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原则及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由一个具体案例引发的思考

比例原则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中都已确立并得到不同程度的适用。但在我国大陆行政执法及行政诉讼实践中 ,比例原则却远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对一具体案例判决理由的剖析 ,可知法院于个案判决中适用比例原则极有必要 ,并且法院在司法判决中对行政法原则的自觉运用 ,有助于推动行政法治的发展。     

论行政法规范的援用

行政法的援用既是一个行政法的法律产出技术问题,又是一个行政法的法律适用问题,其在行政法治体系和行政法学体系中本应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令人不解的是该问题在目前行政法学中还是一个理论空白,理论上的不成熟严重制约了其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的良性化格局。为了使该问题引起学界的关注并对行政法治进程有所助益,本文对行政法援用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困惑作了初步厘清,并构设了行政法不宜隔位援用、行政法规范规制同一事项不宜多次援用、正式法律渊源不宜用非正式的行为规则、实体规范不宜再作实体性援用、程序性规范不宜再作程序性援用等规范化援用的要件,指出了行政法援用走上规范化的若干路径。     

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

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之一,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但由于行政法在各国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不同,行政法律制度形式多样,因而直接影响到学者们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理解与适用。在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被概括为四项,即行政法治原则、议会主权原则、政府守法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①其中,越权无效原则是支配英国司法复审制度的核心原则,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在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该原则支配整个行政活动。②日本学者是从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角度来认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强调依法行政。③我…     

加入WTO与中国行政法治的革命

WTO规则主要是行政法规则,是对政府行为和行政法治的要求.与WTO的要求相比,我国行政法体系还不完善,行政行为失范、武断、低效等仍较突出,急需按照WTO的要求,优选与创新WTO在中国的宪法性适用制度,梳理与创制行政法律规范,优化与创新行政执法机制,转变与更新行政法治观念,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和行政法治的新发展.     

时代缩影与历史传承:行政法治的一个备忘录——西政行政法学科60年

学科史研究的价值在于更好地规划未来。在"两条线索、三个参数"这一新的学科史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对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进行分析后发现,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为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是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一个缩影。1953年,西南政法大学首开行政法课程,行政法学科萌芽。1982年,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在全国率先开始了中国行政法学的探索。此后,该学科不断涌现出出色的学术成果。学科成员在完成科研任务的同时,也积极参与着行政法治的实践。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开设行政法课程,同时也是最早探索中国行政法学的学科建设的院校之一。建设者在进行行政法教学与科研的同时,也积极践行着行政法治理想。     

行政法原则的实现初探

行政法原则是我国行政法学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行政法原则的理论和实践在行政法学体系和行政法治实践中却是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致使行政法原则的理论停滞不前,行政法原则的实践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基于此,探讨行政法原则的实现不仅必要而且是实现行政法治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从行政法原则实现的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行政法原则的实现作了系统探讨,包括行政法原则实现的内涵、行政法原则未实现状态分析、行政法原则实现与行政法治的新进路等。     

中国的行政法治及其改革

行政法治是一国法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行政法则是一国法律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现代法治和现代经济的条件下,行政法治建设的状况,无疑标志着一国法治、民主和文明的状况。一、我国对行政法概念的界定行政法是调整行政机关或法律授权的组织,在进行     

关于行政法总则的期望与构想

制定行政法总则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制定行政法总则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的行政立法实践已经走出了中国特色创新之路,党和国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强力推动,为制定行政法总则夯实了基础和条件保障。行政法总则的制定,应当以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行政法律体系中已有的或应该有、可能有的共有普遍性和引领性规范提取出来,作出统一规定,既构建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为各分编的规定提供依据。从行政法总则到行政法典的制定,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我国建成法治政府的极为重要的举措和通道,也是对世界行政法发展的巨大贡献。     

