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的实践构想

社区矫正是一种人道、有效、经济的罪犯处遇制度。对未成年犯适用社区矫正制度是现代刑事政策的重要趋势。从刑罚的教育性角度考察,监禁刑与罚金刑难以从根本上改造未成年犯的犯罪思想;从未成年人发展的角度看,在正常人生活的健康环境中进行改造,有助于减轻心理压力,增强重新做人的决心。我国应当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设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组织,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未成年犯进行行为矫正和心理指导。     

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的实践构想

社区矫正是一种人道、有效、经济的罪犯处遇制度。对未成年犯适用社区矫正制度是现代刑事政策的重要趋势。从刑罚的教育性角度考察，监禁刑与罚金刑难以从根本上改造未成年犯的犯罪思想；从未成年人发展的角度看，在正常人生活的健康环境中进行改造，有助于减轻心理压力，增强重新做人的决心。我国应当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设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组织，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未成年犯进行行为矫正和心理指导。     

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中的问题及完善

目前,全国各地普遍依托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框架,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存在着诸多不足。针对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法律体系、矫正项目、适用比例及适用范围等内容进行完善,以期降低未成年犯的再犯罪率,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中的检察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中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从法律意义上肯定了社区矫正在我国试行的成功经验。但是,随着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推行,一些深层次问题也暴露出来。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所遇到的法律依据欠缺、缺乏介入机制等问题与上述深层次问题紧密相联,严重制约了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完善。通过一系列措施完善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对推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开展和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具有重要作用。     

未成年犯人文矫正：理念、因由与实践模式——基于对未成年犯管教所的调查访谈

人文矫正注重未成年犯个人价值维护、个体权利保障与个性禀赋张扬。人文矫正脱胎于教育改造。对未成年犯实施人文矫正,是国内外刑事法律发展与少年刑事制度完善相互作用与影响的结果。为提升未成年犯的文化素养、思想涵养、个性教养、学识修养及艺术素养,全国各地未成年犯管教所创造了诸多有区域乃至中国特色的行刑矫正范式与经验。     

浅议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项目的类型化设置

社区矫正作为与监禁刑相对应的一种行刑方式,在对未成年犯的矫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区矫正起源于西方,西方国家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项目的设置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建立和健全我国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项目,可以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针对具有不同人身危险性程度的未成年犯设置不同类型的矫正项目.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体系探微

对未成年犯实行社区矫正是使未成年犯刑罚执行工作向国际化、人性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是由若干功能板块组成的动态系统。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的构建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     

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之探讨

未成年犯是一类特殊的犯罪群体,其处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青春期,具有心理尚不成熟、易结群、易冲动、渴望得到他人尊重、易受不良风气影响等特点。由于未成年犯其犯罪危害性低、有较强的可塑性、易于矫正等,将未成年犯放在社区内服刑,对其采取针对性的教育矫正方案,可以有效减少交叉感染率,降低自身的标签意识,预防其重新犯罪。目前,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存在制度构建上的缺失、执行形式化严重、教育矫正缺乏分类、矫正项目缺乏针对性、对违规未成年犯的处罚缺乏中间制裁等特点。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构建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制度十分必要。     

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犯矫治中的应用——基于循证矫正理论的视角

以引入社会调查制度为视角，结合当前在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运用社会调查制度推进循证矫正的实践探索，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论证在未成年犯矫治中引入社会调查制度和循证矫正方法的必要性，推动循证矫正理论的应用。     

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略论

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项未成年犯刑罚执行制度,有利于抑制未成年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状况.虽然我国引进该项制度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较多的问题,有必要对其加以改进.     

