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观实践：中国的建立信任措施政策及其影响

建立信任措施是一种实现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安全制度。冷战后中国政府在东亚地区积极推动新安全观,与东亚国家之间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建立信任措施,把中国传统的和平外交原则逐渐具体化为新的外交实践,结果加强了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信与合作,有利于化解“中国威胁论”的消极影响,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安全外交与地区多边机制

中国安全外交的界定具有内涵与外延不断演进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应对国内安全问题时所承受的外交压力,并因此而采取的因应新安全观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国安全外交体现了中国综合运用外交手段应对和解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新思维,超越了将安全问题与外交手段简单结合的传统思维,满足了当前形势下各国处理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新要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下对国际和国内安全治理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国家安全、传统安全和联盟安全,增强了对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认识。中国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安全外交具有一致性特征,反映出中国试图促进更为包容、更加有效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消除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安全外交也处于快速演进过程中,效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随着中国提出并逐渐充实和完善亚洲新安全观,中国安全外交也将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十大关键因素

东亚各国应形成“加强东亚合作是大势所趋”的恳切共识。中日应坚持“多边或地区高于双边”的外交原则,不把双边的分歧带入多边或地区的对话中。中日应支持中小国家在推动地区合作中发挥“牵头作用”,应认识到“一国主导型”的东亚合作模式是行不通的。中日韩应借鉴欧洲联合首先从“煤钢共同体”出发的经验,为建立东北亚能源环境共同体而努力。日本应注意使《日美安保条约》不具有任何直接、间接针对中国的成分。中日等国需要推动各自国内的体制与结构改革以适应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应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人员交往,真正把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到东亚各国的政治日程上来。     

发展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不干涉内政学说——以非洲为背景并以中非关系为案例的一种解说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石之一。针对外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理论界的探讨成果，作者以非洲为背景，以中非关系近些年的进展为案例，提出了丰富和发展这一原则的大体构想。作者强调，不干涉原则必须坚持，同时要大力创新、适合时代变化与中国需求。全文分上下两部分：上篇分析了中国对非外交实践的某些突破，总结归纳了这些良好先例对于不干涉原则的坚守与创新。下篇则探讨了中国对非洲和平自主能力的援助、对非洲区域组织的支持、对非洲援助的效率及监管、从政府主导的“小援外”向社会全面参与的“大援外”转变、中国外交新思路与内政新动向的对接、发展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局面等方面，提出了探索争鸣的若干新思路。     

中国科技外交的北极实践

随着科学技术影响力的与日俱增,科学实验室成为没有硝烟的国家核心利益角逐场,同时也是解决全球性挑战的诺亚方舟。科技外交兴起于国家间的科技竞争与合作,架起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桥梁,本文通过北极实践探讨中国科技外交的有效路径。中国北极科技外交以长期的国际科技合作为基础,融入和影响已有的国际机制,并自主发起科学合作机制,在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塑造公共政策和推动议程设置等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借鉴北极经验,未来可以通过建立科学家网络培养信任、参与和建设机制嵌入偏好以及增强科学家的国内政策影响力等方式发挥中国科技外交的积极作用。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东北亚安全环境与中国东北亚外交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来临之际,中国的东北亚周边安全环境进入动荡和调整的新时期。由于朝鲜领导人更替,地区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脆弱,东北亚政治安全环境趋于敏感;由于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升温,朝鲜半岛军事对抗事件频现,美、日、韩进行系列军演,东北亚军事安全环境趋于紧张;由于东北亚各国经济继续保持恢复势头,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加速,东北亚经济安全环境趋于积极。鉴于东北亚安全环境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东北亚外交仍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东北亚外交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首先,中国的东北亚外交要以地缘经济合作为切入点推动地缘政治正向发展。其次,中国要以六方会谈机制化为基础推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未来六方会谈机制化在组织体制、组织成员、惩戒机制等方面要有新的思路。最后,中国要推动中国倡导的多边制度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在东北亚的兼容共存。     

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文化外交

适应后冷战结时期经济全球化在上层建筑层面的文化领域的影响和反映,中国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政策的主张和行动,勾勒出后冷战时期中国文化外交的轮廓和内容。包括对内巩固传统文化,丰富中国文化;对外参与和利用国际多边机制,推动文化保护、交流与合作;并在国际上主张文化多样性,开展文化外交。文化外交正丰富和充实着中国的总体外交,赋予中国外交更多的中国特色。     

论"经济外交"视野下的中俄关系

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经济合作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随着中俄之间安全问题的解决,经济合作正逐步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新动力,这些为中俄推行“经济外交”创造了前提条件。中俄两国同时推行“经济外交”将为两国经济合作水平的提升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但由于“经济外交”具有两重性、非主导性和阶段性的特点,也将给两国带来如何协调彼此经济利益和政策带来现实挑战。     

体系秩序转型与东北亚多边制度安排构想

构建一种符合时代精神和特质的地区新秩序是东北亚国家的当务之急.冷战遗留的僵化结构已失去解决东北亚复杂问题的实际效力;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客观上要求构建一种新的地区安全框架;中日韩为主体的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制度化与功能性亟待加强.构建东北亚地区新秩序须有一个综合方案一是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与互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二是增进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协调,促成地区信任与合作机制;三是加强文化领域的沟通与交流,促进"共有理念"的认同.在这一渐行渐进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五项基本原则,即平等互利、互信协商、互相尊重和共同发展、循序渐进、开放性.     

