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

基于对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和发展特点的概述(包括相同观点国家集团与美国的博弈),本文将美国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民主、共和两党三届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演变进行了比较与解析。作者认为,应关注美国三届政府近20年来始终未变的两大政策核心:即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控制和干预,以及要求国际刑事法院给予所有美国人司法豁免权。从美国全球战略与国家利益出发,需要时在世界上使用武力则是以上两大政策核心的基本前提。它们将继续影响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并使美国在近期(特别是在世界热点地区出现突发事件时)与中长期(预期2017年《罗马规约侵略罪修正案》批准生效后)存在着与国际刑事法院发生新的矛盾冲突的可能性。     

菲律宾对东盟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在菲律宾对外政策中,对美国和对东盟的政策是其中最重要的两大组成部分.这其中,美国对菲律宾东盟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考察了菲律宾建国以来,在其制定和实施对东南亚(东盟成立前)/东盟政策时,美国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同时期的菲美关系.     

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问题。居于主流的"二元决定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仅受利益支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想主义价值诉求的影响;这种特殊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建立在"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证明,在看似相互交织的二元目标背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的本质是以物质利益为主导。在确保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植根于"例外论"的价值观念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驱动作用微弱,难以构成独立影响外交政策的"一元"。     

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和美国加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干涉力度,美国政府日益关注和重视"反叛乱"理论与实践。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肯尼迪时期、里根时期和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其中肯尼迪时期强调对所谓"反叛乱"政府的扶持,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控制;里根时期的"叛乱"和"反叛乱"被纳入"低强度冲突"理论的框架;小布什时期则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伊斯兰圣战主义"全球叛乱"。然而"反叛乱"理论作为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理念依据,总是面临着对外干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     

单极体系的影响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尽管冷战后形成的单极体系已存在20年之久,但是学术界对这一特殊国际结构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考察了单极结构在体系层面的基本特征以及这种结构在单元层面造成的影响,尤其关注单极体系的稳定性以及这种结构下主要国家的行为倾向。从现实主义有关国际体系变迁的理论论述出发,本文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结构正处于弱化过程中,而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竞争的压力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削弱这一结构的基本动力。由于中国是单极体系下成长最为迅速的国家,与美国之间构成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为了摆脱单极体系下的崛起困境,中国需要采用各种战略手段以规避不利冲击和反应,保障国家的和平崛起。     

"9·11"事件与美国对外态势

"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公众遭受了非常巨大和深刻的心理冲击和精神震撼.急剧加剧的被威胁感和不安全感是当今在美国最普遍的一种情绪或心态,也是对美国的世界态势和对外政策走向最具影响力的一项心理动因.在此情势下美国要以准备对付所有可以想象的突然袭击为重点,调整、改造和加强美国的整个国家安全/防务机器.不安全感的骤然加剧还将使得美国对于一些同恐怖主义问题无关的安全和防务问题产生连带的强烈防范心理.在当前和最近一段未来时间里,总体形势对美国追求其对外政策目的高度有利.     

"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

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揭示了美国在"9·11"之后作为"新帝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其帝国地位与其基本的民主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美国重新审视其社会的开放性,而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构成威胁;总统权力扩大,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在理念上,美国政府可以反恐的名义而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说限制了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国际恐怖主义所宣称的宗教性,以及美国文化内部的宗教冲动,使美国处于十分尴尬的文化困境.本文指出,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文化悖论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战略,即美国不是依靠现行的国际机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军事手段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但其深层原因则是韦伯所谓的"攫取型道德"、天赋使命感,以及普世主义的美国主义.     

当代美国“民主援助”解析

美国的"民主援助"肇始于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里根政府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对外"民主援助"在美国趋于制度化。九一一事件之后,推动世界的民主化更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美国政府的对外"民主援助"不但包括对受援国进行直接的资金、物资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援助,同时还将对外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挂钩。"民主援助"不仅体现了美国政治家对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笃信,而且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民主援助"也是美国政府运用其软实力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封建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宗藩关系曾经维系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新中国对东南亚国家仍坚持"和为贵"的传统理念,提倡"和而不同".这一理念尤其体现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求同存异"的主张上.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是建立在完全平等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的.     

新思想库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决策——以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为例

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体系中,思想库在政策理念创新、人才储备、打造政策辩论平台以及教育和引导公众等方面具有非凡的作用。新近兴起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巨大。该中心的亚洲政策研究强调务实的态度,注重美国对亚洲事务的重新"参与",倡导强化和升级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关系,推动美国积极介入地区多边制度,其政策建议通过"旋转门制度"等对当前美国的亚洲政策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华人的美国梦”的叙事与美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兼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对华侨的宣传政策

随着美苏冷战对峙局势趋于缓和,以及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政策发生转变,同时也是为了回应美国国内的种族矛盾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对于美国国家形象的宣传政策及宣传活动集中地体现在华裔美国人实现"美国梦"这一主题上。美国的宣传部门不遗余力地宣扬华裔美国人的成功经历,即"华人的美国梦"的实现。"华人的美国梦"不仅成为美国对华国家形象公关的重要宣传品牌,也深刻地反映了美国文化战略的实质,即依靠文化和情感维系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无形控制。此外,"华人的美国梦"这一外宣主题也反映了美国对外宣传的内容从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转向推销美国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主义的趋势。这实际上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人对于自身形象的新认知,折射出美国人的新的身份认同。     