犯罪学视角下的矫正社会工作专业性和有效性分析

当前我国矫正社会工作教育主要采取福利服务模式，且面临专业性和有效性的考问。西方犯罪学不同流派提出了不同的预防犯罪策略。实证学派之后矫正恢复成为主流，矫正社会工作由此得以蓬勃发展。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矫正社会工作的有效性受到空前质疑，由此兴起的反矫正运动导致矫正社工发展严重受挫。20世纪90年代起北美循证矫正运动开始全面量化检验影响犯罪和再犯的因素，得出了若干核心原则和因素。我国矫正社会工作福利服务模式集中体现在上海模式上，但最终被迫与刑事司法进行融合。我国本土性循证矫正得出，有效矫正应建立在实证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与策略的结合上，这需要社会工作同犯罪学、法学和地方性知识的深度融合。     

轻罪刑事政策研究

轻微犯罪日益突出,然而对轻罪犯罪主体的打击、教育与挽救的质量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轻罪处罚制度的不足——这一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板块性缺损愈发显露,建立和完善有效的轻罪处罚制度已十分迫切。分析我国目前轻罪刑事政策的现状,并借鉴外国相关刑事政策,提出更加适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形势的轻罪刑事政策,更好地实现刑罚对犯罪分子本人和社会上有犯罪倾向的不稳定分子的预防功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刑事政策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调整措施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实体法有许多量刑从宽的规定,程序法中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规定,其都体现了从宽处理的倾向。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低龄化、暴力化、团伙化等趋势,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比例也在增加,如果一味从宽从轻,不利于对犯罪的预防和社会治安的维护。本文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行为及心理矫正的措施进行探讨。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及其成因

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犯罪绝对数呈上升趋势，犯罪性质逐步恶化，犯罪类型复杂多变，犯罪方式不断更新升级。一般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可分为物欲型、暴力型、淫乱型、团伙型四大类型。从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来看，既有社会根源，又有环境影响，还有其主观因素。     

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预防对策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低龄化、团伙性、暴力性的特点,分析其原因,既有家庭、学校、社会等外部原因,也有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等自身原因。要使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需要政府、社会各界及每位公民的共同关注与支持,营造和谐的氛围,创造全新的环境,并辅以完善的法律体系,构建多条社会防线,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宽严相济政策与轻轻重重政策的特征比较

宽严相济政策兼顾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基于对犯罪形成与发展规律的把握,强调区别对待,宽严相济,极为注重宽严并举与宽严救济,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公正与效率。而轻轻重重政策以保护社会的价值理念为主导,形成于犯罪日益严重的社会事实背景,强调宽严两极发展的思想与制度,从而轻者相对去之而重者移向中心,构成新的重重阶位的刑事公正与效率。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几个问题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是一种保护未成年人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犯罪,其犯罪对象仅限于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而且在数量上不需要多人。本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就是以暴力、胁迫、欺骗、诱惑等手段实力支配未成年人。本罪是目的犯,其目的就是使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本罪只要使未成年人置于自己或者他人的实力支配之下就构成犯罪既遂,而且存在未遂的可能。本罪是继续犯,有成立共同犯罪的可能。在本罪的罪数关系上,多数情况下是并合罪。     

关于我省未成年人犯罪的调查与思考

九十年代以来,吉林省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和案件数所占比重均较大,整体上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在犯罪成员的构成、犯罪意图的产生、犯罪的手段、犯罪主体的年龄、犯罪侵害的客体几个方面呈现未成年人犯罪的突出特点。不良微观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     

论我国经济犯罪刑罚体系的重构

以“依法从严打击经济犯罪”为指导,我国对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取向上采取了重刑主义,但是“厉而不严”的刑罚体系以其超量的刑罚投入却无法达到预定的理想效果,昭示出了现行刑罚体系的无能为力。应采取民事、行政、刑事制裁相协调,编织一张严密的法网,废除死刑,慎用自由刑,扩大经济刑的适用,完善罚金刑的执行方式,增设限禁或剥夺业务活动的资格刑等方式,重构我国经济犯罪刑罚体系。     

我国税收犯罪的状况、原因和治理对策

当今中国的税收犯罪现象严重,表现为犯罪率上升、偷税现象严重、发票犯罪危害大等几个领域.究其原因,既因纳税意识薄弱,也由于税收制度、征管方式和执法力度等方面存在的漏洞.针对这种状况,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宣传,完善税收体系,健全征管方式,也需要加强对税收犯罪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