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诉讼的法理性透视

现代社会的诉讼制度设计根据社会冲突的性质可主要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这三大诉讼在程序设计上有着共通的法理 ,即公正与衡平。文章从程序结构法理以及程序运作法理这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随后 ,本文通过对诉讼中引入“合意机制”的思考 ,对现代诉讼的价值导向进行了反思 ,指出弘扬个体自治的深远意义。     

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面对严峻的环境危机,环境保护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现有诉讼体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局限性需要我们寻找一种更加有效的环境诉讼模式,即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能够在排除环境侵害、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同时,更好地维护公民的生命、健康、财产以及良好的生活环境等合法权益,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新型环境诉讼形式。本文即从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意义出发,借鉴国外的制度设计,从而提出我国制度构建的具体设想。     

制度分析视角下民事诉讼成本控制研究

诉讼成本是指在司法程序中为了解决社会纠纷,而投入的社会成本。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会造成诉讼成本的内耗,因此诉讼制度需要不断地优化以降低诉讼成本。我国当前诉讼制度中的审理期限制度、简易程序制度、司法调解制度都存在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性,造成了诉讼成本高昂,或者没有实现降低诉讼成本的目标,因此需要在司法改革中对这些制度不断优化,以真正实现对诉讼成本的有效控制。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综合激励机制重构

与环境公益诉讼可能产生"井喷增长"担忧相悖的是,当前除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呈现强劲发展势头外,社会组织这一具有独特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原告诉讼却呈现衰减的趋势,普遍存在诉讼意愿不强、提起案件数量走低的现象。这不仅违背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分层次、递进式的制度设计思路,也不利于诉讼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主要原因在于公益诉讼激励规则设计偏失,忽视了诉讼提起涉及的复杂利益因素,缺乏可操作性的激励方式指引,导致对社会力量有序参与诉讼的调动乏力。应注重从已有审判实践出发,立足诉讼动力的分析,深入社会组织行为决策的内部,充分考量激励结构的关联性,在此基础上优化诉讼激励内容,充实激励方式设计,强化提起诉讼的条件支撑,形成对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综合激励机制,同时立足当下丰富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内容,规范检察机关对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拓展社会组织参与诉讼的制度空间。     

论我国公益诉讼的法律衔接

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完善具有深远意义,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有关消费者侵害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长期争论,也昭示了立法机关对公益诉讼的一种立法倾向——即通过在实体法中规定具体条款来弥补程序法中的制度缺失。由此及彼,可以想见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未来也必将在相关的实体法律中得到体现,有关诉讼主体资格、救济方式等等集中争议的问题也将会得到法律解答。立法机关这一高屋建瓴、循序渐进的立法模式令人赞叹,但另一方面,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如何与实体法进行衔接才能达到体系化效果仍然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本文即从这一立意出发,探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实体法、部门法选择以及具体条款的设计,以期对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有所增益。     

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构想

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如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等)的现象日益突出。为了有效制止这种现象,切实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我国有必要在现有私人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以完善我国民事和行政诉讼制度。关于如何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要解决公益诉讼提起主体、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和公益诉讼程序三方面问题。一、公益诉讼提起主体关于公益诉讼提起主体,我国学者提出了两种观点:一是狭义说,即认为只有检察机关才能提起公益诉讼①。二是广义说,即认为除检察机关外,社会团体和…     

论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制度是一项体现程序公正价值，保障辩护防御权的重要的司法诉讼制度，其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本文试从该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典型外国法例、法理基础及其国内的立法、司法实践现状、问题和这一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构造中的地位等角度论述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一些加强与完善该制度的建议。 一、证据开示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典型外国法例 （一）历史沿革 证据开示制度即检控方证据庭前展示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构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诉讼程序设计。它的产生、发展是伴随着社会文明和司法诉讼制度的进步而进行的。 在发端和盛行于奴隶制…     

环境公益诉讼辨析

我国现有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过于关注技术细节和制度设计,而忽视了一些本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理论核心问题。基于法院对4起环境公益诉讼迥然不同的处理,我们需要从性质、原告主体和客体三个层面对环境公益诉讼进行系统反思。从性质上看,我们不能再陷入传统诉讼制度理论的窠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二分法必然产生法理逻辑上的矛盾、遭遇现实的困境,环境公益诉讼应是一种特别诉讼,是现代社会中公民共同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原告主体看,检察机关并不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佳主体;从客体看,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应对的是行为对环境的损害,不宜将对人的损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范畴。     

环境公害群体诉讼的障碍与对策──从环境公害诉讼看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群体诉讼是解决环境公害纠纷,实现环境诸价值的重要的程序手段;各国在环境公害群体诉讼方面的发展趋势要求我国在代表人诉讼制度方面进行观念更新和程序完善,使这一制度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程序保障。本文分析了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解决环境公害纠纷时显现出的制度缺陷,并在当事人制度、举证责任。赔偿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环境公害群体诉讼即我国的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对策。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法理分析

