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之影响

"以儒释法"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特殊现象,起源于汉代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完善于唐代。其核心在于强调儒学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以儒家伦理价值观作为判断罪与非罪、衡量刑罚轻重的依据。"以儒释法"的出现打破了汉代以前儒法对立的局面,并将法令赋以道德的内涵,缓解了秦代以来严刑苛法与百姓间的矛盾。本文围绕董仲舒的"春秋决狱",阐释"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论汉代的《春秋决狱》

中国法制渊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司法制度构建中,汉代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作为传统法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的必然产物,其宗旨是以儒家道德为司法审判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根据。本文通过对春秋决狱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阐释,可以看出该项制度的设计对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现代司法要求法官在审判时,不仅要依据法律条文,而且还应将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将春秋决狱中的精华部分融入现代司法的实践中,使得法治和德治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辅相成,这是现代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必然要求。     

汉朝的“春秋决狱”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影响

<正>我国的传统法制沿袭了几千年，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自成一体。汉朝的“春秋决狱”制度，是西汉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即除了用法律外，还可以用“六经”中的思想来作为案件的判断依据。并在这样的过程中，将儒家的礼仪道德规范一步步引入了立法与司法实践的一种特殊的裁判方式。     

浅析董仲舒之原心定罪的含义

序言在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对于春秋决狱的论述和研究可谓不乏其人,但系统探讨董仲舒的原心定罪的含义论述却比较少,本文主要从原心定罪原文的含义及例证说明流行观点中一些不合理之处。主要围绕两个问题来进行论证,即主观意念在构成犯罪要件中的地位,根据什么来判断一个人的主     

试论“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是以儒家经典,特别是以《春秋》作为司法审判的重要依据。它是两汉和两汉以后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中统治阶级审理要案时采用的重要形式。本文拟对“春秋决狱”的起因、准则和长期性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经义决狱与汉代衡平法的形成和发展

汉代经义决狱是以《春秋》、《诗经》等儒家经典中有关法律适用的记述,以及有关历史事件、客观事物的记述中所体现的＂义理＂判决案件,进而弥补当代立法之不足,发展、完善汉代法律的一种司法实践活动。经学理论是对先秦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公平、正义的成分。经义决狱的产生与汉代经学研究密不可分。经学研究的产生、兴盛为经义决狱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儒家经典中所体现的＂义理＂具有公平、正义、理性的特点,符合时宜、事宜之意,依之所作的具有拘束力的判决,进而形成有拘束力的判例、判令可称之为汉代衡平法。     

“引经决狱”与儒法法律文化的融通

两汉时期的引经决狱体现了儒法两种法律文化双向互动的关系。董仲舒在推动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对现实政治以及当时通行的法家文化作了让步,对儒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法家化解释,这种法家化解释在具体的引经决狱实践中也多有体现。同时,儒家又坚持了其核心价值,并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中灌注了慎刑等人文情怀以及亲亲尊尊等宗法原则,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历程,使西汉以来的法律体系具有了厚重的文化底蕴,重新实现了法律体系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融通。     

问答式律注考析

日本学者崛毅在他的《秦汉法制史论考》“睡虎地秦墓竹简概要”①一节中提到：秦简《法律答问》采用了问答形式，由此引出了法律解释上的微妙部分。这微妙部分是什么？著者特地加了注。在注里说日本法制史学会第３２次总会讨论了《法律答问》和《春秋决狱》以及《唐律疏议》问答文的关系。看来日本学者很关注这个问题。问答文的关系引如下表：Ａ．秦简《法律答问》（何以论）→（何论）Ｂ．《春秋决狱》（何论）→（当何罪论）Ｃ．《唐律疏议》（合当何罪）由此得出结论：“据此，就提高了历来受到怀疑的《春秋决狱》的史料价值”（按：‘’…     

试探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意义

董仲舒用＂天人三策＂的对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工具进行实施,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等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性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其独树一帜的特色立于世界法律文化之林。在其众多特点中,"礼法结合"即伦理性特点最为突出,其在立法方面表现为君权神授、法自君出,亲属相隐原则等;在司法方面表现为春秋决狱、原心定罪,秋冬行刑等。     

