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转型一类案例的分析

回应式议程设置是指政府在短时间内将"议程设置"作为回应社会需求、或处理某一突发事件与社会问题的工具。近年来,回应式议程设置已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公共议程设置过程的常态。在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下,社会问题步入议题合法化的过程被政府压缩或精简,社会焦点事件的发生方式和剧烈程度对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性往往超过了政策议题本身内在的重要性。政府议题选择更符合公众议程的偏好排序,能够及时回应公众的需求,契合了新时代的治国理政观。但由于公众偏好容易受到短期社会焦点事件的影响而呈现不稳定性,过度依赖公众偏好也隐含着议程设置理性科学分析不够、不利于政府主导能力的培养,甚至有可能导致事实上的无效回应等问题。加强政府决策自主性,对公众需求进行适当引导是防止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持续固化的有效措施。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策议程设置的嬗变:政治逻辑及其阐释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经典议题,政策议程设置最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中权力的真实运作,从政策议程设置视角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新的和有待拓展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逐步构建了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议程设置架构和机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在合法性上回应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原则,并在国家治理能力实践中探索和完善了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理解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议程设置的政治逻辑,探索和构建中国治理话语体系,是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尚待推进的知识议题。     

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场景、行动逻辑与未来趋向

科学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作为科学决策的逻辑起点和首要环节,政策议程设置至关重要。新时代我国政策议程设置面临全新的现代场景,多重机遇开启了公共领域转型之窗,公共关怀、现代意识、知识型公民、政策行动技能提升加上网络抗争,催生了政策议程设置中“新个体”的力量。新时代场景中政策议程设置的行动逻辑,根植于政府治理结构与规则程序的变迁,也寓于被网络集体行动框架重塑的非正式过程。现代治理需要社会合作建构取向的政策生成,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更强调中国共产党顶层设计下的协商合作、共同行动和自发推动,而开发更加成熟的政策问题环境扫描指标、加强社会分析,将是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议题和趋向。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政策议程设定

公共问题是公共政策存在的逻辑起点,而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则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只有首先进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中,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在现在中国的体制下,阻碍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议程设置模式、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不公平的干预、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只能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蓄和扩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理论,对政策议程设定有如下启示：强调公民参与的议程设定模式、公民和团体平等的参与议程设定的能力、注重公共利益取向的公共协商能够包容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等公共政策所应有的价值和目标取向。     

当代中国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探析——以电话初装费政策调整和取消为案例

描述和分析了1990年末期以来由传媒参与、促进公共政策议程的个案。在该个案中,社会意见表达得以实现,促成了公共讨论,并导致了政府对在公共讨论基础上形成之民意的政策回应。对这一进程的发生及促成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研究表明: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过程有三个重要关节点:民意表达、公共讨论、政府回应。在这个过程中,传媒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它充当了形成公共意见的"公共领域"的角色与功能。除了探讨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过程与机制之外,对本个案中表现出的遗憾与局限也做了讨论。通过本个案研究,希望为当代中国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问题提供一个微观视角。     

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议程设置是廉政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有着积极的影响,包括丰富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起点,实现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多元主体互动,促使廉政政策象征性议程向实质性议程转化,加快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进程等。但是网络舆论也可能打造"伪民意",形成"伪议程",给廉政政策议程带来设置难度加大、甚至设置错误议程等消极影响。     

“邻避冲突”中的议程设置——基于R市的实证研究

从公共政策过程的角度,立足于现实的"邻避冲突"案例,使用历时性的分析方法阐释了议程设置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大陆与核能开发有关的"邻避冲突"大多源自原有核能政策的垄断。民间群体想要打破政府对议程设置的垄断局面,必须经历核能政策垄断与"混合式"议程设置,公众议程的发起与新议程形象的建立,议程议定场所的选择与管辖权的争夺,议程的扩张与政策垄断的破坏,及"机会之窗"与"焦点触发",最终将自己面临的困境清晰地呈现给政策的制定者。案例表明,现实中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还存在诸多障碍:即来自政府方面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体制和机制方面,来自公众方面的阻碍主要是其在参与和主导议程设置的能力上存在缺憾,来自大众媒体方面的阻碍主要是他们对议程话语权的操作和过度的风险放大。优化议程设置的可能性路径是:加强议程开启和沟通的制度化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议程设定场所之间的统筹与协调机制,培育公众在政策参与方面的能力。     

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社会意见表达与政策协商--以新医改政策制定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政策制定的三个重要节点:政策议题的提出、决策方案的备选以及政策对社会意见的征求过程中,意见表达与公共决策关联互动,形成"政策协商"。政策协商主体多元,形成代言性表达与象征性表达的合力。共享价值立场、舆论推动效应以及政府回应能力是政策协商得以发生的关键因素。所以,大众传媒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协商渠道,为我国决策民主化探索贡献力量。     

协商民主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是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现实中由于政策议程设置机制或设置模式的原因,一些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难以进入政策议程,政府有时提出的政策议程设置主张也遭到公众的抵制和反对。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体制和民主治理形式,用一套制度与程序规范提升政策议程设置内容及过程的合法性,有助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审议民主的地方性实践——广州垃圾焚烧议题的政策倡议

作为一种民主理论及民主实践,审议民主的价值对于处在激烈社会变迁的中国意义尤为重要.论文旨在以审议民主理论作为依托,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变化.采用文本分析方法,通过还原媒体报道和网络报道中的事件过程来分析2009至2011年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选址事件中的公众参与个案.围绕公众对垃圾焚烧选址议题的建构、新闻媒体对议题的扩散、公共知识分子对议题的共鸣以及议题的网际审议等环节完整地展现了垃圾焚烧选址社会大讨论的议程设置过程,番禺案例也进一步论证了审议民主作为政府公共决策新范式的实践前景.论文的局限性在于没有从理论上分析番禺垃圾焚烧选址事件发酵机制以及未能深入探讨审议民主在中国进一步推广的可能性.     

