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治理：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功能

国家的使命是协调冲突、创造秩序,其力量体现为公共权力及其运行。因此,人们通过建立使公共权力得以确立和运行的制度体系来建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扮演了重要的力量。现代国家的发展使提升和整合文化成为重要内容,将文化塑造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使国家治理融于文化塑造之中,必将成为民主时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选择。     

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更优质的检察产品

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和保障"中国之治",是检察机关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对于无锡检察机关而言,就是要主动破题检察履职能力现代化,为市域治理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在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加强检察公益诉讼、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加快检察监督信息化建设步伐等方面力求新突破.     

社会治理的概念辨析及界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比较分析

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需要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来理解,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中来解释。学界现有的融合论、包含论、交差论、独立论等观点为更为准确界定社会治理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治理包含"自治"和"他治"两个维度,社会治理要通过有效的"他治"来培育"自治",核心社会治理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立足省域治理现代化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民政部门要"更好履行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等职责"。江苏省委省政府强调,各级民政部门要在"强化基本民生保障、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基本社会服务等方面担当作为、创新突破"。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民政工作的主责主业,是民政部门的使命担当。江苏各级民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社会企业与社会协同治理北大核心CSSCI

社会企业展现了从"经济人"向"社会经济人"转换的社会责任以及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欧美社会企业的经验充分体现了财富资本与社会治理同步发展的过程。企业存在的价值是负责帮助社会实现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社会目标,这是社会治理的使命。本文基于营利性、生态性和社会性的三大原则的分设与制衡来探索企业的社会存在、企业的"公共利益"和"利他主义"理念如何向社区渗透以及社会责任投资内含着的协同治理的路径。"社会企业"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治理创新与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建设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治理创新的新时代。而推进治理创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公共权力与多元主体建设基于共建共治共享之上的政治共同体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改革开放既是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的过程,也是新的社会力量分化产生的过程。治理创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既是其最大增量,也是其最大变量。团结凝聚新的社会阶层,是治理创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组织起来"既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在新时代又被赋予新的使命,有其特定的内涵与功能。要做实做深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重在继续夯实"党委+群团+社会组织+自组织"多元协同的组织网络体系和工作格局。     

亚正式控制(治理)理论:一个源于中国控制(治理)实践的探索

研究和提出以中国社会控制和治理为基础的控制或治理理论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研究中国社会控制与治理的学者之使命。亚正式控制概念和亚正式控制的一般性理论是在长期观察及研究中西方特别是中美社会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亚正式控制存在的普遍性、亚正式控制产生或存在的原因、亚正式控制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探讨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亚正式控制结果的影响或预测因素(或变量)及其测量。     

应然政治逻辑中的政治治理

治理是一个任何组织、公与私管理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总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治理的逻辑起点;政治治理推动政治转型,由解放、精英、暴力、等级型政治推向生活、大众、规劝、复合型政治发展;政治治理的使命是关怀人类公共利益。     

运用法治思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时间表"的确定,与邓小平同志九二南巡讲话提出的制度定型化目标完全相吻合,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了总体部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质是运用法治思维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基础作用,真正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依托法治的稳定性、严谨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构建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使各种制度的执行更加严格更加高效。     

谨防基层治理中的管控围城

基层治理中的管控困境,是一种隐藏在各式各样繁忙工作之下的现象,由于"管理"变成了"管控"、"严管"变成了"严控"、"管好"变成了"管死",因而衍生出"管住了坏人(如腐败分子)、也管死了好人(干事担当者)"。只有推进系统性的制度改革,建构精简高效的政府体制,释放基层治理的自主空间,壮大基层民主自治的组织化力量,用民主法治之力激发基层干部创新担当的内在活力,才是推动基层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制度之策。     

教育失败、教育焦虑与教育治理

对教育成败衡量有多个维度,而社会满意度则是一个根本性指标。当下社会对教育不满集中在教育公平机制的失却。失去公平的教育容易诱发人们的教育焦虑并导致教育的急功近利行为,甚至还会滋生教育腐败行为,最终会导致学生人格发展的扭曲,直接表现为升学大战高烧不退。升学大战愈演愈烈表明教育治理的缺位,进行教育治理呼唤吸引社会参与。社会参与治理要求发挥教育专业精神以增强教育行业自律,如此才是教育治理的根本。实现教育治理就是要切断教育功利主义的联动机制,保护教育的内在追求,使教育回归本位,承担理想人格塑造的使命。无法担负社会重托的教育将是失败的教育。     

民主与参与: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群众路线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锐利武器,在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分别承载着"民族—国家"建构的革命立国和"民主—国家"建构的执政治国功能。执政治国时代逻辑勾连的"民主—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同一,赋予群众路线国家治理使命。治理逻辑的群众路线从根本上解构了"为谁治理、靠谁治理、怎样治理"的治理本质和实质问题。群众路线中的"一来一去"潜藏的"从权力到权利"的治理本体论具体表征为"民主和参与"的治理方法论,二者的内在合一表现为国家治理中的民主集中、协商民主和逆向参与、主动参与,构设出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全力推进疫情防控

四川省泸州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为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考场和实践平台,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坚定不移把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乡村精英变迁视角下的村社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社治理结构的转型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民主-自治"的社会治理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乡村社区政治体系边界的乡村精英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如何使乡村精英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保证并充分发挥其在农村中的"守门员"角色,以实现转型社会中所渗透于乡村社区的多种能量间的良性互动,将是乡村治理的一个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应有之义.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司法介入经济治理的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面对经济治理的新变化,我国司法机关需要通过改革,对介入经济治理的职能和制度优化与厘定,围绕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思路,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的司法作为。通过司法对经济政策能动作用的分析,探讨司法改革背景下法院的治理功能与权力界限。将之作为推动经济治理转型的长远战略,并构成国家治理转型的经济背景。一方面,法院的政治使命与社会价值要求其在经济治理中发挥积极功能,彰显转型时代的司法担当;另一方面,司法的运行规律和内在属性要求法院严守司法权力边界,寻求司法能动的正当化。     

大学治理现代化建设路径与评价体系

大学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内容之一。大学治理现代化应该紧跟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大潮,更好地履行现代高等教育的功能和使命。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要素是外部环境的法治化和内部体系的制度科学化。大学治理现代化的评价标准应注重“法制健全、责权科学、社会服务、文明传承”几个方面。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梗阻及推进路径--基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视角

新时代乡村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三治融合"模式正是基于这一境遇的变化而提出的应对之策。当前,乡村治理面临主体人群缺失、乡治规则体系的破碎解体、乡土文化的断层与衰落、乡村开展协商治理的受限等梗阻。"自治、法治、德治"在实践中自行组合,目标就是实现提高治理的水平和质量,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以"三治融合"模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着力把握乡村自治的核心、乡村法治的要义、乡村德治的主旨。     

参与式治理视阈下农村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治国理政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农村基层治理作为改革转型以及治理创新的重要场域,多元主体参与成为乡村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建构农村参与式治理模式应大幅度扩展农民及农村社会组织参与的范围,通过各种机制将多元治理主体纳入到参与治理农村公共事务的范畴中来,发挥农民在农村治理过程中的实际效能。     

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目标定位、传统模式与路径建构

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其关键是乡村秩序的建构,兼具政治性、群众性和效能性三重要求。委托代理模式下的简约治理与直接管控模式下的复合渗透是建构乡村秩序的两种传统模式,但其都缺乏对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行动主体和权力技术的精准关注。以县乡干部为主体,权威体制的"治理吸纳政治"是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最新实践路径,与日趋涌现的"一个核心,多元参与"、"党建引领、社会参与"等基层探索高度契合。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