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证明的相对性

刑事证明既是一种认识活动,又是一种诉讼行为,因此,除了应该遵循认识论的普遍规律外,还应接受程序法律和证据规则的调整和制约。认识本身的相对性和刑事证明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可能达到与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完全一致、绝对真实的程度。基于刑事证明的相对性原理,应当重塑我国刑     

论专家证据的性质与地位

专家证据的主客观统一性、事实针对性和证明相对性的特点,决定了专家证据具有证据资料、证据方法的性质.由于诉讼的过程就是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现代诉讼中,一切事实必须用证据加以证明,这一观念早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裁判原则"或者"证据裁判主义"的诉讼原则.法官通过借助专家发表意见来协助其认定案件事实,专家证据就成为作为证据材料引入到诉讼中的必然,并且具有查明案件事实,解读其他证据,鉴别和认定其他证据的诉讼功能.     

论逮捕的证明要求

证明要求,亦即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对其含义有着不同的表述。有人认为,所谓证明要求,是指司法工作人员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１］还有人认为,所谓证明要求,是指对证明案件事实所使用的证据在质量和数量上的要求。［２］上述两种表述的基本含义是相同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涉及到“案件事实”和“证据”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后者主要强调“证据”这一内容。与此相适应,前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一般证明要求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后者则认为是“证据确实、充分”。在诉讼制度发展史上,不同类型的证据制度中证明…     

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考虑之要素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利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的程度”。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是否达到证明要求的基本准则，是刑事诉讼证据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更是每一个司法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研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完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试论刑事证明标准之重塑

刑事证明标准是在刑事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利用证据对争议事实或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诉讼阶段不同,认识的层次和阶段任务有所差异,这就决定了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笔者拟就刑事证明标准的重塑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进而有助于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一、刑事证明呈阶段性、层次性特点(一)刑事证明的阶段性所谓刑事诉讼阶段,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按顺序进行的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其直接任务、诉讼主体及其采取的诉讼…     

实体事实证明标准降低制度的建构与规制

一般性诉讼证明标准的确立,有助于统一司法裁判尺度,提升法律的安定性与可预测性。但是,一般性诉讼证明标准无法兼顾到全部诉讼案件的公正问题。针对其缺陷,可通过证明标准降低予以弥补。将待证事实为真的心证要求予以降低,可以起到减轻当事人证明责任负担的效果。证明标准降低的法律性质为证明责任减轻,不免除或者改变原来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降低,不是对一般性诉讼证明标准的否定,而是以其为前提下的例外规则,两者关系为“一般与例外”。建构符合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传统及实践的证明标准降低模型,除了坚持“一般与例外”原则外,还应设置严格的适用条件,即确因案件事实本身性质造成证明困难且致实体审理结果显失公正;同时,应对其施以程度和程序上的双重规制,在程度上降低的下限为盖然性优势（超过50%）,在程序上及时公开降低的心证过程及结果并允许当事人论辩与上诉,以防止恣意裁判。     

诉讼证明的盖然性范畴:功能与限度

在诉讼活动中,盖然性是一个体现证明过程基本规律、为证明推理提供解释框架的特殊范畴。盖然性判断不仅涉及证明标准问题,而且贯穿于诉讼证明过程的诸多环节。作为诉讼认识或然性程度的量度指标,盖然性范畴具有多方面功能,尤其是在构建证明度体系以及促进案件事实司法认定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基于诉讼认识的特殊性,这一功能存在着限度。     

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主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必须达到的要求或程度。诉讼证明的结果是裁判认定事实的依据和适用法律的前提,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任何诉讼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证明标准既决定着案件处理的宽严程度,同时还为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卸除证明责任提供客观依据。刑事证明标准不仅关系     

论纪检监察案件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对案件事实认定的评价尺度,其合理设置对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以及诉讼功能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监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纪检监察案件证明标准存在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与特有属性。构建纪检监察案件的证明标准体系,应围绕法律价值、多样性与灵活性等考量因素,以多元化、多阶段、一致性以及主客观相结合为原则,从程序上和案件最终定性上确定纪检监察案件证明标准的应然选择,从而形成多元又统一的证明标准体系。     

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正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必须达到的要求或程度.诉讼证明的结果是裁判认定事实的依据和适用法律的前提,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任何诉讼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证明标准既决定着案件处理的宽严程度,同时还为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卸除证明责任提供客观依据.刑事证明标准不仅关系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诉讼目标之实现,更是为司法办案人员提供具体程序操作的标尺,可以说,证明标准的科学性直接影响着刑事诉讼的公正与效率.     

