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捆绑中国

比较而言,"房利美"和"房地美"还不是美国500强中举足轻重的企业,而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几乎成为中国最大企业的急先锋。"两房事件"对中国房地产界的一大警示是:突进房地产产业、政府哄抬房地产、房地产业自己也过分炒作爬高,总有一天会酿成惊天大祸。     

新思维:从调控到改革

楼市改革最重要的是"去投资化",使房地产回归居住消费属性,楼市改革必须跟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进行联动。对于新一届政府而言,楼市毫无疑问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上一届政府楼市调控的最后一棒"国五条",现实中正遭遇地方政府的"软抵抗"。尽管3月底的大限已过,但地方版"国五条"细则却并不给力。北京等10多个城市出台了不同力度的执行细则,但多被指缺乏实质性内容,而更多城市却是犹抱琵琶     

楼市不能轻言“救”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短期不景气,其实质是在房地产泡沫的制造过程中阶段性受阻。此时如果政府在金融、信贷等方面放手进行所谓的"救助",那就意味着支持房地产业可以继续吹大泡沫。     

房地产问题出路在改革

10年来的房地产调控之所以大多变成"中央空调",一些重要的体制和机制性因素造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不相容,是根本性的原因。首先是财税体制。从作用于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角度看,现行财税体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事权与财力不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二是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三是     

房产税迷局

在中国,政府对市场是负有某种隐含性的担保责任。一旦市场自我完善的代价过于高昂,并在政治上变得不能接受,政治的逻辑就会毫不犹豫地出场取代市场本身的逻辑。不管是开发商还是购房者,未来市场的目光都在盯着一只名叫"地产税"的靴子,等待它落地或者决定不落地。     

“救市”释放什么信号

<正>在房价"下行"(其实就是少涨点或不再涨了)的形势中,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明里暗里松绑原先的限购政策,进行"救市"。放开限购看上去可以免于指责。毕竟,限购本身就是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对人们的"市场权利"的限制。但问题不在这里,而是政府的"救市"情结。为什么总是想着要"救市"?不是说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吗?     

前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运动的发展及影响

"七七宪章"运动是前捷克斯洛伐克一些知识分子在救助被政府审判的音乐人的过程中发起产生的,但它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捷政府的"正常化"政策造成的社会矛盾以及70年代国际环境的影响.从1977年到80年代中期,"七七宪章"运动主要表现为"持不同政见者"活动;80年代中期以后.其成员发展成为政府的"反对派"."七七宪章"运动成员的"人权"和"地下文化"活动削弱了捷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最终造成捷共政府的垮台并促成了新制度的形成.但在转轨之后.由于其成员对新制度不赞同,因而其政治影响力逐渐衰弱.     

阻击“土地食利者”的税政之困

在已严重透支未来的土地市场上,"税收调控"不应限制供给,而是要挑战既得利益。在地方政府看来,中央政府掌握金融调控的手段,只需要提高利率和开发贷门槛,同时把房地产信托公司"一锅端",那么多数中小地产商必死无疑。相比之下,地方管控的土地增值税不过是"一揽子"措施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项。     

调结构转方式的基本思路

<正>2010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为调结构创造了很大的空间。首先,2010年的全球经济复苏及过去一年来我国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在2010年将继续显现,"保八"不在话下,就是说政府在刺激短期经济增长上不用再多使力,从而可腾出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财力抓结构调整、促方式转变。其次,后危机时代的国际形势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困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具备了社会保险制度"再分配性"和"政府主导"的特征,破冰的关键在于——改"自愿原则"为"强制原则",明确政府的管理、财政投入责任。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构建“阳光型政府”

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以来,"阳光型政府"正处在逐步构建之中,但随着人们对政府信息知情权的保护意识逐渐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也亟待调整和扩大,条例虽然明确列举了公开范围以及不予公开范围,但在实践中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明确"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主动为原则,申请为例外"的原则十分重要。     

中国能否走出房价暗战漩涡?

预测房价走向和预测股市走向一样危险。政策市的优点是政府可以从其获利,但缺点则在于政府因此要承担无限责任。为此,比如北京城,已经用事实传递出一个新的信号。     

决策者认知决定房价走势

房价上涨不是不可控而是不控制,有关方面甚至是在有意推涨,但房价上涨的基础是虚弱的、危机四伏的。以保增长为由频频增发的天量货币,俨然成为房价持续上涨的最重要支撑,而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则成为要素市场价格混乱之源,到底是要保谁的增长呢?地方政府的职能蜕变,使其远离了民生关怀和公共服务,而只对通过征地、拆迁等房地产投资和造城运动情有独钟,成为利用权力追逐金钱和GDP数字的经济动物和官府地产商。     

中国经济轻踏“减速板”

虽然国内通胀风险高企、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或降临、"钱荒"危机致中小企业开始出现倒闭风潮,但由此断言中国经济"硬着陆"仍是有点为时过早,短期内中国经济陷入滞胀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下半年经济增长仍将保持平稳。     

物业税再启航?

只有通过征收物业税来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财产分配不公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利益需求。     

“十二五”规划,再造中国

制定一个好的"十二五"规划并不困难,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能否突破。2003年,政府已经提出了政府转型,但政府转型和其自身利益问题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政府自身利益倾向形成的非局部性和非个别性,加深了     

告别暴力

社会暴力为什么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市场的手段,即等价交换;有法治的,司法来裁决各种纠纷;有政治的,以政府权力来进行管制或"自由裁量"。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方式多多少少都出现了问题。市场竞争中有欺行霸市;司法裁决有时得不到尊重和认可;政府权力亦不时扩展"自利性",与民争利,在推动一些工作的时候甚至有借助灰色力量(包税、社会"闲散人员"等)的现象。     

关键是保证群众参与

(2007年12月上《喝水的权利》)政府对农村修水,一直不如对修路重视。比如农村修路有"村村通",国家统一给补助,但修水就没有"村村通"。中国的西部省份普遍缺水。新中国成立50多年了,一是因为资金等原因,有些地方的政府从来没解决过;二是有些地方的政府或村集体自行解决了,但解决得不彻底,工程半途而废,老百姓重返缺水状态。     

从日本城市化中的政府调控看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的法治化路径

日本城市群的发展汲取了欧美的教训,取得了跨越式进步。但在取得成就的历史过程中,日本也曾经历过"城市病"阶段,其政府的有效调控措施,对城市群的系统化起到了极其关键的推动作用。日本政府调控的核心经验是依靠法治路径,这一点对广州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在政府引导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严格遵循法治化的思路对城市化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予以解决,依照法治路径积极全面地履行政府责任,营造一个国际商贸活动能够有序发展的法治环境,是广州定位"国际商贸"发展城市化,并提升与强化自身作为"国际商贸中心"这个地位发展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如何认定盗掘古墓葬罪中的“多次”及规范“鉴定意见”

尽管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对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其对象的特定性和复杂性,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对于"多次"及"鉴定意见"仍存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