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气象”论诗盛于宋代的文化考察

“气象”是一个兼具文学、美学与文化品格的范畴。“气象”之“气”渊源于先秦儒家的养气说。以宗经载道为旨的唐代古文家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思想 ,推崇诗文正大、雄浑的气象 ,将它视为内“积于中”的“正气”的发露与显扬。“气象”一词在宋代诗论中高频率的使用与新儒学即理学对诗学的影响与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实际上成为了宋代诗文一个特有的文化符号。     

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为纪念梁漱溟诞辰110周年而作

有些学者认为,梁漱溟并非现代新儒家。然而,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梁漱溟完全具备了现代新儒家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具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和道德忧患意识;以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之正统和代表;援西学入儒,等。可以肯定,他就是现代新儒家。此外,在诸多方面他都有着自己的鲜明的思想特色,与其他现代新儒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发端,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开始于戊戌维新时期。而从现代新儒学的性质、内容、形式等方面考察来看,其发端应为五四时期。综合而论,梁漱溟还是现代新儒学的当然开启者。     

儒家管理文化必须进行现代转换

在沸沸扬扬的“儒学热”中，儒家管理文化也日益得到挖掘和重视，新儒学都试图论证儒学在现代社会的适应性，梁漱溟先生更是认为重人伦的儒家文化是较西方物质文化更高一层的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前途。第四届世界管理大会（１９９７，上海）也将儒家管理文化作为研讨的主题，一些企业家在企业管理中也注意运用儒家管理文化，表明儒家管理文化正在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儒家文化是一种内容极为庞杂的思想体系，其中有许多适合现代管理需要的宝贵财富，但也有许多思想与现代管理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如果简单地将儒家管理文化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会…     

论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及其现代性抉择

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发生了断裂。这种断裂源于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架构整体上的不可通约性所造成的。当制度发生变更后,其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的积淀使这种断裂实际上藕断丝连。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我们将对这一传统如何抉择?“内圣”开出“新外王”是新儒家的抉择;摈弃传统,走出政治儒学是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抉择。本文则认为,应在现代性社会建构框架内对儒家政治文化传统进行重塑,力求对传统整体构架中与“现代性”相一致的支离破碎的自由观念在现代性社会构架中得以“抽象的继承”,并使这一传统在摆脱其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宗法家族制的社会基础上消解其专制性特征,从而赋予其现代自由民主的特征。     

2020年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动向

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表现犹如一支“催化剂”,使得国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高歌奋进的姿态活跃在思想文化的中心。2020年文化保守主义呈现出新动向:“中医热”急剧升温,“儒家政治文化热”借势发力,儒家文化参与现代生活世界的话语权持续提升。     

从民主政治的“深层结构”看儒家文化的现代境遇

在儒家和现代民主政治之间,固然存在着诸如人性论、知识论等“深层结构”方面的冲突,但儒家素朴的、“日常生活”的智慧如“恕道”、“常道”精神,戒慎恐惧思想,以及中庸思想和“民本合法性”思想等,确实是构建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有益资源。     

梁漱溟的儒佛文化观之比较

虽然现代新儒家的创始人梁漱溟在行动上有过放弃佛学、由佛转儒的过程,但他声称自己的学术方向依然是为“释迦、孔子发挥”①;他曾宣布自己“归宗儒家”（2）,为“往圣继绝学”,但他心灵深处的终极关怀却从未离开过佛教的文化思想。本文拟就梁漱溟儒佛文化观之异同作一粗略的比较。……     

放弃

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的典籍浩如烟海。“对于现代的普通人来说,学传统文化,一本《论语》,一篇《老子》足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张岂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12月17日,张岂之教授在“广州讲坛”上,就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世界文化格局作了专题讲演。 传统文化精华可超越时空 76岁高龄的张岂之教授是我国著名中国文化思想史专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已50多年。在谈到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和现代价值时,张岂之说,“传统文化的主题就是讨论天道与人道的关系问题。比如老子提出的‘天道自然,人道无为’,讲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荀子提出‘天道有常,人道有本’,讲的就是自然和人应该有职能分工,而人又能够参加到自然变化当中去,为人类自身谋福利。”在张教授看来,当前党中央提出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与中国传统天道人道思想是一致的,“传统文化虽然产生于农业社会,但其精华超越时代,和现代社会仍然有密切的联系。”     

论儒家中庸观及其现代意义

“中庸”作为中国认识史上的一个古老的概念 ,不仅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 ,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文章阐述了儒家“中庸”观的渊源、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并试图从实际出发全面评价儒家的中庸观 ,阐述其现代意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的人权理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生活、崇尚理性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分支。它源远流长,善于兼容并蓄,博取众长,使人民不断从中获得教益,赋予他们不怕曲折,“自强不息”、“以柔克刚”,奔腾向前的力量。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开创于2500年前,博大精深。它的人文精神、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道德伦理观念,以及典章制度、生活习俗等,在中华民族文化     

