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限缩适用——兼论数据犯罪的法益侵害

数据蕴含的巨大价值引发了非法获取数据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本质上,该问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不法争议的外在表现与必然结果,解决的根源在于梳理获取数据的行为对象与样态,进一步解释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理论界对数据技术属性提供刑法保护以及法益独立化保护的主张,体现了刑法技术化倾向,与法益证成标准及法益理论初衷相悖。妥当的解释路径应当是将数据犯罪的刑法性法益定义为个人法益、公共法益或者国家法益的传统法益,行政法层面数据安全管理秩序法益只能作为先法性法益影响数据犯罪的量刑,以调和刑法保障性与谦抑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此,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适用方案应当是坚持本罪“法益保护传统化”的限缩适用以及“具体危险犯”的妥当适用标准。     

论数据犯罪的立法重塑

当前《刑法》所规定的数据犯罪主要源于前数字经济时代，所保护的数据类型及对侵害行为的规制皆无法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需要，对既有规范的刑法解释亦无法实现对数据法益的妥善保护，立法断层与司法瓶颈并存。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为刑法介入数据保护划定了合理界限，值得刑法保护的数据应被限定为《数据安全法》等前置法所特别保护的重要数据，一般数据不宜过早地被纳入刑法保护范畴。承载私法益的个人数据和企业数据能够通过《刑法》所确立的关联犯罪得到妥善保护，没有必要通过增设新罪予以重复保护。基于对数据犯罪立法的体系性考察，建议增设非法处理重要数据罪，以衔接《数据安全法》等，弥补对关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重要数据的保护空隙，同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必要的立法扩容，以回应实现全流程规制非法处理个人信息数据行为的实践期待。     

论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限度

网络时代我国刑法解释的理论与实践呈明显的扩张化趋势,这一趋势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为导向,不断地突破罪刑法定原则。划定刑法解释的内部限度应该在坚持"法条用语的可能含义"、"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这两条一般标准的前提下,先根据网络犯罪的类型确定刑法解释的大致方向,再根据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等价性确定刑法解释的具体限度。划定刑法解释的外部限度应该立足于现实主义的网络治理模式,探索刑法与准则、市场、技术各自作用的边界:刑法不应该沦为保护网络准则的工具;刑法应该为P2P网贷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留有出路;通过技术代码能够保护的法益不应求助于刑法。     

数据刑法保护的比较考察与体系建构

德国通过附属刑法和核心刑法所建立的二元数据刑法保护模式,在体系架构、法益定位、构成要件设置等方面具有启发意义.个人数据犯罪虽具有现象层面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但保护法益仍然是作为个体法益的个人信息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类型不宜局限在数据流转过程中的非法获取和提供,而应有条件地将犯罪产业链下游的非法使用、处理行为纳入.一般数据犯罪的应然保护法益是数据主体对一般数据的形式支配权限,以及对一般数据的私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利益.我国一般数据犯罪的罪名无法实现对上述法益的独立性、完整性、体系性保护,其存在结构错位、保护不周等问题,应从国际视角出发对相应构成要件进行完善与调整.     

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的中国实践发展——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严密刑事法网打击违法犯罪,对于维护风险社会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刑法修正案(十一)》进行结构化分析可知,整部修正案就是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的立法实践,其具体体现:在刑事实体领域,通过对新型行为的犯罪化强化对侵犯集体法益的犯罪治理;在刑事制裁领域,通过提升法定刑加大处罚力度.《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积极预防性刑法观值得反思.刑事立法在将集体法益纳入刑法保护体系时应遵循法益侵害实质化与宪法比例原则,避免因集体法益的抽象化与入罪标准的降低而导致法益保护原则的虚空.刑法应避免成为单纯的社会控制手段,应当重返以自由和人权为核心的刑法,防止积极预防性刑法观演变为激进式刑法观.     

