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行政协议

区域经济合作。都是以本区域之间的政府协议为基础构架起来的。政府协议属于一种对等性的行政契约。具有一种准立法行为的性质，在区域合作中具有法制协调、化解纠纷与补充立法的功能。从我国行政协议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行政协议法制化最重要的方面是明确缔约的法律依据、推进和扩大公众在行政协议中的参与以及建构行政协议争端解决机制。     

区域合作中的府际契约:概念与分类

契约行政是当代中国区域政府间合作的一种模式创新,而府际契约是开展区域契约行政的制度支撑。从政府间关系视角看,府际契约本质上是一个府际治理问题,不能简单地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契约概念混为一谈,因为府际契约在追求目标、契约主体、贯彻原则和基本属性上,均与行政契约存在诸多差异乃至本质不同。本文根据签约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合作的不同领域,对我国区域合作中的府际契约进行了不同分类。     

行政契约的界定——公共利益本位论视野下的再思考

公共利益本位论认为行政法所体现和调整的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行政契约是行政主体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与相对人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它具有诸多特征,与单方行政行为和民事合同具有显著区别.在行政契约中,公共利益本位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行政和解的理论界定与适用限制

随着公域治理模式的转型,行政和解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对行政和解概念的界定,应当以行政争议为参照物,既包括行政过程中的和解也包括行政诉讼过程中的和解。就其性质而言,行政和解必须以双方的平等自愿为基础,其本质上是行政法上的一种契约行为。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和解涉及到公权力的处分,因此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都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     

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制度建构

李宝君、刘福元在《当代法学》2011年第2期撰文认为，非强制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依职权主动作出的，不以强制相对人服从、接受为特征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行政调解和行政信息服务等类型。依法行政原则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下运行，非强制行政行为也不例外。如何建立和完善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法律调控...     

司法权视野中的行政合同——以“行政优益权”为基础的分析

行政合同作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权力与合意的产物,实际体现为一种受行政权监督的契约关系,承载着双方的利益诉求。对行政合同的过程性分析可得出行政优益权浮现的径路,司法权对其进行调控的标准和限度可达致对行政合同的合法性审查。在传统的公益优先理论面临契约伦理的挑战时,司法权理应在司法最终性与行政自主性各自分工的理念下协调并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利益的平衡。由于行政合同制度的理论设计远远落后于社会现实需求,从司法审判的角度促进合作行政的发展,重新培育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信赖关系和利益关系,不失为实现良性的行政目标的又一路径。     

试论行政事实行为

事实行为一词引入行政法领域，滥筋于德国魏玛共和时代．随着国家职能扩张，行政活动随之增加．事实行为也属于一种主要的行为模式，在现代行政法中作为行政主体的一种行为形式已成共识．行政事实行为虽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它时行政相时人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在法律上为受到行政事实行为侵害的行政相时人提供救济的途径．     

重视研究行政相对人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行政法关系的第一要素。解决任何行政法问题，都要涉及到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又是双方的，传统行政法注重行政主体的研究，对另一行政法主体的一方--行政相对人的关注比较少。对行政法主体的研究侧重于一方，会导致法律关系主体要素的失衡。所以对行政相对人的关注，就至关重要了。 　　行政相对人是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即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影响其权益的个人、组织。作为法律关系的一方属于非常重要的范畴。它在行政关系中以不行使国家权力为其主要特征。首先，行政相对人是…     

外部行政契约与内部行政契约划分质疑

正在酝酿中的行政程序法已将行政契约纳入规范视野,但对行政契约的理论研究不尽人意,仅在行政契约的分类上就存在着误区。行政契约只能发生在外部行政领域,所谓内部行政契约是一种逻辑上的悖论。     

