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路径——基于成都实践的考察

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变迁和一系列治理难题对传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成都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实践,以社区公共议题为切入点,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整合式治理思路,为破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案选择。进一步推动"三治融合"创新既需要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框架,也需要为融合共治提供有效的组织载体,还需要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等,即在制度环境、组织结构和文化基础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三治融合"的有效运行,提升治理效能。     

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及路径分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发挥新时期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的作用。因此,要深刻把握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精髓,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势作用,通过系统提升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意识,着力完善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全面构建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系统等途径,全面破解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获得感视域下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的逻辑路径分析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在社会治理中通过起点共建、过程共治、成果共享增强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感、成就感和公平感，这“三感”共同构成了获得感的实质内涵，获得感也因此成为社会治理制度是否健全的关键评价指标，对进一步健全社会治理制度起着重要的结果反馈作用。从基层社会治理事件开始的起点共建、过程共治、成果共享到获得感评价，整体构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不断健全的逻辑路径，其目的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实践中，要从坚持人民至上的治理理念、完善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升级以创新为重点的社会治理方式入手完善社会治理制度。     

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层治理的主要问题与地方创新经验

相较于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入的发达地区是我国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地区,由此,人口流入型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的体制机制瓶颈也更为突出。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主要存在上下级间的权责利不对等与条块不协调、较大的管辖幅度与有效的服务管理半径之间的不匹配、政府内部的非正规雇佣与有效干部激励管理之间的矛盾突出、社会发育不足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协同乏力、村居组织的深度行政化与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等问题。为此,城乡基层治理需要执行"重心在下"的治理权能配置模式、需要形成共治与自治良性互动的双轨运行机制、需要解决干部队伍建设与激励问题、需要加强党的领导等。     

构建现代警务模式推进岛域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思考--基于定海公安的实践

探索构建现代警务模式,既是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近年来,舟山市公安局定海区分局紧密结合海岛实际,主动融入区域治理大局,以"智治"为驱动,以"共治"为牵引,以"护航发展"为抓手,以"铁军建设"为基石,着力构建符合岛域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的现代警务模式,探索出一条定海特色之路。加快构建现代警务模式,推进岛域基层社会良性治理,护航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突出"主动"警务理念、"数字"警务理念、"开放"警务理念、"民本"警务理念,由事后处置向预测预警转变、由粗放管理向精准智理转变、由单核驱动向多元共治转变、由考核导向向民意导向转变。     

夯实基层基础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因此,"十三五"期间,我们必须以法治为保障,以共治为路径,以创新为抓手,从理念、方式、体制、保障等四个方面入手,夯实基层基础,抓实抓好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跨区域农民聚居区治理机制研究——以成都邛崃为例

跨区域农民聚居区是农村群众集中居住的一种新形式,也是当前中国农村人口的主要居住形态。它面临规划建设不合理、聚居区群众治理可持续性差、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治参与度不够等问题。因此需要统筹考虑合理规划,充分满足聚居区群众生产生活需要;深化基层组织体系改革,撤并与新组建村(社区)方式;探索集体经济股份化改革,有效激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以"1+3+1+N"治理模式,探索聚居区合作共治的新格局;分类纳入治理目标考核,促进跨区域聚居区自治治理水平提升;以"互联网+乡村"模式,尝试跨区域聚居区治理融合的新模式。     

基层社会治理的时代意蕴、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目标是以民生发展为核心,建立多元合作共治的基层社会格局,这依赖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资源等的全方位转型。目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矛盾纠纷多发、网络"虚拟社区"治理困难等带来的挑战,亟待着眼于创新制度化的民生发展体系、完善立体化的基层治理机制、构筑信息化的基层治理格局等,推动基层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打造现代化的基层社会运行模式。     

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差异与有效治理逻辑——基于苏州、东莞两地网格化治理实践的分析

网格化治理是整合组织分割、资源分散的基层治理体系,回应复杂社会综合性、整体性治理需求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具体实践层面,网格化治理表现出"融合"和"嵌入"两种差异化实践模式:苏州元和街道利用网格系统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多元一体共治格局下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服务网络;东莞横沥镇再造一套网格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形成职能专业化、管理精细化的网格与职责综合、治理手段灵活的社区组织的二元分工与配合。两地网格化实践都实现了基层80%治理事务在社区内化解的目标,而使网格化治理的职能定位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适配,网格化治理结构与地方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是两地网格化有效达成治理目标的一般逻辑。     

智慧社会视阈下基层社会治理新视角:网络众包模式的应用与构建

智慧社会在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推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大量碎片常态、无序分散、易于热点化等社会问题。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从"共建共享"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战略升级,这要求基层社会治理从传统科层制治理向整体性治理模式变革,以扁平化、多样化、平等化作为城市管理共享的核心价值,立足智慧管理、智慧服务,依托数字化应用平台增加公众参与渠道,积极推进贴近公民意愿和利益诉求的多元社会组织成为政府合作主体。基层公安机关应当审视当前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广泛借鉴智慧社会环境下网络众包等商业管理问题解决模式,在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共建共治方面谋划积极有效的"智慧化"应对方案。     

