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宪法社会学比较透视

宪法社会学是关于宪法的社会学研究,是宪法学与社会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旨在发现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真实规则。在欧洲和北美,宪法社会学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学术传统。其中,德国的宪法社会学侧重于从政治与历史的角度切入,偏好史论结合,思辨色彩浓厚。法国的宪法社会学具有客观的、旁观者的叙事风格。英国的宪法社会学打上了判例法或不成文宪法的痕迹,致力于素描一部活生生的宪法,仿佛人类学家的调查报告。美国虽然承袭了英国的判例法制度,但美国的宪法社会学透出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宪法背后的经济关系、利益格局得到了凸显。梳理欧美宪法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比较欧美各国宪法社会学的不同旨趣,有助于为当代中国宪法社会学的稳步发展提供理论与方法论上的启示。     

走入日常生活的教育社会学

走入日常生活成为新教育社会学鲜明的研究主题，构成了区别于实证主义研究策略的“另类”研究。现象学中“生活世界”提供了理论依据，知识社会学进行了思考尝试。本文指出新教育社会学在探询一种视界，一方面能连接宏观社会结构与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又能重视其中个人的生活史。社会结构形成于人的主体认识不断诠释与协商的开放的动态过程中，强调过程而非结果，强调形成（ｂｅｃｏｍｉｎｇ）而非形态。人种志研究为我们指明了如何走入日常生活     

宪法功能分析模式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地革新。在方法论领域,同样出现了很多新的革命。“二战”以后,功能分析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都取得了一席之地。以社会学家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成绩卓越,以阿尔蒙德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e Functionlism)更是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非凡突破。宪法功能是世界各国宪法中不可缺少的也是最为关键的内容。无宪法功能则无宪法可言。宪法的完善和发展,无非是在不断地改进其功能,使之更益于国家、民族及公民的利益,建立更进步的政治经济秩序。本文力图借鉴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功能分析的方法,设立宪法功能分析模式,为使我国宪法研究的方法论更具实用性和有效性作一尝试。一、宪法功能分析模式的价值评估宪法功能分析模式,是指在宪法领域     

关于西方宪法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关于西方宪法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西方宪法历史的阐释。它涉及如何理解宪法的涵义,如何理解历史上宪法事件或者具有宪法意义的事件,如何理解宪法性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等等。这些先决性命题,决定了西方宪法的历史图景及其线索。古代希腊以降的早期宪法思想与宪制实践,为西方宪法的成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东一带的政治法制实践,对于西方宪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些早期的宪政因子对于西方宪法制度和宪法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渊源。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基本结构——一个基于文献综述的研究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包括了对制宪程序及其影响因素的经济研究和对宪法规则产生的经济影响的研究两个部分。前者包括:第一,静态经济研究,主要是对影响制宪程序的因素的研究,在制宪的经济背景,个体的利益衡量、偏好、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的风俗、习惯、社会规范和诸如利益集团、社会组织、供以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宪政制度等。第二,动态经济研究,主要包括对显性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和对隐性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后者包括研究宪法权利的经济影响和研究统治结构的经济影响。     

中国语境下的“宪法实施”: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宪法实施"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基本范畴。从概念的源流与演变来看,民国时期的宪法学说和苏联国家法学说是两个重要的理论渊源。回顾近代以来的宪法学说史,"宪法实施"概念整体上体现了一种变法思维,即通过实施宪法来建立新的法律和政治秩序。受此观念影响,宪法实施也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概念,宪法实施更多的是依靠政治化的方式。即,通过政治动员提高民众的宪法观念,进而实施宪法。这种"宪法实施"概念不仅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宪法理论,同时与社会主义新宪法秩序的建构也有暗合之处。     

中国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影响

中国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影响＊陈斯喜刘南平引言“行政法是一种导致文明生活的力量，是国家的金质纽带”①“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实施。行政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是宪法的动态部分。没有行政法，宪法每每是一些空洞、僵死的纲领和一般原则，至...     

论法国民法典的宪法化

《法国民法典》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为形成和维系大革命以来的法兰西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宪法法院通过合宪性审查不断使民法典受到宪法规范的约束、辐射和渗透，实现了路易·法沃赫教授所说的“宪法化”。30余年的宪法化进程使民法与宪法的关系进入了一种规范语境，民法典在规范上已经受到宪法的切实约束，同时，民法典作为“真正宪典”的社会作用也逐渐被人权宣言所取代。在探讨民法与宪法的关系时，“民法典是真正宪典”这一社会学命题不应错误地扩大到规范领域，更不能不顾时代变迁，忽视宪法化的时代背景。     

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的核心命题及其哲学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志性的思想观点，其中，“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宪法与时俱进和不断完善”“坚定宪法自信，增强宪法自觉”等核心命题，在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全局性、统领性、基础性意义，并彰显出鲜明的理论风格、完整的理论形态，蕴含着深厚的哲学底蕴、缜密的哲学思维。对此进行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凝练，既关系到对中国宪法理论的精准阐发，又关系到对中国宪法实践的科学认知，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宪法学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最重要理论资源和话语资源。     

以宪法为准则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 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以宪法为准则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王渭田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时候，迎来了纪念我国现行宪法制定和颁布１５周年。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１５周年之际，回顾总结１５年来宪法实施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研究如何进一步树立宪法的...     