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认知、反思与建构

当前基于秩序、利益、自由等表述的经济刑法法益学说在认知进路上存在问题,无法形成本体和功能自洽的法益观。应当承认集体法益的独立性,立足法益二元论对经济刑法法益进行本体重塑与功能展开。它勾连宪法,是保障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个人自由的外部条件的统一体,也是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规范保护的客体。法益不是刑法独有的保护目标,仅根据法益标准难以有效区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经济刑法的犯罪化应坚持保护适格的集体法益,同时更加注重合比例原则和明确性原则的补充与限制。经本体重塑的经济刑法法益兼具体系超越与体系内在功能,有助于在反思当下中国经济刑法立法与司法的基础上,重构经济刑法的立法理念与犯罪化标准,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与解释原理。     

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体系完善研究

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是重要和必要的,与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理念发展同步,我国刑法有关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体系已逐渐走向精细化,“野生动物资源”法益的内涵亦随之更新。我国现行刑法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存在保护类型粗放、入罪标准重心偏离、刑罚裁量较为轻缓等困境,难以满足野生动物资源法益完整保护的需要。不同类型的野生动物资源因核心法益内容,以及具体法益内容占比的不同,其刑法保护诉求也不尽相同。为此,刑法应在复合法益结构的基础上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类型化、个别化保护,并以此为基础实现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体系的完善:着重实现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资源之刑法保护体系的区分性构建;通过优化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价值核算适用标准,完善此类犯罪的入罪标准;在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量刑时,要从严把握缓刑适用标准,并准确划定生态恢复措施的适用范围。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无被害人犯罪问题

无被害人犯罪与伦理道德具有紧密联系,但随着现代法治文明的发展,刑法已经与道德严格区分开来。本文指出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将无被害人犯罪犯罪化有违刑法谦抑性、法益保护、人权保障等原则。我国刑法对无被害人犯罪一直持谨慎态度,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国刑法中的无被害人犯罪问题作进一步反思。     

《刑法修正案（九）》第120条前置化规制的法理探析

《刑法修正案（九）》第120条的前置化规制是保护重大法益的必要手段,对其正当性的讨论为当前立法和司法突破和扩张的态势提供了法理依据。敌视社会基本规范和恐怖犯罪的预备或预备的预备行为已呈现出侵害重大法益的抽象危险,具备了前置化规制预备行为的前提要素;在识别敌人刑法争议的根源并加以理性辨别的基础上,从立法目的都是社会要保护自身免受该违法者的侵犯之角度,前置化规制的依据与某些敌人刑法的理念存在有限的内在暗合,但不可否认,尚未成熟的敌人刑法亦与前置化规制存在疏离之处;而敌视基本法规范且具有抽象危险的实质预备犯满足了前置化规制现实依据的要求。其处罚边界亦需遵循,应根据行为方式和特征进行司法定量限制及限缩解释。     

立法控制与司法平衡:积极刑法观下的刑法修正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订具有增修范围相对集中、犯罪圈进一步扩大、处罚严厉程度调整三个显著特征.此次修法从宏观层面而言顺应了社会的形势变迁,从微观层面而言则是对具体实践应对不足而进行的规范补给,集中贯彻和体现了积极刑法观的价值指引.在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积极刑法观具有现实意义,但对于立法的过度扩张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应当充分发挥宪法性法益概念的立法批判机能,从法益这一理论原点实现对立法的反思性控制;另一方面,对"但书"条款应当审慎适用,充分发挥法益概念的解释规制机能,以实现规范上的平衡.在实质解释的方法上,应当以个人法益为原点,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范围内,对直接关涉个人法益的部分进行扩张解释,而对距离公民个人法益较远的部分则进行适度限缩.     

论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的现状及其出路

当今世界被互联网分割成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网络拉近人们彼此距离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之一——网络犯罪亦困扰着刑法适用。其中,虚拟财产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并没有合理的定位,涉及虚拟财产的犯罪也没有得到合法、合理的解决,存在同一性质的案件因适用不同的刑法规范而得出不同判决结果的情形。鉴于此,明析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的诸种困境的目的在于探求实现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的路径,即通过司法解释、立法解释抑或修订刑法等方式加以实现,旨在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与合目的性,进而实现法律正义与法律的人文关怀。     

刑法关怀与刑法解释

刑法应体现法律之公平善良的特质 ,刑法关怀是指刑法对自然人、社会组织及社会所给予的刑法关注、刑法抵御和刑法保护 ,刑法解释即有权解释 ,是指有权机关依据一定原则使用法定方法对法律文本所作的阐释 ,是连结刑事立法与刑法适用的纽带和中介 ,是折射和反映刑法关怀的最佳视角。欠缺刑法关怀的刑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说可能是合法的但未必是合理的。从刑法关怀的维度审视我国现有的刑法解释 ,一方面在于把刑法关怀坚持到底 ,另一方面在于反思刑法解释的真正科学的定位 ,由此建立合法合理的刑法解释体系。     

