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早打小”政策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打早打小"刑事政策最初是作为说明黑社会组织犯罪立法的理论基础而提出,运用于刑事司法实践则与刑法构成要件的刚性规定发生碰撞。"打早打小"刑事政策不能突破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随意降低黑恶犯罪的入罪门槛。实践中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被人为拔高,远远高于国际社会有组织犯罪的入罪标准,也与刑法的规定不相符合。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标准降低为司法解释中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符合"打早打小"刑事政策的要求。     

论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的刑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行为没有明确规定,但《刑法》第363条和364条对淫秽物品犯罪作出了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三个关于网络信息的犯罪,其中涉及发布网络淫秽电子信息的涉罪行为,在立法解释及相关法律中也有关于淫秽物品犯罪的规定。"两高"在2004年和2010年分别发布了两个司法解释,对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行为进行规定。文章认为,在刑法上,我国存在对淫秽电子信息规制范围过窄、传播淫秽电子信息行为定罪标准不明以及对未成年人保护欠完善等问题,因此,应扩大刑法保护范围,进一步明确传播淫秽电子信息行为的定罪标准及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刑事立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近年来,洗钱现象在我国日益猖獗,由于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起步较晚,对于洗钱犯罪的规制尚有许多不全面的地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洗钱犯罪的规定为我国审视和思考本国的刑事立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本文通过比较《公约》和我国《刑法》关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行为方式和犯罪主体的不同规定,为完善我国的反洗钱刑事立法提供建议。     

我国公民人身权保护的刑事政策思考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定罪模式是立法定性加定量,这种定罪模式导致我国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的犯罪圈过小,刑事法网"厉而不严",制约了刑法对公民人身权利的司法保障程度。而降低部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起刑点,则可以提高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程度,尤其是对被害人的保护。同时,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被害人,建议在刑法中设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国际航空犯罪法人刑事责任及其国内立法转化研究

2010年《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首次规定了国际航空犯罪法人责任,法人责任以法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代表法人实施劫持航空器等国际航空犯罪为要件,法人为此承担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公约对法人犯罪及其责任的立法需要转化为国内法才能适用。世界各国国内法对法人犯罪及其责任的态度差别较大,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刑法规定有航空犯罪的法人刑事责任,德国国内法规定有航空犯罪的法人行政责任,意大利刑法规定有航空犯罪的法人民事责任,我国仅在个别航空犯罪中规定有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我国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立法和理论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可在我国刑法中取消法人犯罪法定化限制,全面规定包括航空犯罪在内的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影响力交易的刑事立法思考

影响力交易行为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各缔约国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之一,该行为与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贿赂犯罪有着明显不同的构成特点。立法时可以考虑保持原有的斡旋受贿和相应的行贿行为不变,将利用公职以外的影响力交易的行为规定为斡旋获利罪。     

我国刑法规定国际犯罪的立法模式探讨

国际犯罪分为"国际核心罪行"与"一般国际犯罪",它们源于习惯国际法或者条约国际法,但都被国际公约明确规定.我国缔结、加入了大量规定有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而这些公约都要求缔约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国际犯罪加以规定.因此,在我国全面或者大部分地规定国际犯罪,既是作为条约缔约国的义务,也是防止、有效惩治国际犯罪所必需的措施.鉴于我国的刑事立法特点,我们宜在刑法典中统一规定国际犯罪.即在修改刑法第9条、增加其对国际公约适用灵活性的同时,我们可以将一般国际犯罪根据其侵犯的客体规定于现有各章中,并新增一章"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来规定战争罪、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这些国际核心罪行.     

“受过行政处罚入罪”规定之证成

2013年以来我国刑事司法解释有一明显趋势,即将行为人曾经受过行政处罚的事实作为定罪情节,纳入犯罪成立与否的考量之中。对这一现象,我国刑法学界多从刑事犯罪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质"的差异,或者客观主义刑法观的角度出发予以否定。但是,在我国"定性+定量"的刑事立法模式下,刑事犯罪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以"量"的差异为主、质的差异为辅,行政违法性"量的累加"可以产生刑事违法性。"受过行政处罚入罪"的规定综合考虑了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和行为人的主观可谴责性程度,不仅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责任主义原则等定罪时应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还有利于弥补劳动教养废除后的制度空白,调整我国"结果本位"的刑法结构,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     

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相关问题--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相协调

客观地说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洗钱罪的规定与司法实践的需要及世界立法的潮流均存在一定距离。而作为一种强制的外在力量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为我国完善相关立法提供了基本的标准。本文以此为基点 ,对如何改造我国刑法有关洗钱罪上游犯罪的法条规定 ,提出了相应方案。     

贿赂犯罪中介行为定性初探

贿赂犯罪是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中发案率很高的一种犯罪，严重侵害着社会管理秩序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而在贿赂犯罪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中介行为实现的。所以对贿赂犯罪中介行为从立法的角度明确定罪，并在执法实践中加大打击力度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可以肯定，通过对贿赂中介行为的刑事打击，可以减少很多行受贿犯罪。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有关介绍贿赂犯罪的规定，是对贿赂中介行为给予刑事打击在立法上的肯定。     

