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式政策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

叙事式政策框架主要是由马克·麦克贝斯、迈克尔·琼斯和伊丽莎白·沙纳汉三位学者创立,他们为回应萨巴蒂尔对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批评,将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试图提出一个主要讨论叙事在政策过程中作用的理论框架,进一步推动后现代政策分析学者与政策过程理论者对话,推进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叙事视角,另一类是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倡导联盟框架。其哲学基础是解释主义,在本体论方面坚持主观本体论,同时在认识论上坚持客观主义。政策叙事是其核心概念,对政策叙事的测量包含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微观、中观与宏观构成了分析的三个层次。在微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叙事对个人信念和行为的影响;在中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叙事对联盟的形成及其策略的影响,以及它对政策信念、公众意见的影响;在宏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文化和制度式政策叙事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理论对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启示

公共政策执行在整个公共政策过程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研究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制定,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单纯研究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是不够的。本文以戴维·伊斯顿的政策体系理论为基础,从输入、输出、反馈、环境四个方面入手,试图分析了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主要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对我国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法学:技术、价值与知识——中国法学的三种基本态势

中国法学目前的现状分为三种,或者说有三个知识谱系。第一个谱系把法学理解为一门技术,这可能是当下中国部门法学一个主流的架构;第二个谱系把法学理解为一套价值体系,是一套价值;第三个知识谱系是把法学作为知识体系。这三个谱系的法学各有其价值和意义,这里我以一个编辑和教书人的双重身份,对中国当下的法学知识形态进行了阅读,阅读是个性化的,包含了对与错。我认为,中国的法学应该是多元的,它是中国法学繁荣的一个标志。     

从情感崩溃到法律动员——西方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谱系与反思

法律与社会运动研究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它植根于社会运动的理论谱系,聚焦于法律过程的相关主题,彰显了法律理论与社会运动理论的交融。从古典的情感崩溃理论到时兴的法律动员框架,法律与社会运动研究呈现出"典范迁移"的时代性征。深入研究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与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专栏导语

<正>本期组建的"公共政策研究新视角"专栏,收录了本人的《政策实施研究模型的重构与再造:对综合模型的再综合》与李文钊老师的《叙事式政策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的共同特点是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型。虽然这两篇文章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前一篇侧重于政策实施模型的综合开发,后一篇聚焦于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方法的解读。但是,这两篇文章都提出了政策研究的理论解释模型的构造,这一点对探     

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起源与话语分析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福柯提出哲学的考古学方法,这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起点,对理解他思想的独特性具有决定性意义。《知识考古学》是福柯唯一明确讨论方法论的著作,注重揭示科学的知识话语类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福柯又提出了自己的谱系学方法,与哲学的考古学方法不同,考古学方法是从一种认识型出发描述历史现象,谱系学引入了权力概念,将不同的认识型看作权力的效果,关注权力与知识关系的揭示,这是对考古学方法的深入研究。     

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机制与走向以医改进程为中心的考察

公共政策合法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法治理论问题,也是法治秩序得以形成的重要变量。三十年来的"医改"进程表明,公共领域正在中国蓬勃兴起,并促进了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机制的时代转向,即从内部创议走向社会动员、从公众默认走向价值回归、从符合真理观走向共识真理观、从中心的内部循环走向中心与边缘的双向互动,展现着中国公共政策的重要民主化变革。虽然其中还存在着某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它无疑构成了对多元和谐秩序的关键支撑和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兴动力。     

外裁国商事仲裁决司法审查中“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一、对“公共政策”理论的一般讨论 “公共政策”是一国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司法判决或仲裁裁决的传统理由。“公共政策”在国际私法中的理论奠基可追溯到1834年美国哈佛大学Joseph Story教授《冲突法评论》的发表，其把“公共政策”的理念引入这一学科，提出在特定情况下，尽管根据冲突法规则可适用外国法，但由于这一适用违反本国的基本法律规则和利益，故作为例外应被排除。9年以后，     

论当代中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制度路径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是推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为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合法性和稳定性,有必要让公民参与到公共政策中来,建立政府与公民的互动关系。虽然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诸多困境。本文从经济制度、行政制度、社会制度三个方面入手,剖析了我国公民参与失效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公民参与状况的制度路径。     

西方公共政策价值变迁研究

自19世纪末公共行政学诞生以来.关于价值问题的论争一直是西方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研究的主流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西方公共政策学有关价值变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从中找出公共政策学价值变迁的过程,并把西方公共政策价值研究大致分为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和新公共行政学时期,其目的是为我国学界研究公共政策价值问题提供知识资源.     

