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风险相关社会主体间的认知差异、成因与规避

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关系到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而公众与不同社会主体往往对科技风险的认知程度和结果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公众与科技专家的认知差异、公众与"专家-企业"共同体的认知差异、公众与政府的认知差异。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科学技术的不同相关主体在科技风险认知中各自的不同特点和利益目标。厘清认知差异及其成因有利于构建科技风险认知差异规避机制,以促进科技战略的实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腐败风险及其原因

识别和预防腐败风险是维护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根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容包括民生类的准公共产品与服务类、行业性服务与管理类、行政性事务与管理类。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各主体(包括政府机关及其相关部门、承接方和第三方评估监督机构等)都有可能参与腐败。防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腐败风险,必须综合分析各主体的主观动机,重视政府权力转移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制定科学严密的风险防控机制,从源头上杜绝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社会组织之间形成内外联手、利益输送的可能性。     

“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探析

城市风险治理体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治理主体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结构,不仅需要政府准确、及时地制定公共政策,还应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到城市风险治理过程中。"互联网+"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搭建了良性互动和有效耦合的平台,"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互联网+"思维,畅通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网络平台与渠道,构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科学制度体系。     

风险社会下网络舆情的风险沟通研究——以天津8·12大爆炸事件为例

风险社会下,网络舆情已进入国家风险治理的重要议题,风险沟通对网络舆情的疏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天津8·12爆炸事件的网络舆情给风险沟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启发建立政府、媒体、公众三位一体的整体性风险沟通架构,通过畅通官民沟通、形成协同作战、实现沟通地位平等等策略来提供一条有效的网络舆情风险沟通的路径。     

风险差异、空间基础与社会反应：特大城市的风险放大路径——基于43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特大城市不但存在各类风险隐患，还面临风险放大的挑战。既有研究从“社会主体、文化情感与媒介传播”等方面分析了风险社会放大过程，但忽略了风险的内源特征与空间基础，缺乏全链条的过程化探讨。本研究引入风险“内源性、空间性与社会性因素”的三维分析框架，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特大城市的风险放大现象。研究发现，特大城市发生风险放大的可能性排序为“社会安全>公共卫生>事故灾难>自然灾害”,存在“社会助推、响应失灵、空间脆弱与外力塑造”四种路径。风险放大以内源性和空间性因素为充分条件，以社会化过程为必要条件。初始风险越严重、社会反应越强烈、空间基础越薄弱，风险的放大概率越高。“媒体报道、公众关注和人口集聚”是风险放大的三个促进变量，“政府响应”与“物质基础”则可能发挥阻抑作用，政府响应差未必直接导致风险放大，但有效的政府响应能阻抑风险放大。建议特大城市政府重点预防社会安全和公共卫生风险的放大，关注风险严重性、媒体关注度与公众注意力等因素，提升政府响应效率与基础防御能力，实行差异化防控政策。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视角下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困境及对策探析

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问题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人文问题。从科学主义视角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存在学科惯性并且容易被利益掣肘,风险归因理论和风险界定方法具有局限性,科学评估指标及评估模型具有刻板性,以及评估过程中专家与公众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陷入"信任危机"困境;从人文主义视角看,由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人性的自利性与脆弱性以及个体认知风险的差异性,使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陷入"利益冲突"困境。为了有效克服双重困境,在评估主体层面,应重视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完善专家的责任追究制度;在评估方法层面,应以社会民意调查为基础,注重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在评估内容层面,应灵活运用评估指标,建立特殊化模型;在评估过程层面,应强调风险信息的双向流动,实现专家与公众的认知统一。以人为本,在人文主义基础上进行科学评估,以此提高公众对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的可接受性。     