国际体系失衡背景下美国的“大战略”论争

随着近年来国际体系的失衡,美国国内就美国“大战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聚焦于两种战略选项:在国际体系失衡的背景下,美国应继续推行以深度介入世界事务为主要特征的霸权战略,还是应该开始实施以缩减国际承诺和前沿部署为主要内容的收缩战略。深度介入的支持者认为,美国仍然能承受霸权的成本,并且深度介入能给美国带来可观的安全收益和经济收益;战略收缩的支持者则认为,为应对权力相对衰落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应该减少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收敛霸权抱负,以实现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的平衡。当前美国的对外战略论争隐含着“美国仍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支配地位”的假定,这种支配地位能给美国提供不同的战略选择;同时这也隐含着“霸权衰落后美国该怎么办”的战略焦虑,体现了美国对外战略谋划的敏感性和前瞻性。     

摩根索意识形态学说解读

意识形态是摩根索国际关系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他采用了"特殊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的双重用法,分析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掩饰功能、独立动机功能及整合功能,揭示了理性主义从抽象意识形态出发制定对外政策所造成的危害,重点批判了自由主义推行的民主意识形态征伐,指出美国民主的普世原则在于观念指导而非机械地套用,用武力输出民主不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不道德.意识形态之争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自身的吸引力.     

美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效用分析

一、美日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体系 （一）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扩张 1.寻求利润。战后以来美国大规模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正是为了寻求有利可图的场所,赢得丰厚的利润。因此,追求利润也是美国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     

“两国集团”构想的历史考察

两国集团这一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对外关系话语中出现以来就不断重现,迄今为止,已先后出现过美德、美日、美欧和美中四个版本的两国集团论。美国学者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对象国与美国共同分担国际责任,这表明美国战略家对国际体系力量变化的敏感及其在对外政策判断上的开放性。两国集团的四个版本呈现出了巨大的相似性,都出现在美国面临国内外困境而对象国正在蓬勃崛起之际,其实质是美国在以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要求对象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帮助美国以最小的代价维护霸权。     

美国霸权的逻辑

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 ,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主要思想基础。国内民主是这套简单划一的价值观的制度基础。社会多元化带来的民主外延的扩大 ,扩大了美国价值观的社会适应性 ,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多数人的专制”。它逐渐超越了白人种族主义和基督新教的“天命观” ,在对外事务中演化成特殊形态的美国民族主义 ,造成了霸权思想的膨胀。美国人在追求民族私利的时候很少有道德顾忌 ,充满自以为是的领袖欲望。同时 ,在美国的权力制衡、决策机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 ,仍然存在着某些自我约束、自我反省的因素。     

美国对朝鲜粮食援助政策的演变与评估

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政策具有鲜明的政治化特征,它是一个美国把对外援助当作追求战略目标手段的典型事例。由于长期的敌对状态,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被赋予了诸多政治条件,以此试图影响朝鲜的内外政策。不仅如此,美国逐步建立起对朝鲜粮食援助的机制,鲜明地表现出美国对外战略思维中的一大特征:即不断寻求妥协,努力制定符合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游戏规则。     

"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

"政治极化",特别是两党政治的极化,是近十多年来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美国政治学界近年来普遍关注但又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文在对美国"政治极化"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探讨了"政治极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当今美国政治进程和公共政策制订的影响.文章认为,"持久的政党选民重组"(secular realignment)所导致的两党选民结构和选举基地的变化、两党内部意识形态同质化及其导致的选民"政党选择"(party sorting),文化、宗教和道德价值观冲突上升等,是政治极化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两党"政治极化"既是美国政党和选举政治变化的结果,反过来又对美政党和选举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极化"的政治环境下,两党在主要政策领域的分歧增大,总统和国会围绕立法控制权和司法任命的斗争愈演愈烈,从而导致更多的立法僵局."极化"现象对现有的关于美国政治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克里奥化":对全球"美国化"现象的一种解释

在20世纪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他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大众文化,致使"美国化"成为很多国家在维护本民族文化认同时面对的严重挑战."美国化"现象反映了美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重塑这个多元文化世界的图谋,带有明显的"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美国化"这一全球现象,"克里奥化"便是其中一种很引入注目的观点.本论在考察20世纪以来全球"美国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析"克里奥化"观提出的背景及其包含的基本内容,以及文化上的"克里奥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本文认为,"克里奥化"观尽管还不完善,但对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全球"美国化"颇有启迪.     

文化因素与美国对华外交

在一国对外政策中,文化因素,特别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有着长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分析美国文化特征的基础上,认为上帝选择的"使命观"和实用主义对美国外交具有深刻的影响.中美两国从18世纪开始交往以来的二百多年历史中,这些特征在美国对华外交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