论宪法思维的基本特征

宪法思维不同于宪法精神、宪法价值、宪法文化、宪法信仰、宪法意识、宪法观念,它是指人们运用对宪法本身的认识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宪法思维以宪法为媒介,以宪政为取向,是最重要的法律思维.基础性、纲领性、根本性、系统性与宪政性是宪法思维的基本特征,其中,基础性侧重从地位上讲,纲领性、根本性、系统性侧重从形式上讲,宪政性侧重从内容上讲.     

美国总统眼中的宪法及其启示新论——以美国总统的施政演说为分析范本

分析美国总统的宪法观,不仅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有着多方面的理论价值。美国总统在施政演说中对宪法的论述与他们在就职演说中对宪法的论述,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能给我们多方面启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更加注重宪法思维。这既要求明晰宪法思维的含义,又要求反思宪法角色。     

宪法实施状况的评价方法及其影响

本文从全面和系统地分析目前国内外宪法学界对宪法实施的研究状况出发,指出当下宪法实施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没有准确地界定宪法实施概念的性质,以及没有对宪法实施建立起一套科学和合理的分析系统。作者认为,从理论来看,宪法实施是使静态宪法变成动态宪法,宪法实施概念所要解决的主要理论问题是"行动中的宪法",但是宪法实施是一个集主观评价与客观实践于一体的复杂现象,必须要在认真分析宪法实施对象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门别类研究,对实施可能性做出区别对待基础上,才能进行科学的分析;从实践来看,宪法实施概念具有很强的目的性,需要解决特定的宪法问题,因此,离开了具体目的性的指引,纯粹的抽象意义上的宪法实施,在实践中,不仅不利于树立宪法本身的权威形象,相反还会严重影响宪法作为根本法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The Material Constitution

What is the material context of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offer an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by sketching a theory of the material constitution. Moving beyond the interwar constitutional theories of Heller and Mortati, the paper outlines the four ordering forces of the material constitution: political unity; a set of institutions; social relations, and fundamental political objectives. These forces constitute the substance and dynamic of constitutional ordering, in internal relation with the formal constitution. Because these ordering forces are multiple, and in tension with one another, there is no single determining factor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Neither is order as such guaranteed. The conflict that characterises the modern human condition might but need not be internalised by the process of constitutional ordering. The theory of the material constitution offers an account of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is process as well as its internal dynamic.     

从却伯对伊利的批判看“反多数难题”中的程序思维

"反多数难题"是美国宪法学中聚讼纷纭的经典议题,其中有两条重要的线索,即以伊利的"代议增强论"为代表的"程序宪法"论和以却伯的"看不见的宪法"为代表的"高级法论",前者是程序思维的体现,后者是实质思维的体现;而在两者分歧中则展现了这两种法律思维彼此之间的张力。虽然"反多数难题"是美国宪政中的一个独有难题,但其中的程序思维和实质思维及其互相之间的关系命题,却是具有普遍意义和参考价值的。     

论思想自由权的宪政保护

思想自由权在我国宪法中未被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与国际公约和各国立宪潮流不符 ,事实上 ,思想自由权载入我国宪法完全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我们应当以思想自由权入宪构想为契机 ,顺应“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美好愿望 ,建立起中国的思想自由权宪政保护体系     

以宪法概念思维:规范是如何发现的?

以宪法概念思维 ,以发现问题和解决纠纷为取向 ,既是进行宪法学理论研究 ,也是实施宪法、解决宪法问题的客观需要。宪法概念就是宪法规范。宪法思维就是法官在宪法规范与宪法事实之间的规范涵摄过程 ,其目的是在宪法纠纷和疑难案件中确立价值 ,发现规范 ,在个案中实现正义 ,因而宪法思维也是一个新规范的证立过程。以宪法概念思维 ,可以增进法律人对各种宪法规范属性的认识 ,提高对宪法规范的诠释和理解能力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宪法 ,进而通往沟通与理解之路。     

宪法的生命与权威———以规范与现实的逻辑关系为视角

影响宪法权威的因素有宪法规范上的原因、司法援引上的原因以及对宪法规范的实施所秉持的态度等，其中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对于宪法权威的影响需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宪法稳定的认定标准，这对于维护宪法权威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宪法的权威真正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如何使宪法成为一个活的宪法，使宪法进入司法领域成为裁判的依据，发挥宪法作为法所具有的惩戒性、强制性的功能需要我们既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适当的完善，又要切实地落实现有的宪法规范所具有的制度意义。     

Democracy and emergency: finding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knowledgeable state in social dynamics

This article aims to bring to light the law–society dynamic relationship in constitutional governance by engaging with the question of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pistemology. It first reframes the debate surrounding legal and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s one concerning the state's ‘epistemic competence’ in governance shap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n traces how constitutional ordering has given rise to the ‘knowledgeable state’ by setting a unique social dynamic in motion: the ‘epistemico-political constitution’. Using the example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initial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 the article presents a two-part argument. First, constitutional ordering institutes a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embedd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 a unique law–society dynamic – that responds to governance needs. Second, given the current law–society dynamic in the suprastate political landscape, the legitimacy challenge facing expertise-steered global governance is further intensified as more crisis responses are expected from outside the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