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精准扶贫项目运作研究——以J市Z区的案例为基础!

精准扶贫主要是以项目的形式对扶贫资金和资源进行安排,扶贫项目的合理选择和安排成为扶贫绩效的前提和抓手。通过对某区(县级)项目扶贫的案例分析可见,缺乏行动者的充分参与导致项目扶贫的绩效偏离了扶贫目标。形成政府主导的、各方行动者各尽其能的多元扶贫治理结构,是精准扶贫取得成效的关键。因此,当前科层制度下的压力型扶贫模式应该向社会治理下的参与式扶贫模式转变;对扶贫机构和人员的"任务目标"亲贫困增长考核模式应该向以"贫困人口"为本的发掘贫困者资本的政策模式转变;要实现行动者在明确职能定位和责任这一前提之下的角色转变。     

激发基层公务员内生动力 推进精准扶贫战略的路径选择

基层公务员的心态是影响精准扶贫效果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十八大以来大部分基层公务员的心态是积极的,呈现出认同感增强、积极性提高、满意度增加、责任心增强的良好态势。但是,受基层工作性质、考核机制设计、政策限度过大和精准扶贫"内卷化"困境的影响,部分基层公务员也存在一些消极心态,如以"敷衍塞责"的心态面对责任担当、以"疲于应付"的心态对待检查填表、以"急于求成"的心态跟风产业项目、以"消极应考"的心态应付入户评估。为调适这些消极心态,应减少检查,破除扶贫中的形式主义;注重心理,激发基层公务员的内生动力;赏罚分明,建立扶贫责任容错机制;科学评估,完善精准脱贫指标体系。     

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研究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是中国农村扶贫的主要方式。民营企业是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市场力量。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是打赢扶贫攻坚战的需要,是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为提高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着力加强精准产业扶贫项目的信息推介,着力营造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政策、服务、舆论、法制环境,着力引导民营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参与精准扶贫。     

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精准扶贫的政策绩效分析——基于江西省G县的调查

通过对江西省G县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精准扶贫的政策执行情况的实地调查,从效率、适当性、公平性和回应性四个标准分析实际绩效,我们发现在效率标准方面,政府方面的效率低于保险公司,但在制度安排和监督机制方面与政策目标实现了一致。同时,贫困人口在医疗方面的过度保障带来了与非贫困人口新的不公平,贫困人口对该政策虽有较高满意度,但参与度不高,续保意愿不强,总体回应性较弱。为使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精准扶贫的政策更加完善,建议进一步明确商业健康保险的定位,清晰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责边界,要完善与其他医疗保障政策的有效衔接,并坚持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逐渐弥合不同群体间的不公平。     

浅论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

习近平对扶贫事业的深厚情结是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习近平多年的扶贫经验是精准扶贫思想提出的理论来源,习近平对当前脱贫攻坚现状的靶向定位是精准扶贫思想提出的实践基础。从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激发社会参与活力三方面来论述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进一步明确个人、政府、社会的扶贫责任,优化扶贫格局,通过三者合力,促进精准发力,全面实现精准脱贫。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结构性制约及超越——基于陕南移民搬迁的实证分析

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乡村贫困人口是新常态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推进精准扶贫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严峻的土地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高昂的迁移安置成本与建设配套资金供给困境,产业支撑不足与移民生计脆弱等问题是大规模移民搬迁的主要结构性制约因素。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不仅在于制度设计者的决心和能力,还取决于减贫政策的社会基础状况。结构性制约对精准扶贫方略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应引起公共部门的高度重视。要及时改变移民搬迁安置的政策导向,更多地通过"外部支持"、形成合力等路径,以解决移民安置的资金问题,有效卸载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从而更好地推动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地生根"。     

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的经验、困境与绩效提升——以湖北省为例

产业扶贫作为专项扶贫中的重要扶贫方式,由"造血式"扶贫替代"输血式"扶贫,在中国扶贫工作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积累了一定经验。然而,贫困对象误识与致贫原因研究不足导致产业扶贫对象瞄准机制仍不完善,"劣币驱逐良币"与产业同质化现象导致扶贫龙头企业及产业难以准确定位,扶贫对象能力缺乏及其政策误读导致扶贫对象难以与扶贫主体有效衔接,加之产业扶贫面临着"丰产不丰收"等技术难题,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绩效仍有待提高。为进一步提升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绩效,应进一步完善对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机制,通过丰富建档立卡信息及完善软件自动识别技术实现对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利用信息优势,借助专家智库资源,弥补扶贫企业在产业扶贫中产生的正外部效应,避免产业同质化;利用先进科技实现扶贫可持续发展,并将"互联网+"技术融入产业扶贫全过程;通过加强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深入实施"雨露计划",实现扶贫产业与扶贫对象的精准衔接;同时,应为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提供制度保障。     

精准扶贫对贫困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H省Z村的驻村扶贫工作实践

精准扶贫改变了贫困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来源渠道和供给方式,联手帮扶单位和社会力量的介入,使得贫困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从上级拨付、村庄自筹的"两条腿走路"转变为上级拨付、村庄自筹和第三方帮扶的"三足鼎立",从供需脱节转变为供需无缝对接。驻村干部制度的实施,使得贫困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扶贫物资的分配过程中多了一道外来的监督力量,有利于公平分配和提高扶贫工作效率。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有效"黏合"和统筹使用各方面的扶贫力量,减少内耗,遏制贫困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碎片化"倾向,提高精准扶贫的"定点滴灌"效果。     

政府开发式扶贫资金政策与投资效率

中国政府开发式扶贫资金政策经历了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满足贫困人们基本需求与促进贫困地区工业发展并重",以及"满足贫困人口基本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政策演变.从财政扶贫资金、扶贫信贷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投入的效果来看,它使得中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成绩是巨大的,然而用扶贫资金使用效率来衡量,政府开发式扶贫资金政策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矛盾,这就对政策调整提出了迫切的任务.     