网络参与道德风险与治理策略

网络参与是公众获取信息资源、行使民主权利的新渠道,是政府展现执政形象的新舞台。但作为虚拟技术支撑下的参与方式,网络参与同时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潜存着道德自觉弱化、理性表达缺失、道德底线崩塌的可能。网络参与中的道德失范,对网络空间与实体社会的秩序、公众的合法权益、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形成了威胁,增大了执政风险。作为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政府理应加强对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反思,基于建构理性的网络参与法制、机制和文化等思索,探寻实现网络参与"道德化"的有效路径。     

算法推荐意识形态属性的生成逻辑、风险及治理

算法推荐正在超越人工智能的技术范式,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新兴权力,这一权力形态在资本逻辑加持下,已经开始扮演起意识形态的角色。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属性不断僭越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识生成、认同建构、价值凝聚和议题设置,以致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功能或被遮蔽的风险。规避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需要推动政府、平台、算法、公众、媒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在社会主体层面、算法技术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的共管共治,形成协同治理的局面。     

国际清廉评价话语体系认知与中国清廉评价话语权建设——以公众感知与政府自觉的耦合为视角

政府清廉度评价即腐败测度,在一些国际组织的主导下,已形成主观评价、客观评价和主客观综合评价三种不同维度的评价话语体系。本文从评价理念、评价内容、评价规范、评价技术、评价结果应用"五位一体"的话语结构,系统剖析了主要国际清廉评价话语体系的特征与不足,指出了国际清廉评价组织话语权的虚伪性,并结合我国清廉评价话语体系成长的实践,提出应将公众感知的清廉主观印象与政府自觉的清廉努力形象有机结合起来,厘清中国清廉评价话语权建设的正义基础、先进理念和科学路径,构建既有利于鞭策政府自主反腐败,又有利于增强公众获得感的中国政府清廉评价话语体系。     

新媒介环境下的舆论引导及其策略

在新媒介环境中,公众分散的话语通常借助网络、手机短信等载体集中表达价值取向,形成强势舆论,并反制具有控制色彩的话语宣传。作为舆论引导主体的政府和媒体既要正视现实,又要树立正确的价值原则,采取积极有效的舆论引导策略,真正成为建构和谐社会、保证社会信息良性传播的重要管理者。     

风险社会背景下政府发展衡量指标探析

现代社会,各种风险威胁日益凸显,人们更加向往安全,这对政府发展提出了新的衡量标准.从保障公共安全和维护社会和谐出发,对风险社会中政府发展的衡量标准可构想为:四项总体街量标准,即政府的合法性、有效性、回应性和适应性;三项基本指标,即政府能否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发展、能否遏止发展中的副作用、能否满足公众的安全需求;政府发展的具体指标是能否提升政府的相应能力,即增强合法性、回应公众安全需求、适应新挑战、促进安全发展、进行安全决策、实行安全监管、防范风险和处理危机、公正分配价值和风险、维持社会和谐及善于合作治理等方面的能力.     

公共领域对话语空间及舆论方向的影响与作用——以大光明电影院事件为例

1930年代,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不怕死"事件,客观上促成了国民政府、民族资本、左翼知识分子、中共地下党等形成基于民族主义认同的一致战线。公共物理空间聚集所激发的话语空间鼓噪,是现代都市才可能出现的群体性现象,是现代性在公共空间的凸显。电影院作为主体间交往的空间和场域,使上海的现代公众意识得以释放,公共空间延伸至媒体空间的公共辩论,形成公共舆论,促成了相关制度的形成和实施,进而导致政策和法律的长期推行,最终塑形了上海的文化公共领域。在今天的互联网碎片信息网络中,如何平衡公共领域,正向引导、树立舆论环境,促成社会和谐发展成为新的社会课题。     

公共文化投资项目:内涵、特征及其风险

加快公共文化投资项目建设是推进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途径。公共文化投资项目是由政府、企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为了满足公众的文化需要,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一系列资源投入活动的总称,其主体分为政策主体、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三个基本层次,具备公共性、公平性、差异性、动态性、风险性等典型特征,面临着融资风险、运营风险、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等风险因素,对此可以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法、实物期权法进行风险分析和风险规避。本文在对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基本内涵、典型特征、风险评价等基本问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对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研究的若干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大众传媒与化解社会风险

对大众传媒与化解社会风险之间相关性的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传媒的作用,有利于消除各种隐性或显性风险,缓解社会张力,促进社会和谐.政府对其积极作用应加以合理利用,通过议程设置犟握话语主导权,使大众媒体尽力避免传递、扩散可能影响社会稳定、造成心理恐慌的风险信息.并通过完善现有法规、加强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等措施对大众传媒进行合理监管.     

