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作海案看我国的司法制度

中国司法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个案尤其是重大个案毫无疑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赵作海案便是其中之一,因河南公检法失职,造成赵作海11年的牢狱之灾,事后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当事人获得65万赔偿金。本文旨在从程序上重点分析导致赵作海案件的主要原因,对我国现行司法制度进行反思并对如何完善我国的司法体系提出了相关建议。     

浅析公诉机关对非法证据的甄别和排除

随着佘祥林、赵作海、张氏叔侄等一系列案件的出现,五部门联合发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规定的出台,非法证据的认定及排除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对国家赔偿实务的几点建议

<正>新国家赔偿法承认了多元归责原则、平衡举证责任,增加了国家赔偿的范围。2013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的"张氏叔侄国家赔偿案"是国家赔偿法修正施行后发生的一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国家赔偿案件。在这起国家赔偿案件中,张氏叔侄二人因被错误关押近10年,每人分别获得人身自由权赔偿金65.57306万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45万元。与浙江张氏叔侄案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南赵作海案件,赵作海国家赔     

论死刑适用条件的异化

随着赵作海案件的日益清晰,更加鲜明的突显除了我国死刑适用条件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的法律虽然已经规定的较为完备,然而在实践的操作中总是困难重重。本文以赵作海案件为视角,重点阐述了死刑适用条件和死刑适用程序的异化问题。     

刑事现场指认笔录的辩护策略

刑事现场指认笔录尽管没有被《刑事诉讼法》纳入法定证据种类,但在诉讼中始终发挥着证据印证的重要作用。其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印证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上,更为重要的是在法官心证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成为促使法官对被告人即为犯罪人信以为真,以至于一些错案因指认笔录的存在而深信不疑。如余祥林案件、赵作海案件等。     

让我们的司法不再因错案而蒙羞——从“赵作海”案谈两个证据《规定》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本文以"赵作海"案作为切入点,结合案例从公诉部门审查办理案件的角度分析"两高三部"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如何在办案过程中按照规定进行非法证据排除,预防非法证据的出现。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在我国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排除非法证据、预防错案的出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本文坚信,这个过程将不会漫长。     

浅谈预防冤假错案机制的完善——由赵作海案引发的思考

司法领域内冤案错案的出现,有时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并非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或案件复杂性的固有限制而出现则实在令人扼腕。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的产生,是偶然,还是我国刑事制度缺陷的必然结果？命案必破的制度是否合理,刑讯逼供的证据效力如何,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探讨和建议。     

河南高院确立“毒树之果”原则 遏制冤假错案

备受各界关注的赵作海案已尘埃落定,由此引发的法制改革正在进行。近日,河南省高院出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细则,其中第一条规定,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被指刑讯逼供取来的证据,经法庭通知,讯问人员拒不出庭作证的,对取得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采信。     

浅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以赵作海案为视角

河南赵作海案件的发生，无疑是对中国法制改革的沉重打击，悲剧的重演警示我们，仅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深入思考案件背后隐藏的制度缺陷，因此本文针对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直接证据”真的存在吗? 对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分类标准的再思考

我国学界对于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及概念的表述过于简单化,不利于研究的深入。通过审视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的"单独性"、"直接性",可以发现"案件事实"的法律性决定了直接证据不可能不经过涵摄或解释的过程而直接与案件事实发生联系,"案件事实"中的主观状态、意思表示要素,也无法被证据"直接"、"单独"地证明。因此,现有的以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方式不同为标准,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思路注定是失败的。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区分必须另辟蹊径。     

“直接证据”真的存在吗？

我国学界对于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及概念的表述过于简单化,不利于研究的深入。通过审视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的“单独性”、“直接性”,可以发现“案件事实”的法律性决定了直接证据不可能不经过涵摄或解释的过程而直接与案件事实发生联系,“案件事实”中的主观状态、意思表示要素,也无法被证据“直接”、“单独”地证明。因此,现有的以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方式不同为标准,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思路注定是失败的。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区分必须另辟蹊径。     

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职能略谈

近期,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加强对刑事诉讼案件审理工作的监督。监督职能是法律赋予各级检察机关的神圣权利,也是保证刑事诉讼案件依法审理和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有效手段。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监督在刑事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监督职能的缺失已经成为一项严重的问题,＂赵作海＂案的出现就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缺失的直接体现。本文就如何充分发挥我国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进行了相关研究。     

“被杀人”冤案下的法治飞跃

一起案件促生一个司法解释 2010年5月6日,《大河报》一篇名为《河南商丘一“杀人犯”入狱10年后被害人复活》的文章,将“赵作海杀人案”引人人们的视野。人们由此认识了这个“幸与不幸”的人物——赵作海。     

论贿赂案件证据特殊性及带来的问题

贿赂案件的证据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这已是普遍共识。尤其对于从事自侦案件侦查的检察人员而言,更是深有体会,经常发出＂贪污案烦、贿赂案难＂的感慨,贿赂案件的难主要就难在证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办案就是办证据,证据难办案件也就难办。本文中,笔者拟从贿赂案件证据的特殊性入手,对我国该类案件的查办与证明标准的适应性进行一定的探讨。     

浅谈证据保全公证在民事活动中的作用

证据是证明案件发生、认定案件情况的一切事实。司法行政人员在办理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中依照法定程序调查搜集与案件有关、能帮助查明案情真相的一切客观事实或材料。实践中有些证据在事过境迁之后可能丧失或者失真难以取得，因此需要对证据进行保全。保全证据是对证据采取措施并加以收取和固定，     

证据——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证据的本质揭示、分析、重新表述

本文摆脱用观点论证观点的传统模式,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案件的发生、证据的形成以及用证据重建案件事实的过程,进行分析、研究。抛开非本质属性,抽象出证据的特有属性后,作出“证据是负荷案件信息的载体”这一反映证据本质特有属性、内部联系的全新的概念。     

论“赵作海案”与我国刑事诉讼监督制度

近期,＂赵作海＂案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点,赵作海作为一名因刑讯逼供而遭受不公平审判的普通公民,他的身上折射出了许多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特别是诉讼监督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赵作海＂案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监督制度分析出现行制度的缺失。     

对民事诉讼证据概念和分类的再思考

诉讼证据是诉讼活动的核心，但目前人们对诉讼证据概念的理解尚不尽一致，法律对诉讼证据的分类也存在某些问题，从而影响了当事人运用和法院审查判断诉讼证据。本文认为，民事诉讼证据就是民事诉讼案件证明的根据，应与民事诉讼案件证明材料有所区分。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对民事诉讼证据重新进行分类，确保分类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以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     

当庭证人证言与案卷笔录证明效力取舍标准初探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以案卷笔录为载体的言辞证据符合证据资格的要求,但司法实践中当庭证言与案件笔录的言辞证据发生矛盾时,确立普适的效力取舍标准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当庭证人证言与案卷笔录的效力取舍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标准。     

从赵作海案谈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完善

鉴定结论（即鉴定意见）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自明，许多案件中。鉴定结论对判断案件事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如何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保障鉴定结论的中立性，进而实现实体正义，是改革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所要考虑的重要课题。以河南商丘赵作海案为观察点，以刑事诉讼程序为线索，分别从公、检、法在司法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入手．对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进行反思，并据此提出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