春秋决狱

所谓“春秋决狱”,是指汉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的、以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解读汉律,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其时《诗》、《书》、《易》、《礼》也被用于司法,又称“经义决狱”。《春秋》原是孔子编纂的鲁国编年史,记述了自周平王东迁以后鲁国以及其他周边诸侯国的史实。在这本史书中,孔子借叙述历史之机阐发了自己的各种政治、伦理及哲学观点。因此《春秋》遂被后世儒生奉为经典著作,《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一书是“礼义之大宗”。书中的许多观点也被当作不可怀疑的儒家经典而被代代遵循。怎样用儒家经义解释汉…     

西汉的《春秋》决狱及其历史地位

西汉的《春秋》决狱及其历史地位华友根西汉时期，由于独尊儒术．表彰《六经》，故《六经》及《论语》、《孝经》的儒家经义，是人们政治、社会活动的指南与准则，所以经义不仅可以断事，也可以用来断案和决狱．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以礼义为主要内容的儒家经义高于一切。另...     

经义断狱

我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加强他们的伦理道德和礼教纲常的统治，不仅在立法上直接赋予其伦理道德和礼教纲常以法律效力，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公开用“六经”的精神审判件，即所谓的“经义断狱”，或“《春秋》决狱”。     

法律信息素质教育

我国古代的文献、典籍，大多是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因此，法律信息的分布颇具特色。第一，散见于经部。我国封建文化，学术上以儒家为本，经学独居首位。“春秋决狱”，以经注律，以经代法，成为趋势，从而加速了经学法典化。如《书义断法》、《春秋比事》、《舜典补亡》等。第二，集中于史部正史“刑法志”、“食货志”     

汉代皇权与法律形式

广泛地收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系统地考察了汉代法律形式———律、令、科、比、品、春秋决狱等,探讨相互之间的关系,指出汉代皇权是法律形式的权力渊源。     

“亲亲得相首匿”

汉初,礼、法是两张皮,不过是主观上视礼为法,真正将这两张皮合二为一的是西汉中后期在司法领域的春秋决狱。而儒道之说融入法律,仅仅是个别,但也毕竟开始结合了。自武帝以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官方哲学,它笼罩统治汉代数百年,弥漫在几乎全部意识形态领域。儒学最初对法制的影响,正是以这样一个道、法、阴阳兼收并蓄的花脸形象呈现在礼、律混杂的汉代法制之中的。公元前69年,汉宣帝受儒学影响,颁有“首匿”诏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罪行),犹蒙(冒)死而存(隐匿保护)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     

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论

在中国古代刑法中,很早就有了"罪刑法定"的思想.这一思想从春秋时期被提出,经战国、秦汉的发展,遭"春秋决狱"的磨难,到晋代的再次被提出和隋唐的进一步发展及以后各代的相继沿用,前后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但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皇权的存在,"罪刑法定"思想始终没能上升为古代刑法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罪刑法定"思想在同罪刑擅断相斗争,维护封建统治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录囚”“虑囚”考异

“录囚”“虑囚”考异马作武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录囚＂与＂虑囚＂是同一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录囚＂条：＂中国封建时代一种由君主或上级长官向囚犯讯察决狱情况，平反冤狱，纠正错案，或督办久系未决案的制度，亦称虑囚＂。这一定义在文学上是否妥当另当...     

官司赢不赢全靠一张嘴

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的社会，法律制度极不完善，历来就有“春秋决狱”的说法，也就是儒家的经典也具有法律的效力，常被引来决断刑狱。晚清樊增祥的《樊山批判》曾记下一个案子，有个不安分的寡妇，想敲诈一个男子，状告后者，说自己正在院中洗脚，该男前来调戏，并将其绣花鞋抢走，如此云云。     

官司赢不赢全靠一张嘴

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的社会,法律制度极不完善,历来就有"春秋决狱"的说法,也就是儒家的经典也具有法律的效力,常被引来决断刑狱.晚清樊增祥的<樊山批判>曾记下一个案子,有个不安分的寡妇,想敲诈一个男子,状告后者,说自己正在院中洗脚,该男前来调戏,并将其绣花鞋抢走,如此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