司法公正与效率视野下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探讨

本文考察了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证明标准,指出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差异后,以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为支点,对传统上的“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提出质疑,主张建立以“法律真实”为诉讼价值目标,以“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为主,而以在一些特殊案件实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为辅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最后,文章还关注法学界和司法审判的最新动态,探讨了“盖然性占优势”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审判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及其应该注意的问题。     

认识论在诉讼证明问题上的适用

认识论在诉讼证明问题上是有效的 ,但其合理使命限于阐明诉讼证明的本性如何 ,以及由此本性所规定的诉讼证明的方法 ,诉讼证明的本性及其方法规定了诉讼证明可能达到的程度。诉讼证明的认识论因素规定了诉讼证明不包含任何绝对客观的规定在自身之中 ,所能达到的只是使人建立确信 ,作为政策选择的证明标准只能在此前提下予以设定     

英国法中司法认定作为证据的可采性分析-兼与美国证据法作比较

司法认定所依据的事实在随后发生的诉讼中有时会成为案件的争点问题，而将司法认定作为证据来证明争议的事实是否具有可采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不仅需要考虑不同类型诉讼的审判方式、证明标准，还要考虑公正、程序滥用等公共政策。英国普通法实践最先通过Hollington案在这一问题上表明了立场，然而随着质疑的产生以及英国法对公正性日益重视，法律改革委员会和刑事法律修订委员会渐渐抛弃了普通法所确立的Hollington规则，对包括先前定罪在内的司法认定作为证明其所依据的事实之证据是否可采作出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在同为英美法系的美国，因普通法实践及政策考量等方面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规定与英国证据法有所不同。     

徜徉于哲学与法学之间-“事实与证据：哲学与法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中国证据法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讨论主题范围的日渐扩展以及程度的不断加深,证据法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越来越难以通过法学这一单一学科予以解决,急需与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对话,在这一背景之下,“事实与证据：哲学与法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顺利召开。围绕“如何运用证据认定事实”这一问题,本次研讨会从“证据”和“事实”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司法认识论”、“事实认定的规则与方法”、“司法证明的标准”、“概率与证明”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精彩的观点交换与交锋,在讨论中各位学者既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也引出了许多有待深入研讨的话题。     

我国行政诉讼全面审查制度再思考——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态度分析

我国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采取怀疑或否定态度,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实行全面审查。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对行政机关的事实认定采取尊重态度,对事实问题采用宽松的审查标准。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诉讼一般不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都进行全面审查。我国应当重新思考人民法院的全面审查制度,对专业性和技术性强的行政案件,以及行政机关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决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对一般案件事实,如果法律规定以具备某种性质为要件时,审查行政机关对事实性质的判断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重大的或对当事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科学标准在社会和法庭科学证据中的应用

在当今的司法程序中越来越多地应用科学技术来证明争议事实,但这种应用也存在一些争议和问题。有关证据和证明程序规则的存在．在本质上,并没有同科学证据的应用和采纳在任何方式上存在冲突。相反,如果存在非认知性的程序规则,其结果是这样的规则应该被撤销。除了物理、化学、工程学和遗传学等“解释性科学”得以广泛应用之外,心理学、社会学...     

裁判事实如何形成

对于司法过程中的事实问题,始终存在着多种分类。大多数都是在静态意义上对事实进行划分;事实只有在司法过程中才有意义,事实需要在司法过程中进行动态的考察。从客观事实的发生、案件事实的陈述到裁判事实的建构,是诉讼参与人、法律规范、证据等各种因素整合的结果。裁判事实的最终形成是在法律理性主导下进行的事实演化;事实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静态意义上的分类并不是司法过程中事实的真实形态。     

Experiments in the Courtroom: Social Dynamics and Spectacles of Proof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Witch Trials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composite social context surrounding the “experiments” that were used to prove witchcraft accusatio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t demonstrates that legal proof was not imposed by elite legislators and judges, or fashio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oice of scientific experts, but was shaped through complex social dynamics in which the middling sort and petty gentry fulfilled a crucial role. Through this process, popular beliefs percolated into judicial proceedings. Members of influential provincial families were the social agents who reconstructed old supernatural methods of proof into innovative rational experiments, often replicating public displays of proof that helped bolster the criminal charges and provided a competing arena of evidence. The article claims that the judges' cooperation with these “experiments” might have been an endeavor by the official legal system to circumvent the threat posed by a popular grassroots alternative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system.     

中国刑事证据制度新象——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

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刑事诉讼活动首先就是收集、审查、判断、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在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案件才能得到公正处理。而建立和健全证据规贝。才能保证合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正确地审查判断证据,使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符合事实真相。因此,证据规则是否健全是体现一个国家诉讼制度民主化程度及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     

论刑事和解事实观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司法行为,以一定的事实为基础。刑事和解的事实观应当有别于普通程序的事实观,分为入案事实和出案事实。入案事实只要达到立案标准即可,出案事实定位为基本事实清楚为宜。同时,在刑事和解中也应当承认合意事实的存在。与刑事和解事实观相适应,关于破案和错案的观念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