试论体育文化的民族性——关于我国当代体育文化研究根据的思考

体育文化作为现代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化与民族有着紧密的关系,文化构造共同的“情感结构”,民族则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与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文化是民族的文化,民族是有文化的民族。我国当代文化是三种思想,即立国思想、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交融贯通的产物,应成为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基础。     

启蒙的困境——20世纪50年代台港地区“五四论争”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思想界,围绕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评价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国民党官方、现代新儒家,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展开了持续的论争.国民党官方将五四新文化看作是在大陆失败的罪魁祸首；现代新儒家肯定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理想,但反对五四新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派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一边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边反击新儒家的文化批判,三方构成一出颇具复调色彩的文化论争,并对当代的台港思想界形成深远的影响.     

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与“人”的观念

张岱年先生将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民族文化中．自强不息体现了道家天道平等的人本观念和达致长久的人生态度：儒家以德应道．在“人”的观念上承认了人的主体平等性和“道”的可认知性以及“德”的可传承性。如果说道家用自强不息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儒家则用厚德载物的文化承栽培育了中华民族在承认和顺从自然力之下的人与人关系的准则。道家和儒家均以自然平等喻示着“人”的观念，从民族文化角度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浅析儒家法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文章运用史料学、比较学、法学、哲学等方法,以儒家法思想中的典型观念如仁义、德育、中庸、慎刑、无讼等为代表,深入分析了它们与当代法学思想的关系,认为儒家法思想的法理学意义体现在“仁者爱人”、“见利思义”等思想上；儒家法思想对部门法的现代意义包括在刑法立法中应该贯彻“慎刑”的思想等.     

“新写实”小说流派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补正

“新写实”小说可以从“新写”和“新实”两方面进行理解和阐述。“新写实”小说仍然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流派,但又不完全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它是在传统（经典）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思潮的对峙中,采取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精神和再现生活的方法,同时又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潮的某些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     

重思儒家对道德两难的化解

道德两难在儒家那里典型地表现为所谓的“家国冲突”，而儒家对此两难问题的化解方案通常被认为是采取了“舍国为家”的原则。然而，这一过分简单化和表面化的理解方式似有误解儒家伦理真义之嫌：从孔、孟到公羊再到朱子的儒家经典文本中或能辨析出一套更深层的道德两难化解方案，即在“舍国为家”的表象背后或许隐藏着一种强调“经权相济”的更具实践智慧的儒家道德评价模式。如果这一解释是合理的，它将有益于深化对儒家伦理文化深度的认知，从而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在论辩儒家伦理时所面临的缺乏基本共识和同情性理解的僵局，进而能为促进儒家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更恰当的认知起点。     

儒家和谐论及其现代进路

儒家以“仁”与“礼”为内核构建了和谐论，它是处理中国古代社会人际的重要准则。它将“天”、“人”、“社会”整体统一起来，将自然系统的和谐、有机体系统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具有极强的价值意义。然而，其忽略个人主体性的倾向，注重齐一而忽视了关系的多样性的特点，维护封建君统论的导向，构成了自身无法回避的历史局限性。对传统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实现一种具有现代理念的和谐，建构辩证的、理性的、动态的和谐，成为儒家和谐论在当代社会生存、发展的必由进路。     

论儒家宪政主义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困境

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批学者坚持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在现代仍有价值,他们会通中西、融贯古今,创立了新儒家这一重要的学术流派.新儒家内部学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各有不同,其中有人形成了将儒学与现代政治制度紧密结合的儒家宪政主义,其理论建基于儒学自身的政治主张、历史地位和思想传统,但想要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实行则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     

文学中对于传统文化的再思考

<正> 近来的文学研究和文化论争中,都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对于传统文化如何估计的问题。刘再复认为,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体系是“以儒家派为主干”的,它在内容上“偏于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在美学上则追求一种“中和之美”。其批评性意向很明显。与此相对照,姚雪垠认为:儒家思想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不是文学史的决定因素,更没有消灭人的个性;儒家的文艺思想不能用“中庸”来概括,包括“中庸”在内的儒家思想至今仍有它的积极意义。他一再指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财富,它对于建设我们的新文化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刘晓波的看法是: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一元文化,这种文化必然     

儒家中庸思想与我国传统法文化的和合

儒家所倡导的中庸思想，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标准，不仅指导人们为人处世不偏激，不保守、持中而立、中道而行。坚持“中”的价值取向，而且它还成为我国传统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一种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它为我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无讼思想、礼法结合、刑罚用中、抑强扶弱、追求和谐的精神贯注了新的活力和方法论视阈，使传统法文化充满了浓厚的伦理色彩与和谐精神，在古代的立法、司法中形成了仁道与中道的和合，促进了儒家法思想与我国传统法文化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