论行政指导行为性质及其分类界定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的柔软灵活的行政手段，属于行政行为范畴，也为经济法所重视。行政指导是一种权力行为，不一定具有“非强制性”。行政指导是一类特殊的权力性行政法律行为，产生法律效果，现实中往往异化为具体行政行为，其特殊性是表现为一种阶段性、过程性的行政法律行为。行政法领域中研究行政指导，有利于完善立法约束、程序控制和救济制度，以期找到行政指导在中国的“合法性”路径。     

行政区经济消解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现存行政管理体制促成了行政区经济,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发挥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作用,形成三方的协同共进。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是指基于政府内部行政权力划分的政府机构设置以及运行。表面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该主要立足于政府内部而展开,但政府并非真空存在,其与市场、社会有着重要关联。消解行政区经济,必须借助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立足政府、社会与市场之视域来考察。当代中国语境下,政府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试论对行政合同的法律控制

行政合同是从民事合同中产生的,与民事合同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说它是民法精神渗透行政法的融合物。但行政合同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它属于行政机关实施的一种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享有优益权。为了防止行政优益权的滥用,防止行政机关借用合同的形式损害公共利益或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对行政合同行为予以法律控制,将这种新型的行政方式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运作,促使其功能的有效发挥。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可行性

抽象行政行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它不但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又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作为后盾,行政机关抽象行为的不当,将更广泛地使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受到侵犯。我国现行对抽象行政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监督方式:行政机关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自我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行政案件对抽象行政行为穷行间接监督。由于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而以上的几种对抽象行政并为的监督方式都存在缺陷和不足。因此,当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抽象行政行为的侵害时,缺乏及时有效的法定程序使相对人获得救济。而从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严密的角度来看,都具有可行性。     

论行政补偿立法的目的

行政补偿是对行政机关合法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特别损害的弥补,客观公正地确定行政补偿立法目的,直接关系到对行政补偿范围、行政补偿救济的理解。从行政补偿性质上看,行政补偿立法目的在于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的保护。     

公安行政责任书性质辨析

从表象上看公安行政责任书,具有行政合同的某些特征,但从本质上看,公安行政责任书是一种假合同,它是公安机关进行内部管理的一种手段,是内部行政行为,对公安行政责任书的救济仍应以行政内部救济为主,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因公安行政责任书而引起的行政纠纷有可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潜规则”的行政文化论析

“潜规则”是一种隐性的却无时不在发挥作用的行政文化,是滋生哺育腐败的文化基础。“潜规则”行政文化表现为正式组织下的派别集团化、公共权力和价值的异化、行政行为的非程序化等,因此需要从制度、规范化行政裁量权、主体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和先进的行政道德理念的培育等方面加以遏制。     

我国行政给付制度的基本原则

行政给付指行政主体在公民失业、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其它特殊情况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政策的规定,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与物质有关的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我国行政给付制度的确立应遵循法治原则、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合理性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     

论我国行政补偿的立法模式

行政补偿是行政机关合法行为对相对人产权侵害的一种责任，在宪政国家，行政补偿制度由宪法予以规定。尽管我国宪法确立了行政补偿原则，但作为一项制度，仍有许多缺陷。在行政补偿立法时应该确定以权利保障为目的，采用集中立法的模式，对整个行政补偿制度作出基本规定。     

论我国行政补偿程序的完善

行政补偿作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平衡的一种机制，其程序带有很强的协商谈判的色彩。国外行政补偿有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两种，其中，行政程序以协商为主，司法程序以民事诉讼为主。相比之下，我国行政补偿程序更强调行政性，在实践中，容易对公民权益造成损害。应加强行政补偿程序的专门立法，同时健全现有法规，完善我国行政补偿程序，保护公民权益。     

论行政执法中违法询问笔录的证据能力

询问笔录是行政执法中常见的一种证据材料。当前,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询问笔录依赖。行政执法机关在获取此类询问笔录的过程中经常存在违法行为。对于行政执法中违法取得的询问笔录既不能一律否定其证据能力,更不能一律予以采信。除非行政执法机关能证明其所获取的违法询问笔录之违法行为系一种单纯的形式违法,应排除违法询问笔录的证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