社会风险类型及其治理方式分析

工业社会在消除传统风险时也产生了更多的风险,根据风险是否可国家保险分为可保障型与不可保障型。对社会风险识别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防范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与个体化使家庭保障消解,国家具有抵御社会风险的责任与能力,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可防范与短缺经济相关社会风险,但对源于工业社会内部的人为制造的如核辐射、环境恶化等社会风险力不能及。只有建构多元主体参与风险防范与治理体系,依靠跨国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监督公共政策执行,防范与治理人为社会风险。     

刑法公众认同的新倡导:从概念到实践意义

刑法公众认同,是指一国刑法时空效力所及范围内的大多数人即公众对刑法规范及其实践运行的正当性和效力性等的认可与赞同。主体广布性、社会共识性和相对稳定性分别构成了刑法公众认同的主体性特征、价值性特征和存在性特征,而且这些特征相辅相成和相互说明,刑法公众认同之本质即"价值共同"。通过型构对话型刑事话语系统、响应共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和加强对刑法的信仰,刑法公众认同就会突显其在当下的重要实践意义。     

法治社会第三方评价:体系、实证与审视

法治社会评价是可量化的社会正义,评价赋予法治的生命力。基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命题,从法的运行的全流程视角,构建涵盖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等四个维度,包括客观指标和专家评议、公众满意度等主观指标相结合的法治社会评价体系具有科学性与可行性。运用这一体系在广东省的实证研究显示,2015年度"法治广东"指数为75.23,其中:客观指数(85.90)与公众满意度(54.18)及专家评议结果(72.19)反差明显。审视这一现象,应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明确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有效提升地方政府"法治满意度",同时,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价主体,增强法治社会评价的公信力。     

提升应急管理风险沟通能力

风险沟通是人们就"与风险有关的信息"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过程,风险沟通是应急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专家与决策者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以及专家与公众之间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好的风险沟通可以实现及时准确的传递信息,有助于决策者科学决策,也有助于公众理性应对风险,而不引发恐慌或激化事态。     

论廉政前端风险的形成与管控

传统观点认为廉政风险存在于公权力运行体系之中,但却忽视了个体社会化进程中自我控制能力的养成、社会观念的隐性储备与准"腐败"行为首次生成等变量对最终腐败行为的作用机制。完整的廉政风险应由前端风险与本体风险构成。公务人员入职之前的个体社会化失范所引发的对个体犯罪性的高度盖然性是廉政前端风险的风险源。因此,有必要从家庭、教育、文化、准入四个层面进行廉政风险干预,防止个体犯罪的盖然性转化为廉政前端风险。     

风险社会邻避困境的化解:以共识会议实现公民有效参与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风险、各种风险叠加的风险社会,公共决策因之变得更加困难,因邻避设施建设而形成的邻避困境充分显示了公共决策的困难性。本研究针对目前正困扰政府治理的邻避问题,认为邻避决策实质上是对利益和风险进行分配的一种风险决策。在对风险认知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政府封闭式的决策模式、公民利益诉求表达不畅以及专家遭遇社会信任危机是导致我国邻避困境的主要原因,化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有效参与,通过理性对话打破邻避设施"建与不建"的冲突困境。而共识会议作为一种科技风险的民主治理模式,强调公众与专家平等、充分地理解和对话,是实现公民参与的一种有效形式,对化解我国的邻避困境将有着重要助力。