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律的相对客观性

有人说自从法律产生以来,法律的客观性就成为法律人津津乐道的问题,很少人会怀疑这句话的准确性。的确,作为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法律到底有没有客观性,这个问题不仅"热门",而且重要。     

诠释法律的客观性及其原因

完善的法律，意味着在法律制定之先，要有对事物的法的规定性的完善的、客观的认知和诠释。因此，即使从终极意义上说，客观性是人类诠释法律的永恒追求，但在相对意义上，诠释法律总会实现主体认知对客观内在规定性的步步逼近，从而拥有“客观性”。     

重构还是超越: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探询——以德沃金和波斯纳的法律解释论为主

本文所探讨的法律解释的客观性问题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又是一个疑难的问题 ,还是一个与法律实践息息相关的问题。文章以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 ,即通过比较德沃金与波斯纳的相关法律解释理论 ,研究法律解释的客观性问题 ,并结合当今的法律实践 ,探询法律解释是一种对法律本身的重构还是需要被超越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     

法律解释客观性及其实现的可能性

法律解释客观性曾经受到法学家的激烈批判而"沦陷",但是笔者认为法律信仰的确立、法治国家的建立有赖于法律本身的确定性和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本文就是从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寻找法律解释客观性的方法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实现法律解释客观性的可能性几个方面阐明了保持法律解释客观性对法治实现的重大意义并试图为其恢复地位。     

法律推理的客观性及其实现条件

20世纪西方法理学经历了从法律确定性向法律不确定性的转向，以“唯一正确答案”为核心的法律确定性难以成立。然而，这并不会影响法律确定性所追求的限制权力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恰当阐释的法律客观性观念可以作为法治的基石。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适当的法律推理思维方法、成熟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三者的共同作用将为法律推理的客观性的实现提供保障。     

刑事证明法律推理客观性分析

刑事证明中法律推理的客观性不仅应体现在事实领域内,也应体现在价值领域内。它对于练就司法人员的理性思维、培养尊重程序意识、实现法治等有重要作用。刑事证明中法律推理的客观性的建构依赖于刑事证明法律推理自身的客观性、遵循逻辑基本规律及推理主体正确的价值观。而“天然逻辑学”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律推理的客观性具有指导及释明作用,可为其科学建构提供逻辑理论基础。     

法律价值目标的冲突与选择

人类对法律价值目标的追求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价值目标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此文考察了法律价值目标冲突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表现，分析了产生这一冲突及其代价的社会和心理根源。通过与科学发现客观性的对比，揭示了法律价值目标选择客观性的独特性。此文最后还探讨了法律价值目标选择的机制及其所应遵循的原则     

法律实践中的“人情关系”——以一个民事案件为例的法社会学分析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个人都处在社会关系之中。法治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内涵，在近几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现代化的法制在中国是由西方植入的，并不是来源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经验，而且在中国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常常会看到“人情关系”的出现。而”人情关系”会影响到法律的客观性和执法的公信度。本文首先通过一个案例展示了法律实践中的“人情关系”的具体体现，随后分析了中国法律制度与“人情社会”的特征。     

诠释法律的客观性及其原因

完善的法律 ,意味着在法律制定之先要有对事物的法的规定性的完善的、客观的认知和诠释。因此 ,即使从终极意义上说 ,客观性是人类诠释法律的永恒追求 ,但在相对意义上 ,诠释法律总会实现主体认知对客观内在规定性的步步逼近 ,从而拥有“客观性”。     

理性、前见与公正——法哲学的第三条道路

法律实证主义是十九世纪末以来在法学领域占有主导地位的法学。这一法学产生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主体性哲学和理性主义哲学的大背景之下。在一元化的真理标准之下，理性主义的真理标准是知识的确定性，客观性和普遍性。与理性认识不同的其他因素，诸如情感、价值判断等“前见”都被视为偏见而被排除在认识领域之外。法律实证主义秉持相同的标准，在法学领域追求法秩序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实证主义者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整个法律制度的设计上都力图消除一切的法官的前见，在他们看来正义只有在以理性为保障时才可能被接受。本文沿着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反思，在简要叙述十九末至二十世纪法哲学史的反思潮流的基础上，试图阐明哲学诠释学和法律诠释学作为这些反思中的重要路径之一，对法哲学的影响及由此所带来的法哲学的可能的第三条道路。     

