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而治”彰显高效 “无为而管”考量智慧——香港基层治理体制及社区建设启示

香港居民自治和基层治理体制及社区建设模式很有特色。概括起来,“有为而治”体现在政府制定芾1J度与规章,维护法律与社会秩序,对整个城市和社会实行宏观层面的治理;而“无为而管”则充分表现在发扬民主自治、人本管理和权责明确。“有为而治”彰显香港政府管理的高效,“无为而管”更多考量的是政府的胸襟与智慧。学习香港政府这种“有为”与“无为”灵活熟练的管理之道,学会该管的到位,绝不推卸,事无巨细,不该管的或管不好的放手,绝不掺和,彻彻底底,这对于当前贵阳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很有帮助。     

从“善秩”到“善治”:新时代“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优化路径

传统意义上单一的自治、德治和法治追求的都是善秩,在治理成本、稳定性、治理效能方面各有优劣。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传统乡村治理巨大变迁、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亟需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有待整体优化等现实问题,乡村秩序亟待重构。从“善秩”到“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多元规则良性发展、多元载体融合共生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乡村治理走向善治的新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路径——基于成都实践的考察

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变迁和一系列治理难题对传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成都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实践,以社区公共议题为切入点,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整合式治理思路,为破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案选择。进一步推动"三治融合"创新既需要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框架,也需要为融合共治提供有效的组织载体,还需要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等,即在制度环境、组织结构和文化基础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三治融合"的有效运行,提升治理效能。     

镇管社区模式下社区共治与居村自治的难点及对策

大城市城郊的镇管社区模式成为社区共治与居村自治的最佳试验场和考察其发展动向的调研基地。无论从城市现实发展需求出发,还是从治理政策调整的角度看,社区共治与居村自治都有其必要性。但在共治与自治的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机构职能定位不清晰、常态机制难以确立、运作能力不足和社会力量参与度低等难题。这亟待完善以需求和功能为导向的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稳定机制,包括治理机制调整、财力与人力的充实,构建政社互动和社社合作的管理与服务有效机制。     

努力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也是创新社会治理落地、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当前,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社区发展不均衡、治理水平差异大、治理主体权责不对等及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组团式发展能够形成社区善治合力,构筑社区“共建”基础;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培育社会组织力量,增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主动性,能有效营造社区“共治”环境;构建协同治理平台能破除社区治理碎片化,“共享”社区治理成果。     

社区共治：合作主义视野下的社区治理——以上海浦东新区潍坊社区为例

社区发展进程中,无论是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还是政党对社区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以及社会力量的成长与发展,都为社区空间的多元共治提供了主体要素.在合作主义视野下,以上海浦东新区潍坊社区的现实发展为蓝本,建构一个以社区自治为基础的,党政融合、条块整合、多元互动的社区共治架构,将有助于推动社区发展的未来治理.     

关于“社区共治”堤口模式的调查与思考

2010年以来。天桥区堤口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紧紧围绕国家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总体要求,针对辖区内民生问题突出,社区服务水平不高等特点,以开放的心态和高度的责任感,把社区共治理念引入社区建设,大胆探索,努力实践。创建了“社区共治”的堤口模式,取得显著成效,为建设“和谐文明、科学发展、宜居宜业”的新堤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成功实践为经济欠发达、开放性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     

村治研究的发展轨迹、学术贡献与动力机制——基于1998—20O9年CSSCI检索论文的研究

村治研究是农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领域，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以“村民自治”、“乡村治理”为关键词（精确）检索1998--2009年CSSCI数据库可以得到840篇论文。从学术发展史的视角对这840篇论文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就可发现村治研究的论域已经从村民自治制度研究扩展到以乡村治理统筹农村政治社会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国家转到了村庄与国家相结合；村治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创造了一批对中国乡村社会有解释力的本土化概念，推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村治研究的发展动力是“乡土派”的引领和学术争鸣的推动。村治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表明：创建学术共同体、开展学术争鸣、关注中国问题有利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论乡政村治模式下的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

“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的难题在于“乡政”与“村治”的矛盾，实质是乡镇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权力的冲突。在观念层面上，政府需要转变传统的管制行政理念，村民需要转变片面的过度自治理念；在制度层面上，要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外因素来看，可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协调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还可通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私人感情”联络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     

统一战线推动“中国之治”

近年来,与西方国家深陷发展泥潭而呈现出"西方之乱"相对的是"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实现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渐趋完善,及其在此基础之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稳步推进,这其中统一战线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之治"也为统一战线开拓着新的语境。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作用服务"中国之治",势必成为统一战线新的历史使命。     

小区邻里党建“四联工作法”

武市汉阳区江堤街老关社区华发未来荟小区党支部以打造“邻里党建”品牌为着力点,通过“四联工作法”,发挥邻里作用,强化小区党建,有效引领小区各类组织、党员干部、居民群众积极参与小区建设和社区公共服务,提高了群众自治水平,推动了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缺憾与优化

优化“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村务共治”:村民自治的非典型嬗变——基于湘北S村的实地研究

在当今中国乡村治理实践中,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原因,理想的"村民自治"往往会嬗变为诸多典型的变体形式,且它们的成长空间都十分有限。本文基于对湘北S村的村治调查发现,建立在权力资源弥散性分布基础上的"村务共治"是村民自治的一种"非典型"嬗变。它突出地表现为拥有多重身份的村干部经常面临多重交叉压力,村级权力结构组成的多元化等。在特定条件下,这种"村务共治"可能成长为村级治理的一种"善治"形式。     

认真落实“四个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工作

本文围绕依法治县中涉及的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社区依法治理等几个重要内容 ,提出认真落实“四个四”的措施 ,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工作     

村治模式的新动向:农村社区自治的孕育与产生——基于对湖北省若干地区的考察

近几年来,在外部环境的冲击下,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历史性变迁。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农村社会已经形成了许多不同于村民自治社区单元的具有生活共同体特征的新型农村社区结构单元,各地在新型农村社区结构单元基础上开始了自治实践探索,形成了新型的农村社区自治模式。这种自治模式打破了村治人员身份边界、以户籍为基础的地权关系束缚,容纳了多元身份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身份主体,多元经济组织形式及经济结构,契合了当前开放性、流动性社会的要求,代表了当前村治模式的新动向。     

新疆基层自治的实践、问题和展望

近年来,新疆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基层自治体系不断完善,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但也存在着治理功能“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治理低效和“空转”的短板十分明显。通过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培育和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共治,可以有效提升新疆基层自治的质量和效果。     

探索建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新格局——以浙江新昌南明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为例

社区建设中涌现出许多问题要求社区党建工作创新,而治理理论提供了一条多元主体共治的解决之道,为社区党建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文章基于治理理论,深入调研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南明街道"蜂巢工程"组织机制创新工作,以期在治理理论视域下优化党组织的管理培育能力、凝聚向心能力、影响渗透能力和与时俱进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社区治理能力,进一步优化党组织引领下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