国际刑法的国内立法研究

在国内刑法中确认和体现国际刑法规范是缔约国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有效打击国际犯罪的需要。国际刑法公约中有关国际犯罪的实体法规定、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规定、刑事合作的规定、预防性措施的规定等,应当成为国内立法体现国际刑法规范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国内立法确认和体现国际刑法公约的主要途径有制定单行刑事法律、修改补充现有法律条款、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等。     

我国当前刑事立法中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理论之提倡

我国当前刑事立法中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其实也就是刑法的调控范围之理性思考的问题.我国刑法应否对某些行为予以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关键不在于行为是否仅具有法益侵害或违反规范,而在于行为是否达到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的程度.以此为实质基准,就可以对当前刑事立法中的某些热点之"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进行分析.     

论刑法上的复杂危害行为

关于危害行为的单复问题,刑法学界尚未展开深入的研究。从我国刑事立法和社会犯罪现象的现实出发,认定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危害行为的单复,应根据刑法所要求的观念来判断。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中,除了由单一危害行为构成的以外,还有许多由复杂危害行为构成。司法实践中,对单一危害行为构成的犯罪,其认定较为容易,而对复杂危害行为构成     

犯罪对象研究

作为犯罪主体认识与行为所作用的犯罪对象,在定罪量刑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我国刑法学界,以往对犯罪对象的研究仅限于在论述犯罪客体时附带提及其与犯罪客体的关系,虽有论者对犯罪对象的表现形式及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有所涉及,但总的感觉是研究尚未深入,未能从刑法意义上予以把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此,笔者不惴浅陋,意欲根据我国的刑事立法,立足定罪量刑这一目标,对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对象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探讨,期望能将犯罪对象的研究引向深入。     

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特征”的认定

我国历来强调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从严打击、"打早打小",但从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规定看,还是体现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范围从严把握的基本立场。"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司法实践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必须严格依法进行。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的规定,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同时具备"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上述四个特征中,"组织特征"和"行为特征"在一般犯罪集团(包括"恶势力")中也表现得比较明显,所以,"经     

论我国刑法与反劫持航空器国际公约的协调

为了加强国际合作,同劫持航空器行为的国际恐怖犯罪作斗争,我国陆续加入了三个反劫机国际公约。如何协调、完善我国刑法关于危害国际航空罪的立法规定,与反劫持航空器国际公约保持同步,以促进我国刑事法制的建设,逐步减少并消除国际劫持航空器恐怖犯罪,是我国刑法学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对我国刑法与反劫机公约的协调作了比较论述。     

犯罪团伙与犯罪集团、犯罪结伙

犯罪团伙是否共同犯罪的一种独立的组织形式,在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认识不同,解释互异。我国刑法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犯罪团伙等于犯罪集团,前者用于公安机关侦破刑事案件的文书和新闻报导、政策文件中;后者为法律用语,用于司法审判业务中。另一种观点认为,团伙是犯罪结伙与犯罪集团的总称,它既有犯罪结伙的特征,又兼有犯罪集团的特征,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共同犯罪形式。笔者认为,尽管目前刑法理论中尚未普遍使用犯罪团伙这一新概念,而只有犯罪结伙、犯罪集团这些原有概念,在刑事立法用语中也未采用“犯罪团伙”一词,然而复杂的社会生活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有相当数量的共同犯罪案件,从其组织结构的稳固程度和系统性来     

中国贿赂犯罪立法之缺陷与完善——以适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预防为先、打击为主、强调国际合作、重视资产追回的反腐法律理念与制度机制,为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败行动、提高反腐败成效、促进国际反腐败合作提供了国际法律基础和强力支持.参照<公约>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对我国刑事实体法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进行考察,认为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与<公约>的相关规定虽然有着许多相互对应的地方,但二者"形似神离",在贿赂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贿赂犯罪处罚的对称性及刑罚配置等方面各不相同.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七点建议.     

环境资源保护法人犯罪浅析

与普通刑事犯罪的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在于,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主要是单位,我国刑事立法称之为单位犯罪(即法人犯罪)。1997年《刑法》专节设立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增加了相应的单位犯罪主体,加强了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打击力度。但由于对环境资源法人犯罪的特点认识不足,现行《刑法》在环境资源犯罪方面的规定存在立法不合目的性,刑种设置不当等问题,深入分析环境资源法人犯罪的特点对完善环境资源刑事立法实有必要。     

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关系新探

从用我国刑法立法中的交叉竞合关系、刑法解释中的行为对象理论和刑事司法中的罪名转换规则等视角,可以探究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从立法到司法、从静态到动态的辩证关系。在刑法第293条所规定的随意殴打他人的范围内,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之间存在交叉关系,应在行为对象理论的基础上,揭示出所谓犯罪对象的特定与否并不妨碍两罪成立交叉竞合的事实。针对特定的故意伤害案,司法机关适用罪名转换规则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符合刑法基本原则和理论,并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