公共信托理论的发展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确立和构建奠定了学理基础。西方法理中的代际平衡理论和自然权利理论更是推进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此外,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分析,环境法律观念经历了从权利本位到社会本位再到生态本位的变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正是顺应这种文化的变迁而得以发展。不但如此,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以及经济法的外部性视野研究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合理适度的制度设计,使环境公益诉讼得以产生经济正效应,从而获得与其他制度相比的优势。     

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保护社会公共的环境权利和其他相关权利而进行的诉讼活动,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武器。目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尚未建立。该如何设计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本文认为,以发达国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设置为借鉴,结合我国实际,以原被告制度、受案范围与地域管辖制度、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诉讼前置程序和诉讼费用分配制度、判决类型等为研究重点,参照传统诉讼法,构建具有普遍性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对我国建立起系统而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一定意义。     

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内涵和路径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试点工作要在把握制度内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实践路径。其制度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即:牢牢抓住"公益"这个核心,立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以"诉讼"为手段发挥促进依法行政、保护社会公益的作用。试点要在《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的决定》等法律依据的基础上,把握制度内涵,在相关规定和基本法理的框架内,对公益诉讼的具体方式方法进行探索和实践。     

论检察改革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律

检察制度改革必须遵循三个基本规律:即检察权运行司法化、法律监督诉讼化、制度设计科学化.检察权运行司法化要求建立以检察官为顶点的审前司法审查制度,对公诉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造;法律监督诉讼化要求在建立行政、民事公诉制度的同时,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建立诉讼行为无效制度和公诉中止制度;制度设计科学化则要求检察制度的设计必须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为主要目的,以权力制衡为原则,以公平正义、效益为价值取向.     

集团诉讼问题研究——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分析

集团诉讼是当代世界共同关注的重要的法律和政治问题。然而,各国对于集团诉讼的态度、政策、制度设计和实践却是千差万别,显示出多元化的趋势。本文以功能主义分析方法探讨了通过不同的法律制度解决这一相同的时代课题的可能;分析了当代世界各国解决群体性纠纷和集团诉讼问题上的差别及其原因,从政治和司法体制、诉讼文化、法律技术与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法律职业等角度比较了集团诉讼运作的社会条件和移植的可能性;并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集团诉讼问题的重要性及各国应有的政策立场。本文将解决中国群体性纠纷的问题意识贯穿始终,主张充分考虑社会现实,避免简单移植某一种集团诉讼制度并依赖其解决各种群体性纠纷,而应以一种多元化的思路应对纠纷解决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试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经济纠纷,而现有的三大诉讼制度难以有效解决社会经济公益类的案件,所以应对传统的诉讼理念和制度进行及时更新,构建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鉴于经济公益诉讼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性,本文从拓宽原告资格、完善法律责任体系、设立经济审判庭以及建立经济诉讼程序的规则等方面来讨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公益诉讼制度的程序构想

在我国,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日益突出,为了有效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我国有必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关键是如何构建其具体程序规则,即必须针对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妥善解决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诉讼时效、法院管辖及审判组织、举证责任和调解等特殊程序问题。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收集制度的模式选择

作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收集制度完善的首要问题,在证据收集制度的模式选择方面,应当对我国诉讼体制及社会的现实状况予以充分关照。在此基础之上,我国未来的民事诉讼证据收集模式应当选择协作式模式。协作式证据收集模式的法理基础因证据收集主体与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二者存在深层次的共同法理依据,即诉讼各方主体所负的"诉讼协力义务"。同时应注意"诉讼协力义务"与"诉讼促进义务"的区别。     

派生诉讼何以可能:反思与超越——以日本派生诉讼的发展为出发点

传统理论认为,原告股东在决定是否提起派生诉讼时以理性经济人自居,基于成本与收益进行衡量。日本诉讼费用改革后派生诉讼案例急剧上升则是该传统理论强有力的佐证。然而,这一传统观点不仅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也不符合日本派生诉讼的实际情况,日本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很大程度上受到准理性和有限理性行为的影响。日本这一实践对我国派生诉讼的有效实施无疑可带来启发:即在反思派生诉讼利用率为何如此之少时,不应仅关注制度设计,还应超越制度本身,考量该制度得以实施与发挥效用的其它外在因素。     

论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功能

本文从法社会学中的功能理论出发,探讨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功能的内涵,理清与价值的关系,在代表人诉讼制度已有功能即扩大司法解决纠纷、提高诉讼效率、平衡当事人之间力量对比功能的基础上提出新时期还应具有的利益调控、激励、行为导向和政策形成功能。     

重构我国经济法诉讼理论与制度体系的思考

经济法诉讼是经济法独特的司法程序,是指相关的组织和公民根据经济法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规范、侵犯国家和社会经济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在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司法活动。鉴于目前我国法学界对于经济法诉讼的定性比较混乱的现状,我国亟须从经济法诉讼的目的与原则、当事人适格理论与原告制度、诉权与诉的利益理论、举证责任理论、受案范围制度、管辖制度、诉讼费用制度以及激励约束制度等方面重构我国经济法诉讼理论与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