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基本权利的民法效力

在传统宪法理论中 ,宪法只以国家权力作为约束对象 ,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不能适用于私法领域 ,但现代德、美等国宪法理论将宪法效力逐渐向私法部门拓展 ,这是现代宪法发展的普遍趋势。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由于对宪法的功能认识不清 ,在民事领域中如何适用宪法规范的问题难免存在简单化的倾向 ,即对适用的条件缺乏细致的分析。事实上 ,宪法规范在民事领域的直接适用是有条件的 :在普通法对具体事项缺乏相应规定时 ,司法机关可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条款 ,这时能起到填补立法空白的作用 ;宪法规范与其他法规范相冲突时 ,可以直接适用宪法规范 ,这时能有效地解决法律冲突的问题 ,维护法制的统一。     

基本权利冲突命题的追问与反思

基本权利冲突命题已为我国宪法学界普遍接受，基于不同的基本权利效力理论，学者们对该命题的理解大致可被归纳为以下三种学说，即“民事权利冲突说”“法律利益冲突说”与“人性需求冲突说”。就前两种学说的理论基础而言，无论是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抑或是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均挑战了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对抗国家权力的本质属性，误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法律利益相混淆，使基本权利成为直接或者间接约束私人行为的最高依据，从而模糊了宪法与部门立法之间的界限，背离了近代以来的立宪主义精神。而从人性的根本需求出发理解基本权利，则直接消解了基本权利的规范效力，使之成为一个单纯的描述性概念。在此基础上，基本权利冲突命题能否成立值得进一步追问与反思。     

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理论及在我国的实践

传统理论认为,宪法基本权利只存在国家与公民间的垂直效力,而随着时代变迁,基本权利开始被认为可以不拘泥于国家与公民间的关系,还能扩散适用至私法关系,在平等主体间产生水平效力①,即具备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本文试对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理论进行归纳梳理,并结合其在我国的实际进行相应介绍.     

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

人民基本权利作为宪法的主要内容,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却总是受到各方面的阻碍。本文以宪法基本权利在私法中的效力为视角,试图通过基本权利的私法化途径来解决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效力缺乏保障的状况。并在对国外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基本权利私法化的设计方案。     

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已成为世界性的一项宪政惯例。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是落实基本权利的必然产物，是维护人民主权、建设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文章认为我国现在已基本具备了实现宪法基本权利直接效力的主客观条件，特别是法律条件；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具有现行宪法和普通法律的充分依据；我国实现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应走“先公后私、先易后难、逐步扩展”的道路；最后提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五项制度构想。     

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法理逻辑与实现路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陆法系传统的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界限已经日趋模糊,越来越多的民事纠纷中夹杂着非平等和类权力因素。宪法中基本权利的调整范围蔓延至市民生活的领域,影响到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由此产生了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在宪法实践中,基本权利具有主观请求与客观法秩序的双重属性,由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引申出的国家保护义务理论构成了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理论基础。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可以从三个层面引入中国宪法建设的实践中:其一,在普通的民事诉讼中,不便直接援引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但是法院得通过民法中的概括条款或一般法律概念来传导基本权利的要求。其二,在将来具备合宪性审查机制的情况下,在宪法诉讼中,合宪审查机关得直接适用基本权利条款而对民事关系进行调整。其三,在立法中,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的形式贯彻宪法基本权利的精神,调整失衡的私主体之间的关系,确保民事法律关系的实质平等性。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适用性

公民基本权利与宪法权利基本同义 ,基本权利的司法适用是宪法实施的价值和关键所在。公民基本权利反映的是公民与国家或国家权力的关系。公民基本权利的性质决定公民基本权利适用的特征 ,私法领域并不宜直接适用公民宪法权利规范 ,刑事审判更不适用宪法权利规范。针对国家立法对基本权利的侵害 ,可直接适用宪法权利规范 ;针对其他公权力对基本权利的侵害 ,则可在穷尽其他救济之后适用宪法权利规范。当前 ,我国法院适用宪法权利的领域是有限的 ,通过司法解释适用宪法权利的方式是欠妥的。实现基本权利的司法适用 ,需要对现行法律制度的一些内容作出修改。     

我国宪法私法效力问题的基础认知——基于中西比较的立场

宪法的私法效力在西方被称为"私法宪法化",是宪法权利规范在司法适用中与私法规范发生效力碰撞所产生的结果,并已成为西方国家宪法和私法发展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宪法的私法效力在我国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内涵,原因是我国至今尚不存在产生西方国家"私法宪法化"的社会基础、宪法规范基础和司法制度基础。如果中国未来宪法与私法的发展形成了"私法宪法化"的制度基础与社会基础,则西方意义上的"私法宪法化"现象当然也会出现。因此,在相关制度设计上以西方国家相关问题的产生和讨论做前车之鉴是必要的。     

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区分及宪法对民法的影响

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在义务人、权利广度、权利保护强度和对义务人的道德要求方面有本质区别。基于这种区分，关于宪法私法效力的直接效力说固然在理论上有导致权利冲突和损伤私法自治的弊端，间接效力说一样有过度确认民事权利的缺陷，而且后者在理论上也有很多弱点，两说均不足采。在未立法化的民事利益的保护问题上，宪法不应当对民法有影响，宪法对民法的影响应当限于制约强者的方面，并可借助“国家行为”的理论结构来发展我国的法解释。     