空间重组下社区治理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合肥市F社区为例

快速城市化重组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也带来了世界的巨大变化。其中,社会空间重组所导致的社会区隔及社会排斥现象日益突出,增加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在社会空间理论的视阈下,以合肥市滨湖新区F社区治理实践为例开展分析,发现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社区治理满意度不高、共治共建共享主体目标不一导致共治难以形成合力、治理文化纽带脆弱等困境。解决空间重组所带来的这些治理问题,需要重塑社区"公共性",寻求多元主体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党建为引领,形成共治共建共享的现代化治理格局;以文化为纽带重塑社区情感,强化社区认同。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的"人治"方式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传统社会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视阈下基层协商的嬗变与提升——基于浙江省村级治理集成创新的考察

以协商促治理,是浙江基层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最鲜明的特色和优势,先后创出了温岭民主恳谈和新枫桥经验、武义村务监督、桐乡"三治"融合等做法,其中大部分已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村级治理既不能一"选"了之,同样不能一"商"了之。面对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基于浙江省村级治理集成创新的考察,这一演进路径可以概括为:村级小微权力规范体系+村民说事+乡贤参事+文化礼堂+乡贤馆——在党建引领下稳步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方向迈进。这样环环相扣、层层补位,使得治理的靶向更为精准,治理体系更具系统性、明确性和有效性,基层协商在有效推进乡村善治中不断得到优化和升级。其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既是目标也是路径。统一战线在乡村协商治理中找准定位不越位,就一定能发挥独到的积极作用,有效破解基层统战工作边缘化、空心化、碎片化的问题。     

包容性城市建设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基于浙江义乌的个案考察

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是包容性城市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全国性城市治理难题。近年来,义乌牢固树立"共建、共享、共治"理念,通过包容性城市建设"四个维度",即包容性经济发展、包容性社会治理、包容性文化建设以及包容性公共服务,有效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义乌不仅获得经济物质条件的满足感,还能迅速融入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生活圈子,安居立业,获得深层次满足感。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乐山实践与探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当以"共建"为基础,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建设;以"共治"为核心,形成治理合力;以"共享"为目的,让社会治理成效公平惠及每一个人。乐山市全力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要加强党委领导,把好社会治理"政治方向";完善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确保矛盾"基层化解";持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增强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促进"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健全基层公共安全体系,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权变型协商:基层协商治理中行政权力运行的理性选择——基于协商治理多案例的分析

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协商治理中如何运行和选择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西方学者将我国的协商定义为"威权式协商"在于忽略了我国基层复杂的协商环境。为此提出权变型协商的概念,将基层协商治理置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选取"政府—公民"能力成长和"环境—议题"复杂冲突性两个环境变量,得出权变型协商的四种类型:聚权回应式协商、平等咨询式协商、权威引导式协商和开放共治式协商,并选择民主价值和治理价值两个维度去讨论行政权力在每一种协商方式中的运行逻辑,通过基层协商案例加以解释。得出如下结论:我国基层协商治理是一种权变型协商,协商方式的选择要根据现实环境;政府在协商治理中既追求协商的治理价值,也注重协商的民主价值;政府行政权力在协商治理中要审慎使用专断性权力,同时要加大对协商经验的总结,实现非盲目的可复制性,以提升我国基层政府的协商水平。     

协同治理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由"政社合一"的一元管理到"乡政村治"的二元共治再到多元协同共治。新乡贤生成原因有选贤任能的历史渊源,城乡融合的发展态势,村民自治的政治制度,反哺农村的乡土情怀。其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包括参与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实践中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确,返乡居住无保障,面临偏见与抵触,配套政策待完善等困境;应从科学合理定位角色,优化城乡融合环境,完善政策法律保障,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来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平安建设视野下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升级的探索思考

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尤其是在改革发展关键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亟待创新加强。扎实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平安建设、促进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衢州市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坚持问题导向,从局部化、碎片化、浅表化的"微创新",走向全局化、系统化和深层化的探索实践,紧紧围绕"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保衢州一方平安"总目标,调整优化以系统治理、多元参与为目标的治理体系,构建完善以综合治理、"三治合一"为导向的治理模式,建立健全以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为重点的治理机制,着力强化以常态化运行、长效化治理为关键的运行保障,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在体制机制层面实现创新突破,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和机制的转型提升。     

试论推进城乡警务一体化建设的着力点

推进城乡警务一体化建设,补好农村警务这块"短板",既是落实城乡一体化建设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然要求,也是公安机关加强基层治安治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推进之道有五,其一是强化主体责任,全面落实"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其二是加强"村寨文化"建设,重建乡村秩序和制度;其三是培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安意识,构建良性的治理场域;其四是加强政策引导,补齐农村警务建设滞后的短板;其五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构建数据驱动型的农村警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