当代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关系演化过程分析——基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选址决策案例的考察

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政府能否与媒体、公众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将直接影响政策的质量、政策方案的可接受性和执行效率。基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决策个案分析发现,在"决定—宣布—辩护"式的公共决策模式下,政府垄断公共决策权力使得决策信息严重不对称,政府、媒体、公众等三方之间的互动缺失,其关系极不平衡,爆发影响面较广的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在事件中,三者之间虽然互动较多但关系仍不平衡,政府略显被动,媒体普遍偏向民意,公众抗争不断。在垃圾处理议题重启后的参与式治理决策模式下,媒体和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三方互动关系实现平衡。     

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中的社会行动者:现象图景、知识介入及理论修补

政策终结议程设置是政府对问题政策进行识别及认定的过程,日益受到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行业专家以及普通公众等社会行动者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刻地揭示了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这一新的知识生成模式,社会行动者会自己寻求一些新的知识,加深对政策终结议程的理解并对政府的表现做出更明智的判断,政府很难再按传统的做法对其进行操控和限制。这就要求对政策终结议程设置的规则进行变革。尽管政策科学家提供了多样的规则方案,但大都以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假设为起点,忽视了以伦理特征出现的个人。因此,除了对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个人主义假设进行理论修订以外,政府及其公共行政人员应秉持开放合作的视野,将社会行动者看作政策终结议程设置的助推因素,以此来发现公共利益并推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论新闻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

媒体议程设置作为政策议程设置的方式之一，新闻媒体首先起到了传声筒和放大镜的作用，同时也容易利用大众对它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机构的信任搞虚假新闻。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新闻媒体议程设置作用力不断增强。因此，正确处理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共同推进中国政策议程的优化迫切并且必要。     

议程设置与公共政策私用的风险探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为政府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奠定基础,对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政策议程本身对政策问题的确定与解决存在主观选择的可能性,蕴含了私用政策的风险,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造成威胁。政策议程被私用主要存在于公共问题成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主要受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和大众传播媒介等方面的影响。为防止政策议程被私用,需要在政策问题的设立上引起重视,既要关注主体利益需要的规范,也要注重相应的外部监督机制。     

回应性政策议程触发模式:对我国特有政策议程模式的一种尝试性阐释

互联网作为当今人们快速获取信息、传递信息、表达信息的常见方式,成为当前公民表达民意、反映需求的重要渠道,然而呈多样化、密集化的网络舆情事件中,只有部分能成功触发政策议程,造成结果差异的原因、以及相关因素的作用机制值得探究。本文在多源流理论视阈下对多个案例进行梳理分析,预设“社会——网络——国家”三元分析框架,结合政府回应情况总结归纳出三种网络舆情触发政策议程的模式,阐释我国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触发模式。回应性政策议程触发模式的优势在于政策的可执行性强、民主决策程度相对较高、有助于政府提高公信力,但该模式下可能致使决策者对问题出现误判、可能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等缺陷也不容忽视。     

公共事件中公众议题的嬗变——以复旦投毒案为例

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议题大量兴起,这些公众议题成了聚集公众意愿、表达民意的重要平台。通过分析"复旦投毒"案发展进程中的公众议题及其嬗变,剖析公众议题嬗变的原因,并探究政府在公共事件中如何回应社会关切议题。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创建模式嬗变分析

政策议程的研究在当前学术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理论范式较多地从即时的视阈对政策议程的创建过程进行解释,而缺少历时向度的考察与对比研究,因而只能对某一具体的社会问题如何进入政策议程进行个案式的说明,而不能归纳和概括一个特定时期政策议程创建活动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规律,当然也就难以从宏观层面对不同时期的议程建构模式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因此,推进研究的深入发展亟需将个案式的解释模型上升为一般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创建活动进行动态化的梳理和比较,实现由单一向度的分析视角向"立体化"、多维度的研究方向转变。基于这一思考,以探究政策议程创建活动的"情境转换"与"过程变迁"及其内在联系为主旨,以政策议程创建模式为分析单元,提出了体制-过程模型,并以此为工具,以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议程创建活动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三种政策议程创建模式的特征、过程及其背景的比较分析,力图在探究我国三十年间政策议程创建模式演进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体制-过程模型的应用进行说明和验证。     

公共政策议程合理设置的机制构建——基于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问题为客体,通过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公众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体现为平等性、民主性和合法性.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议程设置是一个典型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通过对该公共政策议程设置问题的剖析,对于构建其他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制,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政策过程中的基层回应机制研究——基于实证层面的探析

政策过程中的基层回应机制是现代基层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最重要表现,也是当前公共管理改革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对南京市政策过程中基层回应机制建设状况的实证调查,挖掘出影响和制约政策过程中基层回应机制建设的深层原因及其背后的逻辑。通过实证调查和分析本文认为当前政策过程中的基层回应机制建设还存在很多阻滞因素,因此我国地方政府应当加强基层政策回应机制建设,加强现代回应载体的建设,提高基层政府的回应能力,提高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