法律判断客观性探询——从德沃金的阐释理论到罗纳根的理解哲学

罗纳根是专门研究人类理解学问的哲学大师,他在一般意义上回答了判断的客观性问题,德沃金则在法律领域论证了判断是有客观性的,相似的是他们都将判断客观性问题转化为判断结论的选择问题。罗纳根通过认知结构的经验、顿悟与判断三重机制,指出排除激情与偏见就能获得正确结论;德沃金认为只能借助偏见才能获得理解,并通过整体性原则与＂二步限缩＂的评估获得最佳答案。因为最佳结论是唯一的,正确判断是既定的,所以这两种路径都能通达客观目的。     

诠释法律的主观性及其原因

法律诠释必然具有主观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法律是人们对事物关系的客观性认识的产物,这一认识必然夹杂了人的主观性;另一方面,法律的自身是不同利益主体妥协的产物,法律中本身包含着主体的主观需求;再一方面,诠释法律的读者总是带着其前见进入诠释的,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     

解释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任何解释都需要一个客观性的基础,解释法律也不例外。但是主观性在整个解释过程中却总是无法被放逐。我们虽然还没能证明一切法律活动都是在某种外在力量的冥冥安排之中,但是又总感觉到它的发展受着某种力量的控制。实际上,对法律的有效性解释即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统一的过程。     

个人独特性与法律普遍性之调适

现代法律通过立法上的抽象化、典型化、身份化、角色化等技术确立了普遍性。但是，个人的独特性与法律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的冲突也昭然若揭：强调行为而忽略人的存在；注重平等而无视人的差异；突出客观而不考虑主观问题。这些都使得法律规则与真实的个人之间无法协调。为解决这一问题，法律应当保障个人私域空间的合理存在，保障个性自由；确定法律上的特殊弱者，为少数人提供特殊的法律保护；法律运作层面上，通过个别化的方式，根据人的独特性设定不同的法律规则和作出不同的法律裁决。     

法律数字化现象研究

法律的数字化是一个值得关注但至今尚未被充分关注的现象.法律与数字相结合的内在机理体现在两方面:现实存在的模糊性导致我们必须通过数字化的形式以达致认识的精确性,而现实存在的秩序性使得通过数字化的形式来表达法律成为可能；数字的格式化特征与法律所追求的客观性不谋而合,而法律所需要的可操作性恰可借助数字的工具功能得以满足.数字化是法律形式化的主要实现途径,数字赋予了法律以科学性、客观性及正当性,法律的数字化可有效地规范自由裁量权.法律对数字的过度依赖也容易导致实质上的不平等,且将会引发功利主义的泛滥.法律的工具理性需要数字化,而人性则是无法数字化的.法律的数字化只能是有限的、相对的.     

法律的本体论依据

法律是由立法者制定的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和承载了立法者的意志和理想。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立法者是法律的唯一的和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宰。实际上 ,法律的内容甚至形式要受到更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它们才是法律的真正母体和最高依据 ,并在本体论意义上决定着法律的客观性。针对这个问题 ,不同时代的学者提出了各种见解 ,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答案的某个方面     

法律事实的概念

法律与事实存在着相对的区分。法律事实有别于哲学上的事实、生活事实、制度事实,它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二重属性及规范性、具体性等属性。法律事实是能够引起法律关系演变的事实。站在司法裁判的立场上来看,法律事实是由法律所规定的,被法律职业群体证明、由法官依据法律程序认定的"客观"事实。     

论绝对法律行为——透视法律行为理论中的盲点

民事权利有绝对权与相对权之分,民事法律关系有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之别。法学界普遍承认绝对权和绝对法律关系存在的客观性,但目前还没有见到任何关于绝对法律行为和相对法律行为的论述。事实上,绝对法律行为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具有可操作性,它对法律行为理论、民法制度设计和法学思考方法均有重大影响,法学研究中不应该忽视这个盲点。     

融贯论、道德实在与法律——一个基于内在实在主义的整合

不同的真理理论导致不同的法律方法论。符合论实在主义的哲学会导致哲学的和自然主义的法律发现,而融贯论则是规范分析和法律解释的基础。不少哲学家认为没有脱离融贯论的符合论(如普特南)。但同时,从真理的客观性维度讲,融贯论只能保障认知的客观性,而不能获得形而上的客观性。融贯论的结果必然是相对主义。因此,法律哲学的认识论选择必然是折中的,这个折中的认识论可以由普特南的内在实在主义来承担,而内在实在主义将最终引向包容的法律实证主义。     

浅析法律顾问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中的作用

法律风险具有相对客观性、相生相伴和互相转化性、分布的广泛性和可防、可控性四大特征,企业法律风险的存在和发展,有可能对企业构成沉重的打击和毁灭性的灾难.法律顾问作为企业法律支持者和企业法律风险的防范者,应该正确认识企业法律风险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并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有针对性地提出企业在法律风险防范中的方向、措施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