反思刑法谦抑主义

谦抑性考察已成为当下评判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础性分析工具。与此相应,我国晚近以来的历次刑法修正案所反映的犯罪化进程被不少学者反复诟病为"不谦抑"。刑法谦抑主义虽然彰显了古典刑法保障个人权利的理念,但是谦抑性并非一个价值中立、超越时空、至高无上的刑法原则。直面现代社会刑法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内在紧张关系,仅从单一化的谦抑主义维度去评判刑法发展的得失是偏颇的。谦抑性应该还原为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用来说明和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子原则。反思刑法谦抑主义,并非要放弃或终结对刑法谦抑性的追求,而是主张在肯定谦抑理念的同时对谦抑性在立法和司法、设罪和配刑等不同场域作不同的把握。刑法的发展需要在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中寻求一种张弛有度的动态平衡,而绝非单向度的谦抑主义。     

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海关管控领域犯罪及其刑法规制路径研究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复杂的跨国组织机构,其经济体系刑法保护机制的构建必须具备一定前提,即应当对各成员国所面临的现实经济安全威胁及其预防的基本方向进行详实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切实可行的刑法规制路径,构建欧亚经济安全保障新理念。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的动态整合过程,不仅影响各成员国内国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领域的发展进程,而且使得打击海关领域犯罪成为各成员国的紧迫任务。海关管控领域的常发型犯罪对同属于"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应当在公平正义和罪刑相称原则的基础上,修订本国经济活动领域和海关管控领域犯罪的刑事立法规定,有效打击统一关税空间内的违法犯罪,以保障各成员国的内国经济安全。     

刑法修正之于社会舆论：尊重更应超越

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公众基于社会安全和自身安全的考量会对刑法有一定的期待,这种客观现实和合理诉求决定了刑法修正时尊重社会舆论的正当性.而社会舆论的非理性、片面性等特点和刑法的残酷性、谦抑性等特点又共同决定了刑法修正时应当超越社会舆论的正当性.过度尊重和囿于社会舆论会导致情绪性立法,而过度超越社会舆论又可能造成对社会舆论的“傲慢与偏见”.为此,应当从切实坚守刑法发展的理性、坚持危害性原则、揭开社会舆论的面纱等方面实现刑法修正和社会舆论的合理互动.     

回应与应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哲学属性与功能再认识

"部门法哲学"研讨热潮需要回应,刑事诉讼法哲学研究中逐渐暴露的难题需要应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刑事诉讼法哲学是刑事诉讼法学与法哲学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具有刑事诉讼法学与法哲学双重属性。针对刑事诉讼现代化,我国应自觉运用反思方法有的放矢地开展狭义上的刑事诉讼法哲学研究。     

经济刑法中危险犯的立法问题研究

危险犯的采用及其在立法上的扩展是立法对风险社会的回应,也是经济犯罪立法的重要特征。通过对近年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的分析,可以发现《刑法》在大量增设经济犯罪罪名的同时,经济犯罪的危险犯的成立范围也大大扩展。同时,出于法益保护的早期化,预防社会风险等方面的现实需要,在经济刑法中设立抽象危险犯颇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基于维护经济秩序安全的需要,可以考虑在经济刑法中谨慎地规定过失危险犯。     

略论刑法特性与社会和谐功能

刑法的社会属性与法律特性决定其具有独特的社会和谐功能。刑法的广域公正性使得刑法成为促进整个社会公正的必要手段;刑法的固有斗争性使得刑法表现为一种保护最广大合法权益的终极性特殊强制方式;刑法的独有谦抑性使得刑法具备防止滥刑以最大限度保障人权的基本条件;刑法的显著人道性则对和谐社会人本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践行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亲亲相隐及其在我国现代刑事法律中之活化

亲亲相隐是中国封建刑律的二项原则或制度,它在我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法律中都有规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中华法系特有的价值理念,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在我国现代刑事法律中却销声匿迹了.对亲亲相隐制度给予客观的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完善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十分必要.     

新冠疫情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解释扩张及其回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法律规范适用带来新视角与新问题,在超越可容忍的社会相当性且有刑事可罚追究必要的场合,我国刑法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范适用值得关注。该罪的对象被限定为"甲类传染病",本次新冠肺炎被列为"乙类传染病",从而该罪存在适用上的瓶颈。司法解释的渐进扩张具有唤醒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注重公共卫生安全法益保护的一面,但是选取的方式难以与刑事法治相契合。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需求,应当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采取"立法类型化调整、司法解释适度限制"的组合路径,使刑法规范的社会适应性与刑罚处罚的有限性相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