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规制定权限的监督与制约

行政立法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分别于2000年和2002生效,但由于行政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和立法内容的广泛多样性,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行政机关所立之法相互矛盾、相互重叠的现象,甚至出现了行政机关超越自己的立法权限进行立法、所立之法与国家的宪法和基本法律相抵触的现象,直接给公民和有关组织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立法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     

“法治”之法的协商性与公意性

法治之法的最大特点是在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治之法必须体现公意 ,必须经过民主协商的途径产生。要使广大公民关心立法工作 ,最大限度地参与立法工作。法律只有在利益多元和不同主张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形成才具有充分的协商性和公意性     

马怀德：依法治国制度建设向法治实施转移

法治的核心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使之得到一体遵行。法律得不到实施，形同具文，不仅损害法治权威，也无法实现法治目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要建立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这就抓住了法治的核心问题。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科学立法是基础。立法要扩大公众参与，克服部门本位主义，超越部门利益，制定出公正合理、操作性强的“良法”，为法律实施奠定坚实基础。保证法律实施，严格执法是关键。因为我国80％以上的法律法规都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     

增值税改革与立法的法治逻辑

增值税的改革与立法都要遵循相应的法治逻辑。审视我国多次实施的增值税改革试点及其涉及的法治问题，有助于明晰法治逻辑的重要性。增值税改革和立法应遵循一般法治逻辑，符合统一原则、公平原则、协调原则的要求，以增进改革和立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还应将增值税的基本原理与法治原则有机融合，体现税收领域的特殊法治逻辑，并据此确立增值税的立法模式、立法结构、立法内容等，从而不断提升增值税的立法质量。对上述两类法治逻辑的全面兼顾，有助于实现增值税领域的良法善治，如将其扩展至各类税制改革和税收立法，会更有助于优化税收职能，推进税收法治现代化，并由此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论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

行政立法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由于行政立法立体的多层次性和立法内容的广泛多样性，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行政机关所立之法相互矛盾、相互重叠的现象，甚至出现了行政机关超越自己的立法权限进行立法、所立之法和国家的宪法、基本法律相抵触的现象，直接给公民和有关组织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立法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本文着重从权力机关入手，对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从原因、模式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完善等几个方面作了探讨。     

守法与道德——法律道德化及理想法治的实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社会的形成包含两重意义,一是法律为良法,二是公民的普遍守法。良法即符合人类正义道德观的法律,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本文从这两方面来论述理想法治社会的形成。     

我国财税法治建设的破局之路——困境与路径之审思

环顾经济、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财税法治建设是新时期改革进路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开创新局面的有效关口。面对着此群体利益与彼群体利益、稳定性与变革性、代议制民主与行政高效率等多重矛盾,难免使我们对前路进行再度审思。要突破僵局,亟需从摆正财税法的性质定位、调整立法主体的结构、加快立法或修法的进度、理顺立法与改革的关系等角度切入,通过整体、全面的路径构建,强化全国人大的税收同意权和预算审批权,进而达致财税法律体系完善、法治观念融贯、法权配置协调的"良法善治"目标。     

法治社会与实质正义

一般认为,法治与形式正义有内在的关系,甚至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治就是形式正义。本文认为,法治与实质正义也有密切关系,这不仅表现在历史上法治观念和正义观念同时产生,法治观念中包括良法观念,而良法即正义之法;而且表现在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是不可分离的,作为形式正义主要表现之一的法治,自然必须以实质正义为自己的价值目标之一     

论行政裁量的利益沟通方式

在现代社会，行政裁量涉及各种不同利益的博弈、协调和权衡，其实质是一个利益沟通的过程。为实现对行政裁量的法治化治理，有必要在行政正当原则的统领下，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参与、听证和公开的利益沟通方式，并构建新型的契约、磋商、和解、调解等实质性利益沟通方式。     

我国行政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依法行政,首先就必须要有“法”可依。如果不具备“法”这一基本要素,则依法行政如同空中楼阁而无基点,所谓的依法行政也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乃至表现为人治行政。依法行政中的法从广义上说包括权力机关所立之法和行政机关所立之法,由于现代社会“委任立法”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实际生活中,经法律授权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以其种种优势而成为行政管理大量而直接的依据。这样,行政立法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到依法行政的水平。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２０１０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     

行政裁量的治理

行政的生命在于裁量,行政法的核心在于通过法治实现对行政裁量问题的有效治理。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治理方案已从传统主流的规范主义控权模式拓展到功能主义的建构模式。在我国,着眼于全球化的视野和中国的现时状况,应当着力倡导一种以"原则"为取向的功能主义建构模式,即在法定、均衡和正当等行政法原则的统制之下,通过行政规则、利益衡量、意志沟通和司法审查等功能因素的有效发挥,达到行政裁量的最佳建构。     

