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监督在我国建设法治政府中的困境与出路

公民监督作为一种政治参与活动,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政制度的体现。宪政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前提,公民监督作为反馈机制能够准确解决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进而督促权力规范运行。     

论法治秩序中的“公民美德”

讨论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中国智识群体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法治的“问题域”的关注和深入讨论。讲法治秩序,讲宪政安排,讲人的权利保障,需要具有某种能力并有力量去要求并维持政府权力限制之“德性”的公民。提倡以“公民参与”为导向的“公民美德”,显示了公民对有权者施加某种形式的限制的意愿及能力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法治秩序形成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环节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可能的资源。     

紧急状态下的权利保护与救济

紧急状态下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需要政府享有必要的紧急权力,包括更多的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权力,在法治时代这种权力也要受法律的理性规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是紧急状态立法的重要目的或价值取向之一;政府行使紧急权力要遵循一定的法治原则,而公民面对政府紧急权力的行使,除了享有一些不可克减的基本权利外,还应享有知情权、监督权、紧急救助请求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权、特别损失补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从而获得有效的救济。     

公民知情权与法治政府的内在联系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一项公民权利。"政府"自古以来就是权力的代名词,法治政府是严格按照法治原则运作的政府,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运行及其行为都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制约。公民知情权与法治政府的内在联系其实也就是公民知情权与政府权力的内在联系。     

2007年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大盘点

2007年中国法治政府建设伴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这一年里,民生是主流话语,民权是时代强音;公民的权利更多的是感受到法律的温情,而政府的权力则受到更多法律的掣肘。促进民生、公民参与、职能转变、权力约束、危机应对,构成了法治政府建设的主旋律。这些努力和成就,相信可以为中国实现法治政府的梦想奠定坚实基础。     

法治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立场

法治中国建设作为一个重构法治体系的历史性过程,应在特有的价值系统引领下强化一种社会主义立场。这是一种具有“中国法律图景”意涵的法治新时代主张,包含三个逻辑相关的部分: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是一个政党自觉与民众参与的具体实践过程,需要以党的领导确保法治中国建设的主权性和以群众路线确保法治中国建设的民主性。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以权力限制权力与以权利限制权力不仅有利于确保法治建设的合法性,而且对形成法治发展合力具有积极意义。法治中国建设离不开法治社会对发展目标的基本定位,法治经济与社会正义就是法治社会的制度目标,前者是为了发展的法治,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成效,后者系为了法治的发展,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成败。     

论城市房屋行政强制拆迁制度的完善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发展,强制拆迁引发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制度的不完善,某些概念的界定不清,以及政府权力天生的扩张性等方面的原因,使得相对人在维权与救济方面显得非常困难。本文针对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存在的问题,从立法、执法、救济途径等方面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建议,希望对完善我国的强制拆迁制度有一些借鉴意义。     

论行政规划中的公共参与

拆迁问题一次又一次的成为公众的焦点,公民和拆迁人的矛盾不断加深,这也将逐渐导致公民对政府的抵触,使政府机关逐渐失去应有的威信。然而,除了拆迁人员粗糙的拆迁方式和行为,做出拆迁决定的行政规划是否具有真正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公共参与的视角对行政规划的行为进行考量,以求通过多种公共参与制度对行政规划行为进行有效地规制。     

城市拆迁程序立法思考

我国城市拆迁是政府利用公权力收回公民的土地使用权,取得其私有财产的征收行为.征收权的实施必须由合理、正当的程序进行制约,避免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益.本文介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征收程序,指出我国大陆地区城市拆迁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拆迁程序立法提出建议.     