论公共政策创新的现实表征、引发动因及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创新作为公共政策中的一个＂子系统＂始终存在于公共政策的生命周期之中。然而,在公共政策学成为一门完善的学科之前,公共政策研究学界的视域多集中于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几个最主要而又明显的阶段：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及终结。本文试图从公共政策创新的现实表征、引发动因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对公共政策创新相关内容进行阐释,以期加深对公共政策创新理论的理解。     

公众参与、专业知识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模式——探寻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的一个分析框架

政府绩效评价,本质上是对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和效果的评价,是公共政策完整逻辑过程的一个环节;因此,关于公共政策分析的框架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识论视角,同样可以适用于对政府绩效评价模式的分析。绩效评价有两个模型,即公众参与模型和技术理性模型。由于在公共行政过程中专家和大众具有不同的知识和政策评价标准,因此不论是公众参与模式的绩效评估模式还是技术理性模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将公众和技术理性结合起来的复合型政府绩效评价模式,可以兼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技术理性,实现绩效评价实践对公共政策民主化和理性化的政策学习功能。     

国际商事仲裁中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可仲裁性是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一项基本问题,公共政策也是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密切。本文在对二者的内涵、作用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尝试着从两方面阐述二者的关系:一是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二者之间的差异;二是公共政策对可仲裁性的限制,具体从国内公共政策、涉外公共政策和跨国公共政策三个方面论述。最后得出结论,尽管公共政策对可仲裁性的影响在弱化,但公共政策的作用依然必不可少,其角色已经从仲裁的主要障碍演变为仲裁的重要保障。     

关于语法研究中三个平面的理论思考——兼评有关的几种理解模式

强调在语法研究中要区分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而在具体分析句子时又要将三者结合起来的思想,是80年代汉语语法学理论上的一个杰出贡献。这一理论的提出,开始时显然是受到了西方“符号学”理论的影响,但在结合汉语语法研究的进程中,则具体化、系统化、科学化了,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建立起明显有别于符号学三个研究领域的新理论框架。这一理     

内地仲裁裁决在香港法院执行中的公共政策问题

公共政策是《纽约公约》框架下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传统抗辩事由,但由于其理论具有一定模糊性,导致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安排》引入了公共政策机制,以调整内地与香港仲裁裁决的相互执行程序。在各国法院对公共政策进行严格解释的大趋势下,由于两地道德观念相通、国家主权相同,为了更有效地促进两地司法协助的开展,两地在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中应取消公共政策机制的束缚。     

论行政组织的政策能力

公共政策活动是公共行政活动的核心内容,政策能力反映公共政策活动的效率和效益,进而决定着公共行政活动的现实效果。沿着制度落实和制度创新这两个逻辑流程,分解行政组织的政策能力内容,将会为我们认识、解释乃至评价行政组织的政策能力提供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     

法理学基本问题的形成与演变——对法理学知识谱系的一种考察

当今法理学基本问题主要包括 3个 :法律是什么 ?法律应该是什么 ?如何认识法律 ?前 2个问题是法律的本体论问题 ,后 1个问题则是法律的认识论问题。法理学也经历了一个与哲学类似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 ,再到语言哲学的转变过程 ,其中主线条就是对上述 3个问题的回答。这种知识谱系的讨论对于进一步深化我国法理学的研究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谱系梳理及路径探寻

近年来，以宽严相济政策的提出与确立为标志，刑事法学界掀起了新一轮刑事政策研究的浪潮。基本刑事政策乃刑事法治的灵魂与导向，从根本上决定与塑造了一国刑事法律活动的基本框架与面貌，并将直接影响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的效果。为提升宽严相济政策的理论品格和学理深度，避免实务践行出现方向性舛误，有必要对当前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性的谱系梳理和绩效评估，进而提出一个更加合理的理论研究模型以牵引宽严相济政策的后继研究。     

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第12届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第 12届年会于 10月 19日- 2 2日在深圳市召开 ,与会者围绕三个议题 :即犯罪学基础理论、黑社会犯罪、跨境犯罪问题展开了学术研讨。一、关于犯罪学基础理论1 关于犯罪学的理论前提。通常学者们对犯罪学的关注 ,不外乎是一种习惯性的逻辑模式 ,即从犯罪现象的考量到犯罪原因的分析 ,进而到犯罪防治对策的制定。但综观多年的研究成果 ,学者们往往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犯罪原因的分析上。对犯罪现象本身的重视则远远不够。如此将极大地滞阻犯罪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有鉴于此 ,有论者提出应重新认识犯罪学的理论前提 ,研…     

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诠释与解析

1987年,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WECD的成员们,把经过4年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CommonFuture)提交联合国大会。以此为标志,“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便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但从沿革来看,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形成差不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这半个世纪也是人类对发展的原则、意义、目标以及对自身发展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作深入思考并渐晓真谛的关键时期。本文试图从发展沿革、概念比较、内涵诠释、理论分析、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修正以及自身的发展创新和与时俱进等多个角度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了一些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决定了它势必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界、理论界对其空前的重视和认真思考,对于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势必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