论立法法对行政法规范冲突的控制及其完善

行政法规范的冲突是困扰行政法治的一大问题 ,《立法法》的颁布施行对于控制行政法规范的冲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 ,该法作为一个单一的法典在控制行政法规范冲突方面并不是万能的 ,这既是行政法结构的特殊性决定的 ,又是由《立法法》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客观事实决定的。为了有效控制行政法规范的冲突 ,全面实现行政法治 ,就必须建立以《立法法》为契机的行政法规范冲突控制机制 ,该机制的基本构成有 :抽象行政行为制度化规则、行政法规范解释制度化规则、行政法适用规范化规则和冲突制裁规则等。     

行政恶法研究

行政恶法对行政法治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它对抗法治大系统、违反宪法精神、侵害公众利益。然而,只要行政法的制定存在于特定的社会阶层中,只要行政法的适用存在于社会大系统中,行政恶法就不可避免。为此,就存在一个对行政恶法怎么处置的问题。在我国实在法中应当确立行政恶法的概念,并附有立法机关尤其是最高立法机关对行政恶法进行处置的权力;行政系统应当建立自我纠错机制,自行对行政恶法进行处置,这样的处置机制必须与相应的行政问责结合起来;社会公众可以对为恶的行政法规范提起诉讼。     

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之实然状况与应然构造——兼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监控

我国行政法学者和司法部门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关注多集中于其是否属于受案范围,一方面由于缺乏对法治国家司法审查制度的系统研究,致使对一些重要概念的认识错误在学界滋生;另一方面使得司法实践中未能切实解决涉及抽象行政行为诉讼案件的受理问题。各地法院针对涉抽象行政行为案件莫衷一是的作法,极大地破坏了法治统一,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公民对司法的信仰。对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有其正当性根据。     

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

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现实困境在于：法治化问责所要求的问责文化缺失、问责理念错位、问责体制不畅和问责制度滞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在于：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契约对行政职权法定原则的影响及其正当规则

行政职权来源和范围法定,是行政法的原则。但行政实践表明,契约不同程度地改变着职权法定原则的要求。职权受制于契约权、法定权之外约定权的出现、契约调整法定权的范围,以及契约划分和界定了法定权事项等。行政机关使用契约的合法根据和正当空间,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从这一基理出发,约定权的合法性规则主要有:符合主管范围,是法定权的具体化,不超越法定权对象,不排斥法定权适用,不限制剥夺救济权,不违反立法禁止性规定,不排斥法定权条件等。     

重新认识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

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来源于苏维埃行政法实践,其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模式,既不同于大陆法系模式,更不同于英美法系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在于以国家管理机关为中心安排法律结构和法律位阶等级体系的模糊性。在当代中国,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应该进一步完善。首先,以组织法律来构建我国行政组织法律体系是必要的。其次,以宪法为指导,确立行政组织法律主义这一组织法治原则。再次,在既有法律基础上构建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最后,重视行政组织法与行政管理法或行政作用法的密切联系。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

法治政府的评价标准,是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进一步具体化、展开和延伸,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政府实现程度的标尺。评价一个国家法治政府的实现程度包含四个方面的标准,即法治政府的价值标准、职权范围标准、行政体制构造标准和依法行政的标准。     

论行政立法裁量中利益沟通的法治价值——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说起

亚里士多德法治观的精髓在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须是良法并且应当被普遍遵守。秉承此意,行政立法裁量中利益沟通的法治价值有二：一是利益沟通有助于行政立法裁量所立之法为良法;二是利益沟通有助于行政立法裁量所立之法获得普遍服从。     

行政行为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一直是行政法学和行政法的核心概念,但对它的定位却大异其趣。行政行为概念的明晰,不仅是构筑科学的行政行为法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而且更是行政执法和司法审查实践的迫切需要。本文的研究旨趣也正在于此。     

行政判决·行政判例·行政判例法——一种比较的视角

行政判决有三种形态第一种表现为正式的法源,是一种正式的法律规范,称之为“行政判例法”;第二种虽非正式的法源,却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在现实中发挥着和法律规范相同的作用,可称之为“行政判例”;第三种行政判决,既非正式的法源也不具备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可称之为“行政案例”。中国需要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判例制度,这种建构应该借鉴大陆法系的经验,以行政判例模式为蓝本,走一条介于行政案例和行政判例法之间的中间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