城市拆迁程序立法思考

我国城市拆迁是政府利用公权力收回公民的土地使用权，取得其私有财产的征收行为。征收权的实施必须由合理、正当的程序进行制约，避免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益。本文介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征收程序，指出我国大陆地区城市拆迁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拆迁程序立法提出建议。     

姜明安：法治中国与司法公信力的关系

二者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须。因为建设法治中国，法律必须被国民信仰，司法必须被国民信任和尊重，否则，法律、法治将形同虚设；建设法治中国，政府权力必须被制约，而制约政府权力的重要机制是司法。人民如果不信任司法，不运用司法监督和控制政府权力，政府权力的腐败和滥用将不可避免；建设法治中国，社会矛盾和争议必须主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行政赔偿制度的“民主价值”思考

行政赔偿法律制度是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建立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不断健全和社会主义民主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与民主有着必然的紧密的联系。因为它表明国家和政府同人民一样有守法的义务,在违法后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政府的权力应受到限制,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政府侵犯必须得到救济,意味着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中对政府进行法律限制,在被统治者的权利和自由与政府的有效运作间谋求微妙的平衡;意味着国家与公民处于平等缔约者的地位。     

房屋征收行为中行政权力的滥用与约束——兼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因房屋拆迁而引发的社会恶性纠纷日益增多,一边是不由分说的＂强拆＂,一边是不惜以死抗争的＂抗拆＂,行政权力的无限膨胀,对个体财产权的肆意侵犯,已成为我国在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伴随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出台,备受社会各界非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也同时废止。新拆迁条例在限制行政权力,保障私权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仍未达到一个相对完善的境界,可以结合新拆迁条例,从公共利益的界定、程序正义、公平补偿三个方面思考如何进一步防范行政权力的滥用,以真实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     

传统中国的“法治”概念及其现代性构建

传统中国虽然有"法治"概念,却没有西方视法律为至尊,并以法律来约束权力的"法治"传统;不仅如此,传统中国社会一元性的权力结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还具有典型的"反法治"色彩。因此,只有以现代"公民社会"的多元性来打破帝制时代的一元性权力结构,并限制天人合一世界观在政治、法律领域的适用,使法律具有"自治性",才可能构建中国现代的法治理念。     

关于法治对增进社会活力的探讨

随着十五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号召的提出,关于法治问题的讨论已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就法治的功能来说,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各种权利、自由,促进社会正义等早已达成共识.本文就法治增进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维护社会稳定要依托有效的制度供给

根据亨廷顿与诺启示，本文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是制度的缺失与失效导致政府公权力失范侵害公民的权利所引起的社会抵抗运动。而要有效缓解社会；中突就要增加政府制度供给的有效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使政府权力在宪法与法律的约束下运行，同时给予社会群体利益表达与维护的机制。     

邸瑛琪：我们需要的法治，核心是限制公权力

建设法治中国首先应正确理解法治，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我们需要的法治，核心是限制公权力，通过对公权力的限制，保障公民的权利。围绕这一核心建立起来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方式，     

“限塑令”的法律思考

限塑令自6月1日实施以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选择从公民的法治意识方面入手调查,思考限塑令对于公意的遵守或违背以及对法治社会的意义。人们对于限塑令规定由公民来承担环保费用的公平性、合理性、合法性的疑虑,从怎样严格界定国家政府的权力以及限定政府为了公共利益或者社会福利能够最大程度地限制公民的范围的角度来思考各类法律法规。     

刑事强制措施限制适用的宪政基础

制度存在的价值在于内在具有的正当性证成.权力与权利构成宪政的核心话语.现代法治的理想状态应当是一种权利之治,而非权力之治.一国的法治化进程,皆应围绕权力规范与权利彰扬二路径展开.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牵涉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折射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紧张关系.国家权力源自于公民权利之让与,作为少数人的权利亦应得到有效保障.权力节制和权利至上的观念为限制强制措施的适用提供了宪政依据.     

浅论行政许可实施中的问题

法治的主要意思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依法管理国家.法治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围的活动内,依照法律办理事实: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是社会中的处于优势的群体,如果政府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超越法律活动就要承担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法治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政府听从于人民.而由人民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体现的是人民的基本利益和意志,而中国新出台的《中国行政许可法》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法律和行政机关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行政许可法的实施还是有很多的阻力和一些难以解决的新的问题.但这些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问题.要实现权必有责、权利限制、权力监督、侵权赔偿等四个方面《行政许可法》将发生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期:中国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开始依法规范自己、中国的民主行政已经步入了程序民主的时代.中国的法律配置和行政权力配置进入了法律化和清晰话的时代.中国政府的政务公开进入了具体的法律要求和具体的公民提出要求都要进行解释和公开的时代.中国政府的服务行政进入了为人民需要制度设计和保障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