论宪法基本权利在民事诉讼中的直接效力

理论上，在立法合法性的原则和宪法根本法的地位下，民事行为必须合乎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宪法权利条款在民事案件中的效力问题本不应存在。我们在此主要讨论的是：在民事案件中如何适用宪法权利规定，是直接还是间接适用？即，私人间的行为是否受到宪法基本权利规定的直接约束？ 传统的观念认为：宪法的效力是间接的，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宪法的规范具有原则性，且无制裁性规定，宪法只能通过具体立法实现不能直接适用。宪法条文也不能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直接引用①。但“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     

论公民环境权及其法律保障

公民环境权是一项新型基本人权,应该成为法律上的权利和公民实有权利。从其内容体系和性质分析,公民环境权是一种复合型权利,兼具公益性和私益性双重属性。全面构建公民环境权的法律保障体系,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确立公民环境权的完法地位;在环境立法中系统规定公民环境权的具体内容;公益性环境权应构筑以环境法和行政法为主的保障和救济途径;私益性环境权应构筑以民法为主的保障和救济途径。     

关于修改现行宪法的几点建议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 ,宪法的修改应该符合其内在的要求 ,必须慎重。我国宪法的修改目前有几个问题应当重视 :一是应当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私有财产权 ;二是应当在宪法中恢复公民的罢工权     

最基本的法现象不是权利和义务而是权利和权力——评童之伟著《法权与宪政》

童之伟教授在其专著《法权与宪政》一书中 ,大胆地提出了最基本的法现象不是权利和义务 ,而是权利和权力 ,并将权利权力关系命名为“法权” ,从而揭示了立法上的权力和私法上的权利这对矛盾 ,以及权利和权力分别所对应的义务 ,这是对“法权”概念的重新诠释 ,实现了对“权”和“广义权利”认识的范畴化 ,基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外法学界对“权”和“广义权利”的内涵、外延不能合理确定的问题 ,并从改善法学理论的状况入手 ,成功地打通了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同时 ,该书哲学思想比较宽厚 ,研究方法独具匠心 ,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崭新思路     

论宪法上的生命权

宪法上的生命权与民法上的生命权的性质不同,民法上的生命权属于私权利,只能对抗私人主体对生命权的侵害;而宪法上的生命权属于公权利,可以对抗国家权力对生命权的侵害。生命权的私法保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将生命权入宪,建立生命权的宪法保障机制。在现代社会,宪法上生命权的功能已由消极的防御发展到要求国家积极的保护,但并没有否定传统的防御功能。生命权的宪法保障不仅仅在于生命权的入宪,关键在于生命权的司宪,建立司法化的违宪审查制度。     

论宪法中人民主权与基本人权原则的沟通——以哈贝马斯的宪法有效性理论为视角

在宪法原则中，人民主权是逻辑起点，基本人权是终极目标。人民主权表征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本人权保证了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但在传统的理论中二者存在着何者优先的张力。哈贝马斯的宪法有效性理论认为，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形成于公民的自我理解，是主体之间商谈的结果，宪法的承受者同时也是法律规则的创造者。宪法中的人权与人民主权原则是同源的，是互为前提、相互证成的；人权使得人民主权的合法行使成为可能，人民主权在法律上的制度化是人权本身的要求。因此，宪法人民主权原则与基本人权原则之间的紧张可以通过宪法的有效性而沟通。     

关于建立民法自助行为制度的思考

现代法律关于权利之保护,以公力救济为原则,一般不允许私力救济。但有时难免对权利之保护不周,因此,法律容许一定条件下的自助行为。我国由于民事立法上自助行为制度的空缺,使某些民事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在民法上确立自助行为,对完善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更加充分地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从而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是非常必要的。我国民事立法应参酌国外相关法例,将自助行为确认为民事权利保护的一种特殊手段。并对其要件、行使范围及限度、使用方式、效力、监督和汇报制度做出规定。     

论公序良俗对宪法权利的保护——以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为视角

宪法实施的私法化,是通过将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具体化,使宪法权利包含的法律的基础价值准则作为公序良俗原则的重要成分,进而将私人之间侵害宪法权利的法律行为视为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从而对法律行为的效力判断产生影响。由于公序良俗条款含义的包容性以及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尤其是宪法权利的特点,决定了公序良俗条款发挥宪法实施的私法化的桥梁和媒介的作用,是宪法权利及价值纳入私法领域不可或缺的具体路径。我国宪法第51条和民法通则第58条之间的共同性,使宪法权利私法化不仅具有宪法上的依据而且具有实行的条件。     

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辨

宪法是一国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民法是对宪法在民事领域的具体化;但宪法又是公法,与作为私法的民法有本质上的区别。与此相对应,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在性质、内容和行使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别,但宪法权利功能的变迁又使其有影响民事权利发展的可能性。人权是整体法律体系的价值基础,人权入宪为宪法权利通过其体现的人权价值影响民事权利提供了法律基础,尽管如此,两者仍是不同性质的权利,宪法权利规范不能直接用于调整私人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对物权法草案合宪性质疑的理论回应

在法制发展史上,包括物权制度在内的民法是先于宪法产生的.涵盖了物权法的民法恰恰是现代宪法的精神与制度源泉.在结果意义上而非发生意义上,宪法具有在法律位阶上高于物权法等部门法的地位.宪法是以公法的身份借助国家力量对一切财产权利予以确认和保障,而在物权法所调整的私权交往领域,各类财产权利关系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主张应在物权法中规定公共财产的特殊保护,是对私法功能乃至宪法之公法功能的错误理解.     

论私人财产权的法律确认与保护

私人财产权指公民个人享有的财产支配权、投资权和收益权。没有法律依据和未经法定程序均不得对私人财产进行征收、没收、查封、扣押、冻结、限制等。目前对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的需要加强。应当通过对现有宪法、民法等部门法及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加强对我国公民、个体业主、私营企业财产权的全面、系统、有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