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扬弃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实在论的视域及其意义

作为两种相互对立的解答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理论样式,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实在论共同分享着割裂个人与社会之内在关系的错误前提,并由此造成了无能于理解历史以及判定其未来走向的根本缺陷.通过确立“实践”的根本视域,即把个人视为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个人从事实践活动必须以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为根本前提,马克思洞见到个人与社会相互生成、相互诠释的本然性关联,从而扬弃了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实在论的两极对立.以此为前提,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中,并为科学论证“社会未来像”奠定了基础.     

为何反“左”出右、反右出“左”?

我党在七十年的领导工作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全党注意,这就是反对“左”的错误倾向后出现右的错误倾向,反对右的错误倾向后又出现“左”的错误倾向。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后来却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反对了这些“左”倾错误后,抗日战争初期又出现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1957年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后来却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等“左”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批判了“左”的错误,但在1986年和1989年却出现了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为什么会反“左”出右、反右出“左”呢?     

极“左”探古

极“左”探古冯士彦古代肯定无极“左”之名。但舍名求实，极“左”，古已有之。要不，儒家倡中庸之道，指出“过犹不及”，反对“矫枉过正”，便失去了针对性。如以尧舜为正，则“不及”与“过正”，皆失其道，非右即“左”。那么，商纣是右了，还是“左”了？答曰：“左...     

新知识·新信息

“三个代表”写进党章“三个代表”是防止和避免重犯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左”的错误的一种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次，“三个代表”写进党章，表明它是长期任务；“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仍然留在了党章里，说明它同样是长期任务。“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根本利益，包括经济利益，但不止是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比如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以后，不能只想到群众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其政治利益、政治权利。对任…     

引导非公组织参与军民共建 开创社会化拥军工作新局面

东莞市现有非公组织22500多家。其中，新社会组织1500多家，新经济组织21000多家。在新经济组织中，有民营企业12000多家，“三资”企业9000多家。非公组织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和重要的双拥资源。近年来，东莞市着眼于履行部省协议推进民政工作改革发展，在市直单位、镇街部门、村（社区）、学校、民营企业参与双拥共建的基础上，突出非公组织载体作用，深入发动非公组织与部队结对共建，全面推进社会化拥军工作。     

关于宗教工作“三句话”的哲学思考

江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三句话，即“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当前指导宗教工作的重要方针。 笔者把这三句话浓缩为“贯彻”、“管理”、“引导”六个字来思考，有以下认识： 一、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重在“贯彻”二字。这就要求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既不能“左”，也不能右。“左”了，会伤害一大批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会使他们想到“文革”那段错误教训，把党的政策与正常的宗教信仰对立起来，疏远了党和政府同他们的关系；右了，就分不清正…     

文化差异与执法差异

笔者从一个中国检察官到美国警察,又从美国警察成为中国高级警务教官,亲历了两种文化与执法模式的不同,撇开政治、历史因素,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思维差异不能不说是影响执法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比较容易走极端，比如非黑即白、非左即右、非对即错等，而西方思维方式则比较灵活多样，     

“宁‘左’勿右”思维定势成因探析

防“左”反“左”首先要破除“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而分析并掌握这种思维定势形成的原因,则是破除“宁‘左’勿右”思维定势的重要前提。本文在三个重要方面对其成因进行探讨:一是在国际共运和我党历史上形成的“‘左’比右好”的观念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向;二是认为“左”倾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比右倾更容易博得谅解和同情;三是建国后人们在“左”的氛围中生活了20年,体验深刻。持续不断的“左”倾思潮的猛烈冲击,在人们的头脑中层层打上“左”的烙印,从而形成“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     

中国共产党反“左”斗争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相对于右的错误倾向而言 ,其“左”倾错误的危害更大 ,往往纠而复生 ,反“左”斗争则成为党内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本文简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近80年的历程中反“左”斗争的情况 ,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屡犯“左”倾错误的总根源和社会历史、思想文化根源 ,并从五个方面总结和归纳了反“左”斗争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怎样看待“左”倾思潮的性质

“左”倾思潮的性质是什么?人们长期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宁“左”勿右成了人们政治生活的基本的思维定势。实际上,“左”和右一样都是立场问题,是站在一个事物的两个极端,实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背离。“左”尽管比右在认识上显得更复杂更艰巨一些,但它同右一样     

如何用好民间钱

一些披着民间融资“外衣”的非法集资活动已对金融乃至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影响。认清高利贷的真面目，防止陷入非法集资的泥潭，不仅关乎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转，也成为稳定社会、防范投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大民生和社会问题。     

教育的属性与社会公正

教育具有公共与私人等多元属性。社会公正是一个包含经济绩效、公民自由、机会平等和社会德性的多维复合体教育属性与社会公正之间存在复杂互动关系,张扬教育某种属性,实现某种维度的社会公正往往意味着带来另一种维度的社会不公正。推动社会公正前行,必须认识到教育的多元属性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多面性,超越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对教育政策的左、右之争,从功能视角探索符合国家属性和经济社会需要的教育公、私比例。     

彻底摒弃唯政治化思维方式

分析“左”的表现,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犯“左”的错误,与唯政治化思维方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从根本上防止“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摒弃唯政治化思维方式。     

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原因浅析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接连犯了三次“左”倾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探索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预防和克服“左”的错误，有利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原因浅析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接连犯了三次“左”倾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探索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预防和克服“左”的错误，有利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民营企业家有“十盼”

桐柏县工商联在开展“走百家，访民营”调查活动中，注意倾听民营企业家的呼声，收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经整理归类，主要有以下１０个方面的期盼：一盼社会共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目前社会上仍有许多人存在着“唯成份论”和恐私心理，错误地认为“一国有二集体，不...     

“三个代表”是防“左”的有力思想武器

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说: “三个代表”是防止和避免重犯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左”的错误的一种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次,“三个代表”写进党章,表明它是长期任务;“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仍然留在了党章里,说明它同样是长期任务。     

社会建设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新转向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为“四位一体”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一体的开启，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新的转向，这种转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执政理论从“稳定论”转向“和谐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从经济增长、解决温饱转向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执政方略从社会控制转向社会管理；改革重心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社会体制改革。     

“过密社会”视阈下警务工作思维的转变

城市人口过密化是社会现代化发展演进的结果，必然会产生“过密问题”。“过密问题”直接或间接衍生成警务事件，给警务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对“过密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问题导向”的研究；二是“过密社会”的研究。警务工作面临城市过密化问题治理的挑战。应从“过密社会”视角进行思维变革：一是突破警务主体工具性思维，主动走向主体间联合和合作；二是突破问题中心的治疗性警务思维，构建问题形成的链式预警处理体系；三是突破警务界阈限制思维，致力于社会系统良性运行。     

从文化传递看精神文明建设

恩格斯曾说：“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他批判了这种不科学的习惯，指出会导致人们的一种错误，认为想要的(即思维)就是需要的(客观性)，从而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真正认识他人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