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能动性的传统资源

本文在阐述司法能动性的理论基础上，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西方法律制度的比较，说明我国自古在司法制度上就有法官能动思想。并对我国的相关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     

宋代司法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司法改革为近年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焦点问题,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努力寻找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正确路径。本刊与河南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联合组织的以“中国法律传统与当代司法改革”为题的讨论,旨在对中国的司法改革乃至法制建设有所启示与借鉴。     

中国司法传统与当代司法公正问题

司法改革为近年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焦点问题,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努力寻找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正确路径。本刊与河南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联合组织的以“中国法律传统与当代司法改革”为题的讨论,旨在对中国的司法改革乃至法制建设有所启示与借鉴。     

中国传统司法的伦理属性及其影响

司法改革为近年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焦点问题,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努力寻找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正确路径。本刊与河南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联合组织的以“中国法律传统与当代司法改革”为题的讨论,旨在对中国的司法改革乃至法制建设有所启示与借鉴。     

智慧司法的中国创新

智慧司法是人类法律文明跃迁的当代探索。新时代中国已经出现了由智慧法院、智慧检务等承载的司法大变局,各种主要创新得到了重要政策文件及重大科研专项的支持,并特别致力于推动现有法律制度的根本性改进。如此由国家力量主导的现实样态,构成一种“中国创新”。透过现象看本质,其理论逻辑在于我国是以智慧司法创新为法治中国建设强力赋能,实践进路在于我国倡导将司法体制改革与智慧司法创新密切耦合。展望未来,我国应当在坚持特色的基础上强化优化创新方略,包括转轨立法推动范式、夯实国家整体布局与健全“双轮驱动”机制,以加速该创新走向成熟。     

恢复性司法中国化的基础性困境

在西方国家，社区文化和人们的宗教信仰为恢复性司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虽然恢复性司法这一全新的司法理念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策相契合，但深入分析我国具体的社会环境后不难发现．无论是在传统的“乡土中国”还是在当代中国，都存在实现恢复性司法中国化的阻力。恢复性司法的中国化进程必定困难重重。     

“疑罪从无”司法理念探析

“疑罪从无”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在我国诉讼制度中的确立和推行，折射出我国刑事司法系统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是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之外，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然而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对这一理念的认识和贯彻尚存在一些不足，“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疑罪不敢从无”等传统观念和办案方式普遍存在。强化“疑罪从无”司法理念依赖于保障人权、程序正义和控方举证规则等几个基础理论。     

中国能动司法的内在动因

中国能动司法的背后具有特定的动机、目的。能动司法的动机可分为：主导动机与非主导动机、外部动机与内部动机、近景动机与远景动机，其动机特征呈现应急性和特殊性。能动司法的目的可分为：短期目的与长期目的、政治目的与法律目的、初级目的与高级目的，其目的具有短期性和政治性特征。因此，能动司法的意义是有限的。它只是提出了中国司法裁判中能动性或灵活性与确定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彰显了法律实用主义的司法观念；成为中国“大立法时代”结束及“大司法时代”到来的一个信号。中国司法的真正希望不仅在于是否能动司法，还在于是否全面、深入的司法制度改革。     

论“司法大众化的”社会基础及其建构

传统上，司法大众化与司法精荚化相对；而国内学者“司法大众化”的主张却与此多有区别，其诠释的是司法公信力与法律的实效问题。其中，社会基础是“司法大众化”的证成理由，而贴近立法与司法环节的制度设计逐步揭示了此种主张的实质。基于此，才能明晰“司法大众化”时代性的历史使命。     

中国古代司法的三大传统及其对当代的影响

司法改革为近年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焦点问题,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努力寻找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正确路径。本刊与河南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联合组织的以“中国法律传统与当代司法改革”为题的讨论,旨在对中国的司法改革乃至法制建设有所启示与借鉴。     

“不变”的中国基层司法风格及其社会经济背景

司法改革为近年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焦点问题,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努力寻找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正确路径。本刊与河南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联合组织的以“中国法律传统与当代司法改革”为题的讨论,旨在对中国的司法改革乃至法制建设有所启示与借鉴。     

