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构造中的裁判者

侦查阶段同刑事审判阶段一样,也存在对立的双方:控方和辩方。在侦查构造的控辩双方中必须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法院作为侦查构造中的裁判方会产生对案件的实质审查,导致“先定后审”;由检察机关来担负侦查构造中中立者的角色,与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检察机关的权力重叠、角色冲突,作为侦查构造的裁判者角色也有一定的障碍。因而必须改革检察机关的职权,确立检察机关只行使监督权,其侦查权划归其他部门隶属。检察机关通过行使对侦查活动的在场权、建议权、评判权、处罚权、司法审查权和消极侦查权等来实现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从而成为侦查构造中的中立者、裁判者。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侦查本质论

通过对侦查概念的剖析,探寻侦查行为的本质属性。以"密侦"为突破口,纵观古今,找寻从"侦察"到"侦查"的过渡。进而,进一步辨析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关系,探寻侦查的强制性与谋略性。侦查权的制衡,秘密性与强制性的限制,需要其对立面公开性与任意性。结论:"暗中查证"是侦查活动的本质属性,"公开查证"只是出于对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而对侦查权的一种限制。     

侦查主体体系分析

侦查主体属于侦查学的基本理论范畴，而当前对侦查主体的概念和内涵界定存在分歧，为此，可在分析不同侦查主体界定的基础上，从侦查权的视角探究侦查主体的涵义，进而构架一个由三个层次构成的侦查主体体系：侦查权的所有者——国家；侦查权力和侦查义务的承担者——侦查机关；侦查权的行使者——侦查组织。这三个层次构成了侦查主体的完整体系。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其权能基点是超越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范畴的独立权能,即侦查引导权。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不同于侦查指挥权,是对被动性间接侦查权缺陷的弥补,侦查引导权中应处理好与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的关系。对于侦查引导权的具体制度设计,在确定"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的权力边界时,可以从实体边界和程序边界对其进行划分。     

对我国现行侦查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侦查程序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最重要的阶段。侦查权行使不当或者滥用容易侵犯公民权利。如何构建一种能制约侦查权力,避免侦查权行使的无序和恣意妄为,以确保公民个人权利的侦查模式,就成为现代侦查制度的主要课题。     

关于科学构建我国侦查职权的理性思考

在深化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把＂科学构建我国的侦查职权＂作为改革的核心内容或重点工程。科学构建我国侦查职权应从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整合公安机关内部侦查资源和侦查权,设置全国公安机关一体化侦查机构;二是将职务犯罪侦查权整体移交国家预防腐败局,或借鉴新加坡设置＂贪污调查局＂和港澳地区设置＂廉政公署＂的经验及模式,建立＂国家反腐败局＂,全权行使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三是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将控诉权和监督权分设,建立检察引导侦查的新型警检关系。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是有效遏止职务犯罪的重要手段,是反腐败的基础性工作。而科学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直接影响职务犯罪侦查的公正与效率。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笔者回顾了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历史,分析了当前实践中的困境和理论上的困惑,并围绕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问题,深入研究了各国职务犯罪侦查制度,在比较研究和借鉴他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的具体方案和建议,以期有助于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科学发展与完善。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我国现行侦查模式的建构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中最重要的阶段，侦查权的行使不当或者滥用容易侵犯公民权利，因此如何有效地运行侦查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为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内容。通过世界上两大侦查模式及其现状的比较和我国现行侦查模式的特点，我国应该构建一种既能制约侦查权力，避免侦查权行使的无序和恣意妄为，又能确保公民个人权利的侦查模式。     

中国侦查制度改革的若干基本问题

中国刑事侦查程序的改革应当坚持“底限正义”的理论进路,利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在侦查权分配、侦查目的的设定和侦查模式的定位等方面实现突破,并且应当在废除立案程序、重塑强制措施体系、实现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措施法定化以及改革侦查讯问程序等方面作出重大改革。     