精准扶贫与农村低保的制度绩效问题

当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巨大成绩,主要原因来自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市场化。中国设置了双重反贫困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含特困人群救助制度)和精准扶贫政策。前者是对所有家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农户进行无条件的"补差",后者则是对低于贫困线农户家庭进行的以生产为主的帮扶。当前全国农村低保制度已经十分完善,成为最大的惠民工程之一,扶贫政策成效却不能让人满意。造成低保制度与扶贫政策实践制度绩效巨大反差的原因在于扶贫政策本身的设计缺陷,包括贫困户识别偏差、数据库管理僵化以及目标错位和制度错位。在已经形成相对健全完善的农村低保制度的情况下,扶贫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区域开发,而不是具体帮扶农户。     

沅陵县精准扶贫调研报告

作者在文中通过对沅陵县精准扶贫工作的调研,分析了当地贫困村普遍存在基本生活条件欠缺、公共服务设施薄弱、乡村建设人力资源没有形成合力等问题.对如何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的成效,提出了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加大易地搬迁的宣传与行动、多举措改善便民利民条件、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发挥乡村建设主人翁能动性等政策建议.     

压力型科层制下基层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样态

基层政府在我国精准扶贫中扮演着政策执行的重要角色。通过对17个乡镇的实地调研,发现基层政府在执行扶贫政策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共谋""备考""规避"等执行样态,这本质上反映的是基层政府在"科层制"和"压力型体制"环境下的一种"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的权力运作方式。在压力型科层体制下,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和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往往使基层政府嵌入三种关系之中:压力型体制与科层制的关系,目标责任与资源匮乏的关系,参与式扶贫与政府主导型扶贫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的存在使基层政府在压力型体制、科层制和参与式扶贫的胶结状态下寻求政策执行的策略,并塑造着基层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样态。     

精准扶贫背景下产业扶贫资金高效使用:问题·原因·对策——基于Y市X乡的调查

产业扶贫资金是贫困村顺利精准脱贫的重要保障,对脱贫攻坚意义重大,如何高效使用产业扶贫资金还存在诸多现实问题,调查发现,这些问题是由产业扶贫资金政策宣传不到位、贫困文化根深蒂固、产业扶贫资金监管机制难以落实以及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等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因此,需要从压实责任,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多措并举,发展繁荣乡村文化;多角度联动,保障监管机制有效落地落实;多方协作,创新建立奖惩机制等方面协同推进,以实现产业扶贫资金的高效使用,助推脱贫攻坚的高质、高效进行。     

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评释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贫困地区"镇——村"场域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运行逻辑进行分析,以了解扶贫资源和扶贫压力如何由乡镇基层政府传导到贫困村庄,以及在村庄内部形塑何种治理状况。贫困村庄的私人化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应付型执行,扶贫资源的低效率使用,贫困户动员不足等是精准扶贫偏离其最终靶向的重要因素。走出"最后一公里困境",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有效引导贫困户参与扶贫工作,通过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加强村务公开、落实村民自治等途径,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     

陕西省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评价研究——基于洋县白石村28户贫困户的入户调查

作为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省份,陕西省在"十三五"时期的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以洋县白石村为例,帮扶措施实现的减贫成效及贫困户满意度均有所提高,但是在贫困户自身、帮扶主体、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强化方案的设计和规划,因地制宜,分类研究,筑牢帮扶保障体系,精准施策,创新产业扶贫模式,狠抓脱贫成效,落实主体责任,拓宽扶贫渠道。     

新时期宁德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探讨

新时期宁德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探索与取得的显著扶贫成果,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成功实践,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值得认真总结学习。研究与探讨宁德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经验,不仅在全省具有典型示范效应,而且对全国具有可复制和样板意义。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探析

精准扶贫是加快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举措。但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工作面临着制度间缺乏良性互动、扶贫主体间缺乏协同参与、职能部门间缺乏协同联动、扶贫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及扶贫工作绩效评估碎片化等问题,影响了扶贫的效果。从协同治理视角出发,注重观念协同、制度协同、主体协同、部门协同和督评协同等在扶贫工作中的功能,有助于推动政府反贫困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精准扶贫战略下的农村基层党建探析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关系到精准扶贫的成效,但在扶贫工作的实际开展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队伍结构上、党风廉政建设上以及部分基层党员干部在理论素养、能力素养、群众意识、实践能力等方面暴露出了不足,因此在精准扶贫的推进过程中应该着重从优化干部队伍、加强监督考核、培养基层党员干部的能力素养、密切联系群众的意识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基层党组织建设。     

论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战略思想之一,也是提高扶贫开发效果的必然路径选择。通过阐述精准扶贫的内涵、外延和理论基础,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精准扶贫和大规模减贫所经历的扶贫治理体系变迁过程。可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目标呈现多元化特点,扶贫治理体系围绕片区精准和个体精准建立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战略格局。然而,由于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要实现精准扶贫目标仍面临不少挑战。     

贵州省遵义市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文章以贵州省遵义市贫困地区农村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对当前脱贫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贵州省遵义市贫困地区的致贫因素,对以往扶贫模式的总结,从而创新出新的脱贫对策,为贫困地区解决脱贫致富之路。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在实施精准扶贫工作过程中仍然存在扶贫基础设施较差、扶贫分配和使用上不够集中、群众思想观念跟不上、乡镇宣传发动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抓好基础扶贫、产业扶贫、智力扶贫是实现当地全面脱贫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