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角色

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全球安全治理失衡，全球安全架构松动，全球安全形势极为严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发挥大国担当，不断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变革与完善，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安全理念。同时，全球安全倡议也极富理论创新，也即以共同安全取代零和安全、以综合安全超越传统安全、以差异安全取代同质安全和以合作安全超越联盟安全。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中国是安全观念的引领者、热点问题的斡旋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一是维护联合国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二是劝和促谈，探索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之道；三是多措并举，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四是对话协商，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五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可持续安全。全球安全倡议也面临安全理念分歧、热点问题不易解决、大国协调困难、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等挑战。落实全球安全倡议需要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国东盟之间的关系

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选择。中国长期奉行睦邻友好的政策,积极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不仅改善本国周边安全环境,而且推动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上升至“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地区经济、科技、文化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得到全面拓展。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风范。     

新世纪的大国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外交启示

"9·11"事件以来,美国以反恐打恐为主题强调了大国合作的外交战略。新世纪国际外交中的大国外交局面逐渐形成主流:21世纪世界格局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加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揭示大国外交的必要性,中国的新世纪外交也应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推动大国外交,树立大国意识,从而最大化地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创造良性国际环境,促进经济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当然,中国推行大国外交要以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原则为基础,更要警惕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等问题。     

在韬晦与有为之间：中国在保障国际安全中的作用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未重创中国经济，反而加快了中国的崛起速度。一方面，中国正在迅速拉开与诸强之间的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有效缩小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使中国面临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各类安全问题不断发生，安全压力不断增加。中国对各类国际安全问题采取何种态度与政策，主要取决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如果用重要性与紧迫性两个变量来对中国的安全问题进行分类，那么中国的安全问题就可以被分为高重要性和高紧迫性、高重要性和低紧迫性、低重要性和高紧迫性、低重要性和低紧迫性等四个类别。未来中国外交需要在韬晦和有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与自身实力地位相称的作用。中国应逐步调整对外政策原则，并提出有利于国际稳定的政策主张，包括在安全事务上突出“有所作为”；以“责权力相一致”为国际安全制度改革的总体原则，以提高效率为改革方向；提倡内外合作缓解动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外交调整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中国外交应当与时俱进，在国际安全领域贡献更多的“公共品”，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公共外交的演进:内容与形式

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通过对外宣传活动实施其对外政策的一种外交行为方式。中国政府虽然在过去未正式使用公共外交这一名称,但存在公共外交的实践。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演进经过了三个阶段,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特点。第一个阶段:宣传新中国,支持世界革命。第二个阶段:促进改革开放,维护世界和平。第三个阶段:介绍说明中国,倡导和平发展。从总的发展进程看,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日渐摆脱传统的“宣传”观念的影响,愈来愈接近现代公共外交理念。实现中国和平发展,需要通过有效的公共外交,逐步打造一个合作的、友好的、负责任的中国国际形象。     

达尔富尔危机的和解进程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塑造和平、发展、合作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作为中国的重要盟友和日益重要的经贸伙伴,非洲大陆是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中非关系的持续发展也成为中国成就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最好证明.当前中国同苏丹关系及中国在达尔富尔危机解决中的重要作用,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通过参与联合国和非盟在苏丹的维和行动、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国充分展示了承担大国责任的决心与能力.中国围绕达尔富尔问题所做的努力,体现了中国外交基本原则的强大生命力,也反映出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     

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力学关系

东亚地区合作机制,是由地区多种力量共同构建的推动地区合作谈判的外交舞台,也是构建地区共通制度的外交工具,堪称各国展开地区战略对话、政策协调、制度安排,寻求共同利益的平台,具有鲜明的力学机制属性。由此,考察其力学关系及其变化态势,或有利于把握地区合作的动态发展趋势。     

“三大倡议”的时代意义与推进路径探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人类发展、安全和文明事业亟需立破并举、涤旧生新。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在继承中实现理论创新,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成果。“三大倡议”超越了既有发展、安全与文明理念,为人类社会开辟了一条公平、普惠、和平、共赢的现代化新路。中国未来应继续促进“三大倡议”理论创新和制度设计,以大国责任推动国际合作,以技术和人才夯实能力基础,以既有议程促进倡议落实,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与文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理论建设

“和”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脉络,“和”的核心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思想是指导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宝贵思想源泉。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建设不断取得发展,“和而不同”思想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领域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中,也为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做出了中国的贡献。     

共享安全 :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简

“共同威胁”与“共患意识”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经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要流派，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建构安全”。然而，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中国的安全观与外交方式的价值类型此有着重大的意义与贡献。中国以“保合太和”、“万国成宁”、“和而不同”为标志的“和合主义”思想渊源，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中国学者的“新天下主义”、“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全球深度治理”等对“共建安全”方案的多维度探索，为共享安全提供了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与融入世界的“优态共存”，为共享安全提出了解决现实冲突的重要范例，也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回应与超越探析

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从价值理念、关键环节、实践原则到实践路径的完整外交话语体系。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有力回应和超越,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