秘密侦查的逻辑起点探究

逻辑起点不同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起点,而是学科和理论的发端并规定其本质的初始概念,具有唯一确定性、抽象性,与历史起点一致;其本质是学科或理论的初始概念。侦查行为是侦查学的逻辑起点。在侦查学逻辑起点是侦查行为的指向下,结合秘密侦查行为的特殊性,秘密侦查理论有着源于自身内部逻辑力量的演绎。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由逻辑起点发端理论的"具体——抽象——具体"的确立方式,揭示秘密侦查理论的逻辑起点。再从逻辑起点本质要求出发,分析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核心分歧。最终指出秘密侦查是符合这一理论的最终落定;而技术侦查只能在符合其本质的合理范围内使用。     

检察侦查管辖权七十年:回顾与反思

在建国七十年以来的法制建设进程中,我国检察机关的侦查管辖权历经变迁,多次发生重大变化。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再次对检察侦查管辖权作出重大调整。这种检察侦查管辖权的变更符合检察发展规律,有助于构建一个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随着侦查管辖权的调整,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关系需要重新厘定。检察侦查管辖权的行使,必须服从于服务于诉讼监督,同时要注意权力的保障性和补充性特点。     

对检察机关地位和职权的再认识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行使着侦查、提起公诉、法律监督三项职权。实践中 ,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缺乏监督 ;行使提起公诉权是与公安机关承担同一控诉职能 ;行使监督权乏力。本文认为应使检察机关专门行使法律监督职权 ;由隶属各级政府的反贪机构行使检察机关的侦查权 ;检察机关为侦查机关的指挥机关 ,统一调度、指挥各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权 ;建立对刑事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 ,替代检察机关行使批捕等权力。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的构建

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单一、强制力不足、侦查效能低下,严重影响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建议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从超前性、层次性和可行性的总体设想出发,应修改现行法律设王的"普通侦查措施",增谩强制取证、技术侦查、诱惑侦查、特情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以促进侦查措施法律功能的整体有效发挥,满足惩治职务犯罪紧迫形势的需要.     

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地域管辖制度的构建

侦查地域管辖是指在侦查职能管辖的基础上,由何地的侦查机关行使管辖权的职权划分。侦查地域管辖既不同于审判地域管辖。也不同于以该地域为基础的侦查级别管辖。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侦查地域管辖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套用审判地域管辖或由侦查机关将“犯罪地”与“职能管辖”相结合来确定侦查地域管辖权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建议以公正、效率为原则。为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建立侦查管辖决定权与实际侦查权分离,侦查管辖决定权上移的侦查地域管辖制度。     

侦查手段的适用原则

由于侦查权是国家赋予专门机关追诉犯罪活动的一种强制权,如果不加以规制,就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为此,对于侦查权的行使,尤其是侦查手段的使用,我国刑事诉讼法应明确概括并在具体条文设计中规定任意侦查原则、强制侦查令状原则、比例原则、禁止先行传讯原则。     

我国侦查体制改革之管见

侦查体制是关于侦查权如何配置、运作以及如何监督控制,以保证侦查权不被滥用,使侦查权的行使符合国家利益,在维护国家利益中发挥它应有作用的国家制度。我国的侦查体制模式是在吸收职权主义理念,借鉴前苏联侦查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在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方向性和技术性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危害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为此,必须实现机制变革、体制转型。     

人权保护视野下的侦查理念

侦查理念是人们对如何开展、怎样开展侦查活动的认识结晶。侦查理念指导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侦查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力、办理刑事案件的行动指南。当前树立人权保护的侦查理念并让其转化为侦查机关的自觉行动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正确行使权力,要对一切合法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和维护。     

关于我国侦查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现行侦查体制是在长期与各种犯罪作斗争的历史产物。现行侦查体制存在着侦查权配置不合理、侦查管理体制效率不高、侦查权运行机制不健全和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因此,改革现行侦查体制的主要对策有：重新配置侦查权,优化侦查管理体制,创新侦查运行机制和强化侦查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