治。行贿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有利于限制刑法的处罚范围,符合刑法谦抑性。行贿罪特别自首制度符合刑法“从严治吏”的旨趣。     

析朱元璋“重典治吏”与惩治贪污贿赂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推行用严刑峻法保障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典治国”政策,是朱元璋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朱元璋用重典治乱世不仅表现为扩大了惩治反叛、大逆等罪的范围和加重对“贼盗”等财产性犯罪的量刑,而且表现为严厉制裁贪赃枉法的官吏以及刑罚手段的极端残酷。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后,为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重典治吏”与惩治贪污贿赂就     

明初重典治吏探析

朱明王朝建政初期，加强中央集权，反映在司法上就是“三国三典”，重新兴起重刑主义思想以廓清吏治，以期达到“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目的。大兴律例，同时法外用刑。从立法的思想、经济背景以及社会后果来讨论明代的重典治吏，以期从中得到启示和反思，探讨法治之路。     

论中国古代法律对赌博的规制

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历史痕迹几乎贯穿人类文明的始终。，赌博违背了中国社会主流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而一直被法律所禁止。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禁赌法律实践的总结与研究，指出其具有法令为辅、教化为主；法网严密、用刑苛峻；重典治吏、严惩官赌；禁而不绝、明禁实驰等显著特点，以期为我国未来禁赌立法提供借鉴。     

毛泽东反腐的绝招与邓小平反腐的实招

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叫做“英雄所见略同”。主要意思是，英雄人物的见解基本相同。如赤壁之战，周瑜和诸葛亮，破敌之策不谋而合，都是主张“火攻”，结果顺应天时、地利，火烧战船，大败曹军。在当今时代反腐败的问题上，一代巨人毛泽东和一代伟人邓小平也所见略同，都是主张从严治吏，铁腕反腐。     

反腐败与重典治吏

无论是明智的封建君主，还是清醒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抑或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为有效地遏制腐败均实行“重典治吏”，严刑惩罚贪官污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目前我国反腐败斗争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就是对腐败分子心慈手软、打击不力。（一）唐太宗李世民吸取隋朝强盛一时、因腐败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强化廉政建设，制定完备的法制，严惩腐败分子。（唐律）规定：对超编设官、擅离职守、私自出界的官吏，处以杖一百至徒二年的刑罚。监临主司（负责刑案、监察的官吏）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监临主司或监临…     

明初"重典治吏"思想刍议

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初统治集团在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最具深远影响的"重典治吏"主张.严厉惩治了贪赃枉法的官吏,是明朝立法的重点。     

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政策应对

刑事政策是为预防犯罪而产生的。从严刑事政策之所以能够并应当运用于我国的防恐实践，主要有如下两点原因。 第一，恐怖活动犯罪的现实危害需要“治乱世用重典”。“治乱世用重典”是西周时期提出的法制指导思想，现多用其引申涵义，是指对于特殊时期与特殊领域的犯罪，应当适用特殊的制裁措施。恐怖活动犯罪巨大的现实危害决定了必须对其适用“重典”。恐怖活动犯罪以暴力犯罪为主要形式，组织性强，并且走向国际纵深化。     

强化反腐败的制度权威

腐败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经过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反腐实践，全党逐步认识到：反腐败，制度是第一位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维护反腐败制度的权威性尤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     

张家山汉简中的法律思想

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和《奏谳书》中包含了丰富的法律思想。史料证明 ,汉初法律着力维护家庭伦理秩序 ,把儒家推崇的家庭道德法律化 ,是后世“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同时 ,汉初法律还以法家的“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为指导 ,对官吏严加管理 ,重典惩治官吏犯罪 ,表现出对秦律的强烈的继承性。     

略论遏制腐败的对策

遏制腐败需从多方面着手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制度建设 ;强化各类监督 ;用重典治吏。只有数管齐下 ,不心慈手软 ,才能有效遏制腐败。     

多维度透视朱元璋“重典治国”

“重典治国”既是朱元璋的立法指导思想，亦是其司法指导思想。“重典治国”的司法实践基本上贯穿于洪武一朝。学界关于朱元璋统治时期的“重典治国”不乏研究，但其重典之故、重典之“重”、重典之人、重典之效依然值得探讨。     

包拯的吏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本文从论述包拯吏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即民本主义入手，阐述其吏治思想的具体内容，重点分析了其关于“任德治吏”与“以法治吏”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将其吏治思想与现代法治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包拯吏治思想对现代法治的若干借鉴，如法治须以民主思想为基础；现代“吏治”既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更要注重吏治。     

论刑法分则中作为构成要件的“情节严重”

论刑法分则中作为构成要件的“情节严重”张明楷一我国刑法分则及单行刑法有许多条文规定，某种行为只有＂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例如，刑法第１１７条规定，违反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进行投机倒把，情节严重的，才构成投机倒把罪；刑法第１２８条规定，违反...     

论明初的重典治吏与当今的反腐倡廉

当今腐败犯罪不断滋生和蔓延,"反腐"已成为世界性难题。早在我国古代,吏治就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其中不乏可借鉴的经验。明朝之初,朱元璋"乱世用重典",制定严刑峻法以惩治贪官污吏,其规模之大、用刑之重在中国古代史上少有,对当时吏治的澄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以明初重典治吏内容、经验与教训等为例,对当今中国的反腐倡廉发表了相关见解。     

从“治吏兴唐”谈职务犯罪预防

唐代政权初建,赃罪盛行。贞观初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唐太宗的老部下)因贪污而被“免官解任”,沧州刺史席辩因“坐赃”而被处死,当时的皇叔江夏王李道宗,虽“俸禄甚高,恩赐不少,足有余财,却贪婪不止”,也因“赃罪”而被削封邑、免官入狱。可见,当时官场不乏职务犯罪歪风,当时的统治者也注重反腐败———“治吏”。在“治吏兴唐”的历程中,包含了封建统治者对吏治的重视、对相应立法的完善以及在“人事”方面的策略、激励与监督的防范管理机制等。1.统治者对吏治的重视。《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