司法经验的传承与发展

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的获奖论文蕴含着丰富的司法经验，为分析中国司法经验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样本。中国司法经验的传承和发展，大致分为以发现问题为重心的征集“立法类经验”、以理论突围为特征的总结“理论性经验”和以经验反思为主旨的发展“应用型经验”等三个阶段。其成就主要表现为充分展现了案件审判经验、广泛汇集了司法工作经验，并逐步统一了理念认知经验。按照事实是否清楚、法律是否规定和严格适用法律是否合理三个要素，所有案件可以划分为由六类基本案件组成的九类案件，中国司法的基本经验为所有这些案件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休谟难题”、“地方性知识”、“个性化实践”和“法官裁量权膨胀”的疑虑，与中国司法经验传承和发展的收益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司法经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只不过中国司法经验的传承和发展应当根据经验的类型分别采取相应的具体方案。     

法律的人本关怀及可能的危险——关于司法实践中“认真”对待民意的思考

面对当代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发展中有所超越，无论是群众感觉论，司法大众化抑或民生司法，都强调以人为本，在司法实践中认真考虑民意，体现了中国法律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独特的“政治智慧”。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极端的民众司法可能严重冲击改革开放三十年建立起来的极其脆弱的法治传统，极易导致极端的“民粹主义”，影响甚至误导中国法制发展进程。     

沈家本之司法传统观的启示

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奠基人沈家本对中国传统司法思想与司法制度进行了系统清理和总结,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他对待中国司法传统乃至于整个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是理性的、客观的,其研究成果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法律传统特别是司法传统中优良的一面,而且这种优良的成分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传统不是包袱而是资源,不是死水一潭而是源头活水。     

通向司法民主：人民陪审员法的功能定位及其优化路径

我国人民陪审员法的功能定位是在司法领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实现司法民主，公民有序、有效地参与司法是司法民主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司法民主的必由之路，陪审制的制度设计应体现“平民化”。人民陪审员制度属于参审制，陪审员和法官在审判权上无分工，都具有事实认定权和法律适用权。由于陪审员缺少法律知识和专业训练，难以实现有效参审，不能消除“陪而不审”的痼疾。为发挥陪审员参审实质作用，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着力提升陪审员法律素质，在选任上“精英化”，都使得陪审员“法官化”，偏离了司法民主的方向。人民陪审员法体现了陪审员“平民化”的倾向，有利于实现司法民主，但也存在适用范围过大、事实和法律区分不明等问题，应建立和完善配套制度，逐步实现人民陪审员只参与事实认定问题。     

论侦查讯问中的司法诚信——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承诺谈起

侦查讯问中司法诚信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司法承诺。司法承诺，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或者就特定的法律后果所作的许诺和保证。在我国侦查讯问中，司法承诺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是我国的刑事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目前此政策的困境就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只有从实体保障和程序保障两个方面来实现司法诚信。     

从清代视角看中国传统司法的“不确定性”

以西方近现代的法的“确定性”观念为标准,以清代司法为例,从适用法律规定是否具有确定性、事实认定是否具有确定性和法律推理过程是否具有确定性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司法进行考察,得出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的结论。     

立足司法职能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

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处在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把“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但是，目前法律信仰的缺失、供需之间的矛盾、素质能力的欠缺等原因，导致司法公信力不足，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社会需求。为了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必须确保公正司法、廉洁司法，落实司法为民，推进司法公开，改进司法作风。     

一种实现司法能动的进路——以公法案件为例的阐释

传统的思维认为我国司法只能严格依法进行,法官没有司法能动的空间,原因来自于我国成文法传统和宪法选择以及法官素质。这种错误思维对我国现阶段危害颇深,直接影响到我国和谐与宪政的实现。为此,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司法思维和取向,对宪法和法律作创造性解释,综合运用多种救济手段,谨慎运用“无法的司法”,沟通与释宪机关的对话,适时创造宪法惯例。     

浅谈法律经济学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空间

法律经济学是20世纪中期在美国法学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流派，它将经济学的原理和概念引入法学研究领域，运用经济学的尤其是运用“成本—效益”这一分析方法，对各种法律制度进行分析。我国在近20年来也将视角转向了这一新兴的学科。然而这一在西方理论世界和司法实践引人注目的法学理论在应用到我国的法律实践当中时却碰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不但与它自身的局限性有关，还直接受我国文化的制度因素和法律传统的制约。我们在将它应用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时候必须将它很好地与我国制度特征和其他社会的因素结合起来，以最大地发挥其应有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