论行政裁量标准的概念

行政裁量标准是行政机关在行政裁量空间内设定的判断标准,具有规范行政裁量的作用。为了矫正实践中的行政执法误区,真正发挥裁量标准的作用,必须正确认识行政裁量标准的概念。首先,明确裁量内涵,关键是正确认识行政裁量的性质和行政权的运作特点,"实质法治主义的依法律行政原理"应当是行政裁量标准内涵的重要理论预设。其次,从外延上说,需要辨别行政裁量标准与法律、行政立法的关系。     

守法与法治之关系的政治哲学解读

法治不是高不可攀的空中楼阁,而是具体而平实的守法之治,这不仅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经验总结,也是应对现代民主社会之难题的基本出路。法治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制度建构而实现民主的法治化。法治是守法之治,实质是指立法者遵守规范立法之法、执法者遵守规范执法之法、司法者遵守规范司法之法、守法者遵守规范行为之法。     

认真对待法治思维

现实中推动法治建设的当下中国,是一个伴随着持续深化改革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以及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多元利益日益趋于差异化、复杂化的"风险社会"。新一轮法治思维的主要取向在于,进一步以良法祛除非法、非份、非常权力,乃至更为彻底地根治制度特权的流弊,藉此撬动国家治理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而良法的实现基石,就是更多地借助于程序来达成共识,不断确立以法权为中心和寻求法权最大化的法治理念定位,以及相应推动宪法立法适用和宪法监督适用之类的程序性制度创新。与此同时,还应在行政和司法的体系化改革上有所作为,特别是指向以"限制和约束政府公权力"为导向的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让司法通过渐次规范抵牾的整合作业、研磨解释技术和以调解等法律的弹性化方式,来应对风险社会日益生长的分歧和不确定性。此外,削弱制度特权的切入点,乃是从制度设计上减少特权的种类和范围,以及反向借助于制度之维强化社会对权力和特权现象的有效监督,以更好实现良法善治。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立法原则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这一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先进性和引领性.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始终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显著特征,良法善治是贯穿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以民为本、公平正义的立法原则,源于习近平总书记以民为本、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理念和伟大情怀.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是不断提高我国立法质量和效率的思想引领和制度建构的根本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了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其深邃的战略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立法理论,必将有力引领和推动新时代立法工作的发展.     

行政规划与法治主义

行政规划法治化是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行政规划进行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同时,应对行政规划与法治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加以探讨,包括行政规划的宪政基础、行政规划的行政法调整、行政规划的裁量及其界限.行政规划在宪政上拥有相应的依据和渊源,宪政也为行政规划进行了有效的安排.行政法确立了行政规划法律关系,并在行政主体、行政行为与行政程序、行政救济等方面对行政规划进行调整.行政规划的裁量虽然必要,但应有界限.     

论法治概念的实质要素——评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

法治概念的要素包含普遍守法、良法之治、限制权力和民主理念及民主过程。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法治概念内涵的丧失,违背法治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概念,被奉为法治概念的经典解释,几千年来一直为历代法学家所引用。但亚里士多德只揭示了普遍守法、良法之治这两个法治概念的形式要素,而没有揭示出其背后的限权和民主这两个法治概念的实质要素。     

浅议法治进程中的良法与恶法

人类社会法治进程中,古今中外从未停止对法律善恶之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良法善治",首次官方明确依法治国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本文从中外法学主要流派对法之本义所持观点,及我国大陆对法治探索进行分析,提出在现阶段法律尚未完善,存有诸多漏洞;法治进程中除了适应形势需要及时对不适宜的法律进行废、改、立外,在基层法治实践中更要按合乎法的正义、公正、自由等价值理念进行解释,分辨良法与恶法,从而排除对"恶法"适用。     

立法中的利益整合

法律总是与一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它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协调利益，保持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平衡，从而保证人类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一部法律若要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服从，一定要能安排好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合理解决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纷争。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过程中考察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分析这些利益之间的对抗及冲突，作出相宜的取舍，保证所立之法能够真正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立法成为表达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冲突，减少利益纷争的有效手段，考察立法与利益的关系将对建设法治社会产生重大作用。     

论法治的起源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运行机制

顾名思义,法治即法律的统治。历史上存在过多种类型的法律,只有法治之法才能保障自由,这种法治之法主要表现为一些一般且抽象的规则。法治国家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它不仅是宪法的、分权协作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权力行使得以全面规范的,而且也是从立法和司法程序之合理性所确保的公平性中取得其合法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